電影《中國合伙人》中：鄧超飾演的留美青年孟曉駿，面對黃曉明飾演的成冬青的創業邀約，他喊道：“我留下來跟你混。”
　　
　　這是真事。
　　
　　當年新東方初具規模，俞敏洪想要拉大學同學徐小平、王強、包凡一回國合伙。為“誘惑”昔日室友們回來，俞敏洪每日非常大方地花美元，想讓同學知道在中國也能賺錢。三位同窗果真就放棄了在國外順風順水的事業。
　　
　　不過，三個人回國的真實原因，俞敏洪也是事后才知道。“我們回來，就沖著你大學四年為我們打了開水。所以你有飯吃，肯定不會給我們粥喝。”
　　
　　事實上，與畢業時分的依依不舍相比，只有經歷過歲月的刻痕之后，你才能真正明白，當初的“好室友”對于你的意義。
　　
　　周國平和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同學故事，發生在更早時期的北大。他們是共同就讀于哲學系的室友。郭世英床頭的一本《牛虻》，開啟了周國平的文學閱讀之路。這類世界名著，如《麥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在當時，只是內部發行，并且只有具有一定級別的干部才有資格買到。
　　
　　回憶同學少年歲月，周國平這樣說：“我從與郭世英的交往中學到的東西，遠比哲學系全部課程所教給我的多，當然也更本質。如果沒有世英，這條路上的風景會遜色得多。”
　　
　　室友真的有救命之恩
　　
　　這是一個在“最陰暗角落里，再度開花”的名人故事。主角是寫出《睡在我上鋪的兄弟》的高曉松。
　　
　　高曉松因醉駕而入刑時已經42歲了，但在同屋56歲、被判7年徒刑的一位“大哥”眼中，無論年齡還是刑期，他都是“小弟”。牢中伙食清淡，除了饅頭，只有清水煮白菜、清水煮茄子、清水煮土豆，這位大哥把珍藏的一小盒醬豆腐全送給他。“大哥”以“往自己傷口撒鹽”的方式每日開導高曉松：“大哥7年都熬得過，你6個月擔心個啥。”高曉松后來說，坐牢那半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同學還曾救過同學的命。楊振寧和鄧稼先其實做了多年的“好室友”，從戰時在西南聯大，聽著“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的歌曲起，同為安徽老鄉的兩人便每日一起論辯量子物理學，后來又一起赴美留學。
　　
　　畢業后，鄧稼先回國造氫彈，楊振寧留在美國研究量子物理。1971年，楊振寧第一次訪問大陸，提出想見鄧稼先。時值“文革”，鄧稼先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正在青海做“牛鬼蛇神”被群眾批斗。后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鄧稼先因此被“放”，回到北京與楊振寧敘舊。
　　
　　幫追女孩，也幫帶小孩
　　
　　他曾是中山大學校長，他曾留學日本，與朝鮮皇族公主相戀；他曾是中共黨員，也曾是孫中山的秘書；他在日本和一位室友共同愛上一名日本女子，他和這名日本女子生下一子，因怕老婆發現，又將兒子過繼給了上述室友。
　　
　　他是戴季陶，他的好室友叫蔣介石，故事中的“兒子”叫蔣緯國。
　　
　　死敵與“死黨”
　　
　　股神巴菲特在哥倫比亞大學念書時，常與室友克萊德互相嘲笑。克萊德說巴菲特：“你的球鞋太爛了，你的T恤太土了，你的外褲太長了，你的內褲太臭了。”
　　
　　巴菲特馬上回擊：“你的內褲不臭，可是你的考試成績實在太臭了！”
　　
　　如此“人身攻擊”下，兩人的友情維持了一生。這位后來成為巴菲特一生“好基友”的克萊德，其實是在大學第二年才“替補”成為巴菲特的室友：巴菲特的前任室友非常用功，看到巴菲特日日在眼前閑逛，考試成績卻比他好，最后他實在看不下去了，干脆搬走了事。
　　
　　只是，按照當今的標準看，他其實也是巴菲特的“好室友”：感謝這位看不慣巴菲特的聰明、憤而搬走的室友，當年對巴菲特的“不殺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