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龍從小武行到大武行，從小演員到大明星，一共用了十幾年。成名意味著什么？“你想想今天你拿300元錢一天，明天你有150萬元的現金在口袋里的感覺是什么？”成為超級明星之后，認識財富對自身的影響，也許是更重要的話題。
　　
　　孩童
　　
　　我是1954年4月7日這天出生的，是父母的獨生子，他們給我起名叫“陳港生”，意思是“出生在香港”。
　　
　　我父親陳志平是山東人，英朗帥氣。他3歲的時候隨家人到上海，陳家在當時是受人矚目的大家族。成年后，我父親和另一個名門望族的女兒結婚并育有兩個兒子。日本侵略中國時，上海失守，父親不得不放棄家里所有的東西，甚至被迫離開妻兒。
　　
　　我母親陳麗麗此時也在上海，她出身貧窮，也結過婚，丈夫是被日本人炸死的，之后帶著兩個女兒逃難。家里沒錢生活，她靠賣點鴉片換錢。我爸那時候是國民黨，在海關工作，抓到我媽媽，從她身上翻出少量鴉片，再看她戴著個蘭花，知道她剛剛死了老公，帶著兩個孩子不容易，就放她走了。后來局勢越來越糟糕，我父親帶著母親上了去香港的輪船，安全到達香港后，馬上結婚，于是有了我。
　　
　　我父母在新移民中非常幸運，他們來到香港不久就找到了工作，受雇于法國駐香港大使。父親成了大使的廚師和勤雜工，母親當了看門人。
　　
　　我出生時重12磅，父親后來說，他從沒見過這么大的嬰兒，于是和我媽給我起了個綽號，“Paul”，中文的發音就是“炮炮”，這便成了我的小名。
　　
　　我的出生讓家里付出了巨大代價，父親因此希望我能成才，對我要求也特別嚴格，每天天還未亮透就拉著我起來鍛煉。先來到洗衣房往臉上和身上潑冷水，為的是讓我迅速清醒過來，接著開始體能訓練，跑步、舉沙袋、做俯臥撐，并且花上好幾個小時練武術。
　　
　　我那時年紀小，很難體會我爸的良苦用心。我不喜歡去學校上課，在學校我會不斷地惹事，老師很無奈，最后在我脖子上掛一塊牌子，說明犯了什么錯誤。譬如，“這是一個吵鬧搗蛋的小孩”，或者“這個小孩把所有的書都丟了”，我爸媽意識到我不是讀書的料，就把我領出學校，重新回到過去的生活。
　　
　　這時，一封給法國大使的信成為我們家的轉折。父親的烹飪技術和母親的管家能力給大使的朋友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新的工作機會來了，有點好得難以放棄。其中一份工作是去澳大利亞的美國大使館任廚師長。但是去澳大利亞做事意味著必須放下家庭，我父親請他的兄弟們喝酒，聽他們的意見。在他朋友們的建議下，父親決定把我送到于占元師傅的中國戲劇學院學習。這一待就是10年。
　　
　　門徒
　　
　　去學院的這天，我換上了最好也是最喜歡的一套西部牛仔服，戴上帽子，拿起塑料的六發射手槍。現在我還保存著穿著這套衣服的照片。
　　
　　領著我們一家進來的是一個十多歲的男孩，叫元龍，是學院里的大師兄，這位大師兄就是日后紅極一時的武術指導、導演洪金寶。我爸爸、媽媽要去澳大利亞工作，一走沒人照顧我，只有這樣的學校可以住校。當時簽了10年的合同。這是一份嚴酷的合同：合約上說，師傅有權得到徒弟掙來的錢，可以懲罰孩子……直至死亡。
　　
　　進入戲劇學院，師傅給我起了一個藝名“元樓”。大師兄來學院時間最長，排位最高，我當時是最小的，新來的學員，排在所有人的后面。
　　
　　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天下午正在訓練的時候，有人來訪，是一對帶著小男孩的年輕夫婦。我們心里都很明白，又來了一個新學員。大家正在做特技訓練，小男孩抵擋不住誘惑，我示意他過來試一試。他模仿元龍做了一套復雜的筋斗，其他孩子尤其是大師兄心里不爽，顯然是沒能給新來者下馬威，倒讓人家出盡了風頭。
　　
　　對于師兄們來說，接下來的事情一定是“復仇”。晚飯后，趁著師傅師母外出。師兄元龍和元泰找碴兒，我挺身出來護這個小師弟，挨了元泰幾巴掌，鼻子出血。幸虧師傅回來，才阻止了這一切。小師弟充滿感激地從兜里掏出一顆糖，放進我的嘴里。直到幾周后，我才知道他叫夏令震，師傅給他起的藝名叫元彪。
　　
　　我很快適應了學校的規矩，平靜地過著生活。父親從澳大利亞回來看我，他和母親請學院所有師生吃飯，席間我父親提出一個令人驚訝的建議，讓我明白了他的舉動。他要帶著我母親到澳大利亞去共同奮斗，因此請師傅收我為教子。
　　
　　一天，師傅把我們所有學員召集起來，宣布將選出7個人進表演劇團。元龍、元泰、元華、元武、元奎、元彪還有我入選，成為日后聞名的“七小福”。
　　
　　我們簽的合約逐漸到日子了，學院的活也越來越少，師傅所依靠的表演機會正在逐漸消失，這時，與我們一起長大的“福星”基本都離開學院了，各自去闖蕩。我向師傅說了自己離開的想法，師傅默許了，他只說：主意已定，必須身體力行，我希望你好。
　　
　　出道
　　
　　17歲，是青年階段的黃金時期。我在這時離開了戲劇學院，獨自踏入了熟悉又陌生的社會。
　　
　　20世紀70年代，香港最大的影業公司歸邵氏兄弟所有，他們是香港最初的兩位巨頭，有自己的電影城，從道具棚、音響、舞臺到提供給邵氏公司簽約演員的宿舍。
　　
　　當時對高級特技人員會用一個詞語來形容——龍虎武師。要想成為這樣的人員，就得去做一些高難度特技動作。
　　
　　一天要拍攝一組鏡頭，表現劇中男主角越過陽臺圍欄背向摔下，需要完成空中轉身，雙腳落地，警覺地準備開打。這類墜落大多數是在一根細鋼絲的幫助下完成的。
　　
　　那個導演真的很笨，他提出一個瘋狂的要求，下墜不用鋼絲，武術指導果斷地拒絕了這個提議，他不希望我們自己的人有任何閃失。
　　
　　在他們討論的時候，我一直在旁邊思考這個特技的可行性。成功的關鍵在于時間，我當時就認定自己能做到，而且會成功。
　　
　　證明自己的時候到了，隨著“開拍”指令的下達，我在頭腦中飛快地計算時間，在空中平穩地扭轉身體，頭部朝上，看快到了地面，使雙腿及時地落在地上，在挺直身體的時候，打了踉蹌。導演大喊成功了，并興奮得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大家很激動，當然我也獲得了“龍虎武師”的稱號。
　　
　　1978年，思遠公司拍攝電影《蛇形刁手》，大膽起用武師出身的袁和平為導演，并由我擔綱主演。結果《蛇形刁手》大獲成功。我注意到，有人知道了我的名字，外出時也會被人認出來了。
　　
　　不久，袁和平與我商量，制作一部有關黃飛鴻的新片《醉拳》，我們將《蛇形刁手》成功的模式在《醉拳》中合理完善，影片中，添加了狂放的特技，鬧劇式的滑稽表演，以及富有喜劇色彩的啞劇，甚至正劇。
　　
　　《醉拳》之后，我第一次真正體會到做名人的感覺，吳思遠支付給我5萬港幣的報酬，這遠遠高于之前承諾的每部片子3000港幣的報酬。這比我一輩子見過的錢還要多。
　　
　　成功
　　
　　突如其來的名譽和財富對人有很多影響，我是深有體會，一成名自己也糊涂了。你想想今天你拿300元錢一天，明天你有150萬元的現金在口袋里的感覺是什么？那時我就去買鉆石，買手表，買汽車。真的，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時間完全被蒙住了雙眼。通過做慈善改變了我的做人，讓我變成踏實、低調、包容的人；在玩古董的時候，又讓我對文化有了新的認識。
　　
　　其實我也不懂什么是真古董、什么是假古董，也被人騙過。經歷過這些之后，發現整個人變了，看事、看物也變了，奢侈品對我已經沒吸引力了，鉆石表、名車、豪宅對我來講都是身外物。慢慢我才知道，原來現在我所收藏的這些東西才是最有價值的，但這個價值，不管我、你、他，還是全世界的人，都是暫時擁有，所以最好讓它們回歸社會，充分發揮物質背后的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