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從學校回家的路上，我病了。這個女人幫了我，她叫漢娜•施密茨，是一名有軌電車售票員。當時我吐了一地，她走過來，掬起一捧清水給我洗臉。我看著腳邊的污穢羞愧難當，禁不住哭了。她吃了一驚，緊緊地抱住我。“小家伙”，她這么叫我，輕柔地，混合著她溫暖的體溫。
　　
　　我叫米夏，那年夏天，我只有15歲。
　　
　　病好些時，我買了束鮮花去拜訪她。我緊張極了，像背書似的吐出幾句感謝的話。漢娜正在熨衣服，動作優雅，她高高的額頭、淺藍色的眼睛、豐滿的嘴唇，勾勒出一張美麗的臉龐。我靜靜地望著她，按捺不住劇烈的心跳。
　　
　　為了與漢娜見面，我開始逃課，回家時假裝迷路。父親總是問：“你為什么這么晚才回家，你母親為你擔心極了。”我的確是個不怎么樣的孩子，長相平平，一團拖把似的頭發，成績不好不壞。但是就像所有在少年時代充滿野心的孩子一樣，我那時堅信：有朝一日我會從這個憋悶的家里逃走，我會變得英俊瀟灑、聰明有為、令人驚嘆。
　　
　　我賣掉了自己珍愛的集郵冊，用這筆錢籌劃一次旅行。我和漢娜騎著自行車在陽光明媚的田野間飛馳，在綠樹成蔭的萊茵河谷野餐。漢娜任由我去安排一切，她總是說：“小家伙，你搞出來的錯不了。”
　　
　　一天，漢娜突然想知道我在學校里都讀什么書，我漫不經心地講起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席勒的《陰謀與愛情》，她明亮的眼睛里頓時充滿了興奮與好奇。從那天起，朗讀成為我們約會時的一項重要內容。漢娜說我聲音特別好聽，她會嫣然一笑地推開我塞到她手里的書，用鼓勵的眼神央求我為她朗讀。她完全沉醉在故事中，一會兒眉頭緊鎖，一會兒憤怒難當，一會兒又出神地微笑。在漢娜身邊，我漸漸忘了自己還是個15歲的孩子。我是與她相稱的，我是如此驕傲，因為我是只屬于她的、最優秀的朗讀者。
　　
　　因為漢娜，讀書有了非同一般的意義，我很快就補上了生病期間落下的全部功課，老師對我刮目相看，女孩們也都喜歡我與她們相處時的灑脫從容。漢娜帶給我這么多的自信，連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
　　
　　然而，那一天還是不期而至，漢娜消失了。電車公司本想培訓她做司機，她卻提出辭職。
　　
　　我后悔極了，漢娜前一天還來學校找我，當時我正和朋友們在游泳池里打鬧。她站在離我二三十米的地方，向我張望。就在我猶豫要不要跑過去的瞬間，漢娜已經消失在人群中。
　　
　　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四處找她，見到書就習慣性地去想，該選哪本讀給她才好。但我知道，我已經永遠失去了她。
　　
　　2
　　
　　再次見到漢娜，已經是在法庭上了。那時我在大學學法律，加入了一個審判納粹集中營罪行的研討班。一天，我與教授旁聽審判，立刻認出她來：挺得筆直的身體，寬闊的肩膀，頭高高仰起。認為法官對自己不公正時，她掙扎著反駁，脖頸上肌肉抽動。她的一綹秀發從緊束的發髻里溜出來，在微風里飄動，像針尖般刺痛著我記憶深處早已麻木的感情。
　　
　　漢娜曾經對我隱瞞的過去，在這幾個星期的審訊里被無情揭開。她在二戰時加入黨衛軍，與其他4名被告曾是一所小集中營的女看守。她們面臨兩項指控，第一項是每月挑選60名婦女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第二項是在納粹德國戰敗前的轟炸之夜，還把幾百名女囚關在一個教堂里。炮彈落在教堂尖塔上時，她們本可以把大門打開卻沒那么做，最終鎖在教堂里的人被活活燒死。只有一對母女死里逃生，女兒的回憶錄成了這項指控的證據。
　　
　　整個審判過程中，我的心都在痛苦地抽搐著。漢娜一遍遍笨拙地解釋這是她惟一的選擇———她是看守，這是她的責任。我在心里像其他人一樣憤怒地譴責她，為她竟然對自己參與屠殺的行為渾然不覺而感到驚愕。我又竭盡全力想去理解她，因為我曾經愛過漢娜，如果我不去試著理解她，那就等于又一次背叛了她。
　　
　　審判進入了高潮，另外幾名被告為了減輕罪責，一致指認漢娜是女看守中掌權的那個。她們還說漢娜經常挑選年輕女孩，讓她們給自己朗讀書本，之后再把她們送到奧斯維辛去。對這種怪癖的惡意渲染顯然激怒了所有人，幾名被告最后指認，關于教堂大火的報告是由漢娜撰寫的。
　　
　　“沒有！我沒有寫。”
　　
　　當審判長、檢察官和辯護律師開始討論是否要驗明漢娜的筆跡時，她愈來愈坐立不安，我看到一種深受傷害、絕望而疲憊的眼神。最后，漢娜不再爭辯，她黯然低頭，“是的，我承認，報告是我寫的。”
　　
　　那個眼神是多么熟悉啊，那些記憶中殘缺不全的片段，在我腦海里迅速拼接。我想起復活節假期的最后一個禮拜，父母全都出去了，我邀請漢娜到家里。她在父親書房里待了很久，食指輕輕劃過書架上的一排排書籍，出神地望著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我告訴她，其中有些書是我父親寫的，她轉過身，輕盈地一個回眸，“那么，總有一天你也會寫這樣的書嗎？”
　　
　　漢娜那時憂郁的眼神就同現在一樣，我突然明白，漢娜根本不會讀，也不會寫！我懂了，她為什么總是讓我朗讀，為什么拒絕被培養成司機，因為只有當售票員可以掩蓋她的缺陷。而她為了保守自己不會讀寫的秘密，寧愿離我而去。
　　
　　作為主謀，漢娜被判處終身監禁。我沒有去找審判長說明漢娜是文盲的隱情，我不能破壞她竭力守護的這份尊嚴。
　　
　　3
　　
　　我結婚了，漢娜的事我從未對妻子提起，我曾經試著忘記她，可總是無法克制地在新生活里尋找漢娜的氣味。女兒５歲時，我們離婚了。我開始重讀《奧德賽》，這是我曾為漢娜朗讀的第一部作品，我將整本書錄下來，把錄音帶寄給她。我沒有在錄音時把自己的話插進去，也從不問她的近況。我只是朗讀書名、作者和書的內容，然后合上書，靜靜地待一會兒，最后按下錄音機的停止鍵。我就這樣一本本讀下去，從來沒給漢娜寫過信，只是為她朗讀，這是我對她說話的一種方式。
　　
　　第四年時，我收到了監獄里寄來的問候：“小家伙，上一個故事特別好！謝謝！漢娜。”看著這孩子般稚嫩的筆跡，我的心里充滿了喜悅，我想象著漢娜一筆一畫用力在紙上寫著，真想大聲喊出來：“她會寫字了！她終于會寫字了！”
　　
　　從此以后，我不斷地收到漢娜的來信，有時是一句祝福，有時是一句俏皮的評論。有時她還會告訴我監獄里的情況，她寫道：“連翹花開了，從窗子往外望，我看到鳥兒怎樣聚在一起飛向南方。”我撫摸著那些文字，它們像是出自一位老人的手，只不過，那老人一輩子也沒有寫過多少字。
　　
　　18年后，女監獄長寫信告訴我，漢娜因表現良好即將減刑出獄。她希望我去探望漢娜，因為我是這世上惟一與她聯系的人。我開始為漢娜尋找住處，嘗試給她聯系一份工作，但我沒有去探監。歲月流逝，我知道我是在逃避。這段時間里發生了那么多變故，我們再次面對面時，又怎能不浮現在眼前？我有點害怕，一旦我們的距離拉近，我是不是會又一次傷害她。
　　
　　在漢娜被釋放前的一個周末，我還是去了監獄。
　　
　　漢娜捧著一本書，安靜地坐在長椅上，滿頭白發，藍色連衣裙包裹著她臃腫衰老的身體。她望著我，充滿期待的眼神，“小家伙，你長大啦！”
　　
　　我握住她滿是皺紋的手，記憶的閘門砰然打開，卻又如此陌生。我盡力想表現得高興點兒，談起出獄后我為她準備的一切，表達對她學會讀寫的欽佩，可她卻一直沉默不語。
　　
　　“我下個禮拜過來接你，好嗎？”
　　
　　“好！”
　　
　　我們站起來，互相凝視著，就這樣說了聲再見。
　　
　　出獄那天一大早，漢娜上吊死了。我哽咽著跪在她床邊，監室墻壁上貼滿了風景圖片和寫滿文字的紙條，里面還有一張從報紙上剪下來的照片，照片上有出席中學畢業典禮上的我。獄長說，漢娜一直盼望著我給她寫信，盼望著我來看望她。
　　
　　按照漢娜的遺囑，我把她積攢的七千馬克交給那位在教堂大火中幸存的女兒，這筆錢最終以漢娜的名義捐給了“猶太人掃盲聯盟”。帶著該聯盟對漢娜的致謝函，我驅車去了墓地。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站在漢娜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