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公司生意明顯復蘇，因為加班越加頻繁了。
　　
　　尤其周末，誰都不想加班。好在部門人多，主管又民主，總是耐心地一個個問誰愿意多掙錢。
　　
　　不小心被問到了，我匆忙間隨口撒謊道：“哎，這個周末我媽喊我回家吃飯呢。”
　　
　　好脾氣的主管聽了終于忍不住數落：“你是賈君鵬啊？”
　　
　　什么風最可怕
　　
　　一天，麗莎與她的小伙伴尼娜談起了風的厲害。
　　
　　麗莎說：“臺風真可怕啊！我家的柵欄全都給刮倒了。”
　　
　　“破傷風才可怕呢。”小尼娜不無恐懼地說，“我隔壁的庫柏爺爺都被送往醫院搶救去了！”
　　
　　我國沒有一所大學排名進入世界前100。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發布了“世界一流大學競爭力排行榜”，北京大學排在第192位，清華大學排在第196位。排名前10位的除了日本的東京大學之外，其余9所全部來自美國。
　　
　　如果提“拍奧斯卡級影片”的口號，肯定會有很多電影人不屑一顧；但提“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怕是沒有幾個大學不趨之若鶩的———我們和“世界一流大學”的愛情高調地談了很久，弄得國人都誤以為快和“世界一流”領結婚證了。國內大大小小的“大學排行榜”幾乎成了“口水榜”，往往是為了爭個“國內一流”而喋喋不休。奇怪的是，當各種“國際大學排名”把我們擠在“一流”的身后（甚至連港臺大學都驕傲地自稱“躋身前列”）的時候，我們那些眾聲喧嘩的“一流大學”不約而同地集體沉默了。那么，“世界一流大學”的繡球為什么不拋給我們？它們究竟都在做些什么呢？
　　
　　它們肯定不在忙著蓋大樓。哈佛或者麻省理工等等，我們還真說不上這些世界一流的大學究竟在干什么，但有一點，它們的校舍校門看起來一律地似乎年久失修，比不上我們的氣派豪華、動輒百萬的出手闊綽，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博士有一段十分尖刻但并非離譜的話：“中國大學是食堂比圖書館和實驗室好———中國大學里的那些好食堂跟國外大學的食堂相比，辦得還是挺不錯的。”關于大學和牌坊的關系，清華老校長梅貽琦早就說過：“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而我們的大學，既然出不了大師，似乎也只能轉而求其次，尋求大樓之大、電梯之大、面積之大了。
　　
　　它們肯定也不在抄襲論文或者創收。當年“王銘銘剽竊事件”震驚全國，后來又有法學院長朱蘇力招生舞弊事件、“美聯儲首席經濟學家”周春生事件等等。世界上怕是沒有哪一所“一流大學”會有如此之多的剽竊、舞弊，世界上更是沒有哪一所“一流大學”在被揭出了這么多的學術失范后依然話語曖昧。至于人家麻省理工學院因為發現有一個副教授偽造實驗數據，就把他給開除了，在我們的學界怕是可以算“正常誤差”了。“世界一流大學”還比較死腦筋，沒幾家會像我們般聰明地與都市顯學攀親，譬如上“北京大學完美女性高級研修班”，最后還發給你鋼印畢業證呢；譬如大學的招牌爭著當“馳名商標”的，都較著勁兒比誰兌換貨幣的能力強呢。
　　
　　它們肯定也不在鍛煉哭窮的本領。中國大學教育資源配置的天平是明晃晃傾斜的，這點本身也不算太奇怪，奇怪的是很多重點大學在招生談硬件的時候似乎永遠國際領先，但一到向財政伸手的時候又似乎比非洲水平還低，這個悖論已然被一個我們無法解釋的歷史事實歸謬了：在中國引進西方現代大學制度的一百多年來，高等教育界人才輩出的時期有兩個，一是“五四”前后，一是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偏偏那都是些國難當頭、最為窮苦的時期。就在劍橋大學一個叫“卡文迪什”的大學實驗室：查德威克發現了中子，考克拉夫特和沃爾頓發明了靜電加速器，布拉開特觀測到核反應……是學術大師，而不是美元，讓它成了世界物理學的圣地。
　　
　　二戰期間，法西斯德國對倫敦狂轟濫炸，惟獨沒有踐踏牛津與劍橋，盟軍在轟炸德國時，同樣避開了德國的大學城海德堡。這就是大學的力量。它們從不急于物質化地言說，但它們借由世界的口碑把其強勢影響力滲透到人類的進程里。有人戲謔地稱“北京飛離最近的世界一流大學的日本東京大約4小時，所以我們離世界一流大學約4小時機程”。看看世界一流大學都在干什么，再看看我們的一流大學都在忙什么———這中間才是我們真實的距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