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一恢復，初中畢業的他馬上報名參加，并且考上了。是他們方圓百里唯一一個考上的。不料政審時卻將他刷了下來，是因為大姨的所謂歷史問題。那個時候“文革”的影響尚未消除。他一氣之下不再去考，娶妻生子過日子。
　　
　　到1979年我考上大學時，23歲的他已做了父親。但他腦子閑不住。改革開放之門剛打開，他就辭去學校的鐵飯碗，承包了隊里的魚塘。他一開干就與眾不同，打破了傳統的養魚方式，在魚塘上搭葡萄架，為魚塘遮陰，在魚塘四周種菜，把魚塘里的底子撈起來當肥料，又用菜上和葡萄上的小蟲子喂魚，充分利用了生物鏈。退休在家的大姨父成了他的得力助手，父子倆吃大苦耐大勞，很快便成了萬元戶，是縣里的第一個萬元戶，縣長書記請他吃飯介紹經驗，戴紅花發獎狀。而那時的我正在讀大學中文系，陶醉于朦朧詩什么的，好高騖遠，有些不以為然。
　　
　　上世紀90年代初，正當他們一家紅紅火火勤勞致富，甚至不惜重罰生下第二個兒子時，妻子突然病倒了，是一種罕見的病，氣管里長了一個瘤子，如果不及時手術性命難保。當地醫院是不行的，必須去上海。他當機立斷，將正在嘩嘩來錢的魚塘葡萄架統統抵押掉，然后取出所有存款，讓剛上初中的大兒子休學一年照顧菜地，把小兒子托付給父母，自己便一人帶著妻子去了上海。所謂傾家蕩產就是這個意思吧？慶幸的是，妻子的手術很成功，雖然將終生帶著一個儀器過日子，但已沒有了生命危險，好好地活到現在。
　　
　　從上海回到家鄉后，他決意從頭開始，從一貧如洗的起點開始。他看中了村子外面的一片河灘。河灘上除了沙石還是沙石，但他卻勇敢地與政府簽下了20年的承包合同，他要在這荒蕪的河灘上建一個現代化的養魚場。老父親仍是他的重要伙伴，還有母親，默默地在背后支持他。他們開始了艱難的創業，在河灘上挖魚塘，用水泥硬化底部和四周，然后引水養魚，魚塘挖了一個又一個，年年都在增加。當開挖到第10個時，父親反對了，父親覺得那些魚塘已足夠他們過上好日子了，也足夠他們忙碌辛苦了。但他就是不肯住手，堅持要擴大，以至和父親沖突。父親拿他無奈，只好跟著他繼續苦干，就這么著，一直干到他們的漁場成為那一帶最大的漁場。他沒再搞葡萄架了，而是在魚塘邊種樹。河灘上沒有土，就一車車從外面拉土，種了梧桐、棕櫚、桃樹和鐵樹，還有石榴樹和廣玉蘭，還有茶花和蘭草……將一片荒蕪的河灘，變成了一個像模像樣的美麗漁場。
　　
　　從歸零的地方重新開始，把失去的一切再奪回來。他不怨天尤人，不唉聲嘆氣。只是干。腳踏實地地苦干。在艱苦創業的同時，他將兩個兒子培養成才了：大兒子今年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兒媳婦是英國在讀博士；小兒子也即將獲得英國某大學的學士學位。兒子每次從英國回家度假時，會馬上跟他一起下地干活兒，跟漁場的普通工人沒兩樣。
　　
　　到我去時，表哥的漁場已經有了三十多口大魚塘，以羅非魚（一種非洲鯽魚）為主，成了當地的羅非魚養殖基地。每個魚塘都有增氧機，投放飼料機；為了讓魚苗順利過冬，他還建了好幾個有暖棚的魚塘，燒鍋爐送熱水。如此繁重忙碌的工作，整個漁場連他帶工人才四個勞力。
　　
　　如今五十多歲的他，依然每天在魚塘干活兒，白天頂著大太陽汗流浹背，晚上也不得安寧：睡前和半夜，都要起來巡視魚塘，一旦發現哪個魚塘有缺氧現象，立即打開增氧機。表嫂跟我說，他好辛苦啊，一年到頭從來睡不了囫圇覺，連春節也一樣。
　　
　　我無法不佩服他，甚至有點兒崇拜：已經有了千萬家產的他，依然如普通農民一樣辛勤勞動———因為勞動讓他愉快；依然穿最樸素的衣服———因為那樣讓他自在；依然住最簡單的房子———因為那是他親手建的。他家的樓房連馬賽克都沒鑲，但門前有開滿睡蓮的水塘，還有可以乘涼的紫藤架，他在用汗水泡出來的土地上像魚兒一樣自在地生活，辛苦并快樂著。
　　
　　我時常想，如果表哥那年進了大學，如今會是什么樣？我是絕對相信他能成為一個優秀的科學家或工程師的，沒準兒也和我們的舅舅一樣成為院士。但他是一個按自己想法去活，并且活得精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