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太忙了。2023年，一首《時間都去哪兒了》持續火爆，向來“優雅”“奢華”的中產階層也成了“忙一族”。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0—2011年中國休閑發展報告》說，中國的中產階層對實際休閑的滿意度不高，最大的原因是“忙，沒時間”。
　　
　　中國人的時間去哪兒了？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寧寫了《壓力化生存——“時間荒”解析》一文。他認為，“時間荒”已是一種不容忽視的社會病癥。“關鍵還是制度的問題。在通貨膨脹、房價過高、福利保障制度長期缺位等問題的裹挾下，人們不得不瘋狂工作。”
　　
　　中美“時間荒”對比
　　
　　美國人早就意識到了過分忙碌所帶來的各種社會病癥。1998年，美國學者朱麗葉·斯格爾在《過度消費的美國人》一書中提出“時間荒”概念。她認為，消費本身也成為促成工作時間延長的一個因素。工作時間的延長，使美國人陷入了“工作然后消費”的隱性循環。人們一邊拼命工作，一邊拼命消費，以補償休閑時間不足造成的缺憾。
　　
　　在王寧看來，消費主義只能部分有效地闡釋中國人的“時間荒”現象。“在中國，‘時間荒’是一種結構性的現象。比如近10年住房價格的持續上漲，使沒有購買或已經購買了商品房的人不得不拼命工作。對于已經購買了商品房的人來說，20年或30年的分期付款對他們構成了一個持久的經濟約束。一旦購房者失去收入，很可能會陷入家庭經濟破產。許多年輕人不得不選擇主動放棄自由時間，以延長工作時間來賺更多的錢。”
　　
　　“房子的負擔本該由政府承擔一部分，但政府顯然做得并不夠。”王寧舉例，“同樣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英國工人的工資與城市住房價格發生脫節后，英國政府推出了保障性住房以彌補工人工資的不足。”
　　
　　尊重他人的私人時間
　　
　　這些年王寧經常到美國參加學術會議，不得不感慨國內的辦事機構太僵化，太多形式化的程序浪費了辦事人的時間。“比如美國的一些機構可以用駕照證明身份，但在中國只能用身份證。”
　　
　　讓王寧深感無奈的是，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每年的博士論文、碩士論文答辯都只能安排在周末，因為老師們平時都太忙了。他認為這個問題源于制度僵化。例如，由于少數人在提交的成果清單中存在作弊現象，為了避免人們作弊，學校管理部門要求所有的人在職稱晉升或年度考核中，必須上交成果原件，以供學校管理人員核對。制度環節的增加使得教師們無端耗費了額外的時間。
　　
　　中國人付出的“無效時間”太多了。我們一生需要辦103個證，辦理這些證件需要經過18個部、委、局、辦，39個處室、中心、支隊、所審批，蓋100多個章并需要繳費。
　　
　　2023年4月，微博上瘋轉著一條“法國的最新勞動法規定”：晚上6點后到早上9點之前的非正常工作時間，將不允許公司向員工發送郵件，也不可以給員工打電話。“國外的員工都很少會在周末工作。可在中國，老板以各種借口要求員工加班加點，侵占員工的私人時間，甚至要求他們必須隨叫隨到。中國并不存在明確的私人時間和工作時間。”王寧認為，“這說明中國人還是不懂得尊重他人擁有私人時間的權利。”
　　
　　分割重組任務法
　　
　　老是太忙的人跟老是太窮的人一樣，會變傻——這是美國一個跨學科團隊得出的研究結論。研究的起點始于哈佛教授穆來納森對自己拖延癥的憎恨。
　　
　　談到拖延癥，王寧的第一反應是：“工廠里不存在拖延癥的問題。”在漫長的人類史上，拖延癥的數據在1978年才有所增加。一個明顯的原因是工作的性質發生了轉變，與工廠里的流水作業相比，越來越多的人本質上都是在自己管理自己的時間，完成單項任務的時間也變長了。這一工作性質的變化使得人們更有可能拖延。
　　
　　拖延是人類進化的結果。如果你是生活在兩萬年前的熱帶草原上的人類，擔心灌木叢后面的東西要比擔心3個星期之后的事情來得重要得多。現代的行為經濟學家觀察到：當一件事或一個目標，其時間設定在很遠的將來，它就給人一種不真實的感覺，從而使這件事看上去沒有它實際上那么重要。
　　
　　王寧本人并不存在對拖延癥的焦慮，這源于他長期以來嚴格的“自我訓練”：將一項重要任務分割為無數個小任務，以消解焦慮感。每年他都會用同樣的法子訓練新學生：讓這些學生將一篇需要用長達半年甚至一年的時間寫作的論文拆解為多個不同的任務。在他們的時間表上寫清楚完成文獻回顧的最后期限，進行經驗收集的最后期限……在許多個最后期限面前，一個個可供延遲的未來時間也就被取消了。在他的經驗里，這個辦法百試百靈。
　　
　　在王寧看來，解決拖延癥的最佳途徑正是這種分割并重組任務法——將看上去遙遠的任務重組為一個個清晰而緊迫的目標。這個辦法跟穆來納森的發現不謀而合：當判斷問題的心力不夠時，專注于主要任務就變得更加困難，拖延癥會愈加劇烈，最好的辦法是分割問題，淡化處理問題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