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家，在最早的記憶中，是膠東鄉下的漁村，奶奶的小草房。好像永遠是冬天，永遠飄著大雪。我穿著厚厚的棉襖棉褲，像一只枕頭在炕上蹣跚學步。簸籮里盛著自家曬的花生柿餅，被窩里睡一只大花貓。奶奶在灶下煮飯，通紅的火苗舔著鍋底，一屋子白蒙蒙的水汽彌漫著熬小魚和玉米餅的香味。墻上貼著熏黑的舊報紙，鏡框里鑲著發黃的老照片，爺爺在隔壁炕上輕輕地輾轉、咳嗽。但是家里人都說我不可能記得這些。爺爺在我兩歲前就去世了，我隨后被接回城里。
　　
　　第二個家，是一棟日式雙層小木樓，在濟南文化局的老院子里。好像一直是夏天，樹陰匝地，蟬聲滿耳。暗紅木漆地板鋪了涼席，我抱一只收音機舒舒服服躺著聽《小喇叭》。縫紉機嗒嗒輕響，媽媽用碎花布拼了一個小書包，我背上它，脖子上掛著鑰匙，去幼兒園。幼兒園就在大院里，放了學自己走回家，坐在門口等大人下班。那時候我總是膝蓋疼，可能是缺乏營養吧，但當時不知道，我也不說，疼極了就跪在樓梯上爬上爬下，褲子都磨破了，小手黑乎乎。
　　
　　上學前，家搬到萬紫巷的公安局宿舍。巷子名字好聽，其實擠滿賣蔬菜魚蝦的攤子，嘈雜臟亂。我們的宿舍樓在一大溜平房里有點鶴立雞群，寫完作業，我喜歡趴在窗口往下看。這一看，就是十八年。
　　
　　那時候生活清苦。奶奶帶著妹妹從鄉下來了，爸爸只好用磚頭水泥把陽臺封起來作廚房，把原來的小廚房改成臥室，我們娘兒三個擠在一張木板床上。濟南的夏天出名地熱，陽光烤透了薄薄的樓板，晚上蒸得睡不著；冬天冷得跺腳，早上醒來看見窗簾凍到了冰凌窗花上，撕都撕不下來；飯夠吃，但單調貧乏。奶奶帶我們到菜場撿些人家扔了不要的菜葉子，有時偷偷掐點韭菜花，回去拿鹽腌了佐粥。副食店來一卡車粉條，卸車時我就拿好小簸箕小笤帚在旁邊等著，一看見有斷了的粉條撒到地上，就趕緊過去掃起來捧回家讓奶奶燉白菜——算是改善生活。
　　
　　我在這個家住到上小學，考大學，經歷了漫長的初戀和最初的失戀。樓越來越破，灰臟的墻壁被孩子們畫滿雞爪子小人。上下水管道銹了，頂樓老是停水，得等半夜別人睡下我家再起來接，存在一口大缸里。我喜歡承擔這個任務，可以名正言順熬夜畫畫。寂靜的夜里，燈光昏黃，我揉著酸痛的眼睛，聽到樓下有人出來上公廁，踢踢踏踏的拖鞋，哼著《霍元甲》的插曲。
　　
　　上大學在本市，住校。七個人一間宿舍，八張上下鋪的小鐵床，一張床專放箱子，我睡在它下面。大三以后，我在一家外企兼職做設計，手邊寬裕了，偷偷租了學校旁邊一間平房，算是我第一個窩。陳設很簡陋，但精神是自由富足的。我有一個“熱得快”，可以燒水喝；有個電爐子，能煮面條吃。四壁臟了，但房東不給刷，我狠狠心，拆了一本原版的凡·高畫冊，于是滿墻盛開了金黃的向日葵，流動著湛藍閃爍的星空。我甚至有了個小梳妝盒，里面一盒蘭蔻面霜，一管淡淡的口紅，還有我存的稿費。年底到香港出差，我給媽媽買了一只翡翠手鐲——那年媽媽還不到四十歲。
　　
　　畢業那年，爸媽單位分了新房子，我沒有跟去住，卻在工作的報社后面租了個兩居室——有空調、熱水器，冬暖夏涼，每天洗澡，很幸福。工作不坐班，四年時間，我像個愉快的苦行僧，窩在小屋里畫了上千張圖。畫上三五個月，我就背上包出門走走，走時關了屋里的水源和電源，關了房門，揣好鑰匙，不帶手機。
　　
　　2000年，經過一次長長的旅行回到國內，覺得累了。把手邊幾本書的版稅湊了又湊，我買下第一個屬于自己的家。遠離鬧市的安靜多樹的房子，地熱式的木板地，冬天可以光著腳。我把父母妹妹接過來。平時一個人悶在書房看書寫字，開飯一敲盆我就跑出去吃——有吃有喝，心滿意足。
　　
　　兩年后，我再次離開家，到了另外一個城市，和另外一個人，白手建起另一個家、一個白色柵欄上爬滿紫藤薔薇的小院子，澆花種菜，養了只大狗。我每天洗衣做飯掃塵，每年畫一本小書、不知不覺，三十歲了。生活原是如此和緩平淡，而我心中滿是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