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群體里混上這些年，不是我的本意。
　　
　　我考中學時的語文成績很爛，不過初一那年就自學到初三數(shù)學，翻破了好幾本蘇聯(lián)版的趣味數(shù)學書。“文革”后全國恢復大學招生考試前，我一天一本，砍瓜切菜一般，靠自學干掉了全部高中課程，而且進考場幾乎拿了個滿分（當時文理兩科采用同一種數(shù)學試卷）——閑得無聊，又把僅有的一道理科生必答題也輕松拿下，大有一種逞能炫技的輕狂。
　　
　　我毫不懷疑自己未來的科學生涯。就像我的一些朋友那樣，一直懷抱工程師或發(fā)明家之夢，甚至曾為中國的衛(wèi)星上天懊喪不已——這樣的好事，怎么就讓別人搶在先？
　　
　　后來我終于有機會進入大學，在校園里連獲全國獎項的成功來得猝不及防。現(xiàn)在看來，那些寫作確屬營養(yǎng)不良。在眼下寫作新人中閉上雙眼隨便拎出一兩個，大概都比當年的我寫得更松弛、更活潑、更圓熟。問題是當時很少有人去寫，留下了一個空蕩蕩的文壇。國人們大多還心有余悸，還習慣于集體噤聲，習慣于文學里的恭順媚權(quán)，習慣于小說里的男女都不戀愛、老百姓都不喊累、老財主總是在放火下毒、各條戰(zhàn)線永遠是“一路歡歌一路笑”……那時節(jié)文學其實不需要太多的才華。一個孩子只要冒失一點兒，指出皇帝沒穿衣服，便可成為驚天動地的社會意見領(lǐng)袖。同情就是文學，誠實就是文學，勇敢就是文學。宋代陸放翁說“功夫在詩外”，其實文學在那時所獲得的社會承認和歷史定位，原因也肯定在文學之外。
　　
　　就像特定的棋局可使一個小卒勝過車馬炮。
　　
　　不過，大時代并非歷史常態(tài)，并非一個永無終期的節(jié)日。一旦社會改造動力減弱，一旦世界前景藍圖的清晰度重新降低，一旦技術(shù)革新、思想發(fā)明、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演變、民意要求等因緣條件缺三少四，還缺乏新的足夠積累，沉悶而漫長的“小時代”也許就悄悄逼近了——前不久一部國產(chǎn)電影正是這樣自我指認的。在很多人看來，既然金錢已君臨天下，大局已定，大勢難違，眼下也就只能干干這些了：言情，僵尸，武俠，宮斗，奇幻，小清新，下半身，機甲斗士……還有“壞孩子”的流行人格形象。
　　
　　文學還能做什么？文學還應該做什么？一位朋友告訴我，“詩人”眼下已成為罵人的字眼：“你全家都是詩人！”“你家祖宗八輩子都是詩人！”……這說法不無夸張，玩笑中卻也透出了幾分冷冷的現(xiàn)實。在太多文字產(chǎn)品傾銷中，詩性的光輝，靈魂的光輝，正日漸微弱黯淡甚至經(jīng)常成為票房和點擊率的毒藥。
　　
　　坦白地說，一個人生命有限，不一定遇上大時代。同樣坦白地說，“大時代”也許從來都是從“小時代”里滋生而來，兩者其實很難分割，或者說后者本是前者的一部分，前者也本是后者的一部分。抱怨自己生不逢時，不過是懶漢們最標準和最空洞的套話。
　　
　　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鄉(xiāng)村看到的一幕：當太陽還隱伏在地平線以下，螢火蟲也能發(fā)光，劃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線，其微光正因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導人們溫暖地回憶和向往。
　　
　　當不了太陽的人，當一只螢火蟲也許恰逢其時。
　　
　　換句話說，本身發(fā)不出太多光和熱的家伙，趁新一輪太陽還未東升的這個大好時機，做一些點點滴滴豈不是躬逢其幸？
　　
　　這樣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