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5日，我的第一篇文章刊載于《明報》，至今已逾15年，現在才準備出第三本書，我清楚知道自己不是作家。只是這15年里我養成了讀書的習慣，偶爾有所感觸，心中有話想說，就會寫篇文章跟大家分享。我習慣深夜寫作，通常是早上6點完成，然后我會迫不及待發給好友金圣華，等她7點半起床，請她打開計算機，聽完她對文章的回應，我才安心睡覺。
　　
　　多年來，每逢1月1日元旦當天，我都會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和新加坡的報章雜志上同步發表一篇文章，有時1年只出這一篇，還是被圣華逼出來的。今年，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的關系，我們全家到澳洲農場暫住兩個半月。記得蔣勛說過，如果去到一個荒島，只準帶一本書，他會帶《紅樓夢》。這次我帶了一箱書，除了三大本《紅樓夢》原著，還有三大本《白先勇細說紅樓夢》、一本《王蒙的紅樓夢》、兩本高陽的《曹雪芹別傳》。平常看到厚厚的書就沒耐心看完，這回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把白先勇那三大本書啃完，結果一開始讀便放不下了。能夠在一本書里看到當代作家白先勇談論世紀作家曹雪芹，聽白先勇仔細分析解讀他口中的天下奇書《紅樓夢》，真是一大享受。書中有對曹雪芹本人的分析，也說出《紅樓夢》好在哪里，以及如何以神話的架構描寫賈府由盛轉衰的過程，看完這三本書可以說是結結實實地上了一堂文學課。
　　
　　我常常形容金圣華總是手持著無形的軟鞭，只要我一懈怠，她就會抽我一下。避疫期間她又輕輕地提醒我：“青霞呀，你趁現在沒什么事好做就寫點文章吧，你可以把李菁那篇完成啊。”李菁一生的遭遇對我沖擊很大，一直想寫篇文章把我內心強烈的感受說一說，又怕說得不好，對她造成傷害，所以遲遲不肯動筆，金圣華、胡晴舫都極力鼓勵我寫，她們說把你跟我們講的故事寫出來就成了。
　　
　　看完白老師的書，我茅塞頓開，文思泉涌，開始寫《高跟鞋與平底鞋》，把醞釀2年的李菁的故事一口氣寫完，《閨蜜》寫好友施南生，也只花了2天時間，每篇3000多字，之后又寫了《知音》（胡晴舫）。想到要出書必須有篇自序，再加一篇《無形的鞭子》，平常一年一篇，現在竟然1個月寫出4篇，能夠寫得如此順暢，實在也是因為拜讀了白先勇老師的書所致。
　　
　　天地圖書出版社要我把所有文章傳過去，算算共有多少字，我集結了20篇，有約3萬字，我說太少，社長建議我請幾個人寫序，再補寫幾篇大家都熟悉的人物，加上數十張照片，內容便很豐富了。于是我想到請三位好友江青、胡晴舫和施南生作序，不料她們三位的反應那么一致，都說我前兩本書的序文是白先勇、章詒和、金圣華、蔣勛、瓊瑤、馬家輝這些紅牌作家寫的，她們怎么敢寫。“他們是紅牌作家，你們是紅顏知己啊！”我說。其實我知道她們都會很高興幫我寫的。江青姊兩天內就寫出一篇文情并茂的動人序文。南生從來沒有發表過文章，面對兩位作家感到很大壓力，晴舫現在公務繁忙，我也不催促，她們都是真性情之人，寫什么我都喜歡。
　　
　　回憶起初識圣華是SARS襲港的時候，今年更是新冠疫情襲卷全世界，前后17年，她總是我最初的讀者。沒有她的鞭策不會有《窗里窗外》，也不會有《云去云來》。永遠記得，十幾年前我們挽著手，漫步于又一城商場地下室的PageOne書店，瀏覽書架上的書，圣華說：“想想以后這書架上有你兩本書，那有多開心。”我撲哧一笑：“這是不可能的事。”數年后在那長長的書架上，真的有《窗里窗外》和《云去云來》，我凝望著那兩本書許久，真是各種滋味在心頭。
　　
　　前幾天早上，我把剛改好的《知音》傳給圣華，她醒來打給我：“青霞，這篇文章改過以后簡直好得受不了了！”我咯咯咯笑得好開心，跟她聊起我的學生時代，初中聯考考不上只能讀夜間部，高中聯考考不上只能讀私立學校，大學聯考考不上只能拍電影。有一次跟朱經武等人在太子大廈的Sevva西餐廳晚餐，他們中一個做過香港科技大學校長、一個是報紙的社長，都是大學畢業，聊起他們的大學生活話題不斷，看他們那么開心，我說真遺憾沒讀過大學，他們聽了異口同聲地說：“你要是讀大學就完了！”我一時愣住了。后來想想也是，求取知識不一定要在大學里，生活中隨時隨地都可以學習求長進。圣華非常驚訝我的聯考經歷，她是從小就讀那種我做夢都不敢想的名校，最后還在巴黎索邦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她怎么能夠體會我這落榜者的心情呢。
　　
　　從小書讀得不好，現在卻以讀書寫作為樂，萬萬沒有想到，我的文章竟然得到許多知名大作家的贊許，我當是拿了文憑，這也印證了我一生所堅信的座右銘：有志者事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