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3年至今，我以各種身份陸續走訪了105個國家和地區。這段時間正逢中國迅速崛起。實際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國崛起”這四個字，國際社會似乎已普遍接受了這個概念，而且從我的觀察來看，大部分使用這個概念的人對中國并無惡意。
　　
　　席卷全球的“中國熱”
　　
　　置身國外，你會感到中國的崛起幾乎是一個無處不在的事實。我出訪的第一個國家是泰國，時間是1983年4月，當時泰國還鮮有來自中國的客人。飯店經理用懷疑的眼光打量著我：“你真的來自‘紅色中國’？”而今天，中國游客早已成為泰國最大的客源。10年前我在臺南一家餐館吃小火鍋，老板娘聽說我來自大陸，驚訝得盤子幾乎掉在地上：“你跟我們長得一樣啊？”而今天，臺灣很多出租車司機都會說：“聽說大陸進步很快呀。”實際上，整個中國周邊地區，從朝鮮、韓國、泰國，到越南、老撾、柬埔寨，甚至到澳大利亞，幾乎一夜之間，中國游客就成了他們最大的客源。
　　
　　在歐洲，“中國熱”也一直持續著。除了商店有很多中國制造的產品外，帶有中國文化元素的東西，從中式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經》都很受歡迎。瑞士的名表店，家家配上了華人職員。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現在每周有54個航班直飛北京、上海、廣州、香港，上座率近百分之百。從布魯塞爾到巴塞羅那，從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從巴黎到倫敦，與中國崛起有關的討論會一場接一場，應接不暇。
　　
　　拉美情況也類似。巴拿馬和中國還沒有正式外交關系，但巴拿馬運河管理局的經理一聽我來自中國，便為我一人單獨介紹了半天這條運河的歷史和今天，最后說：“我們早該和中國建交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租車司機問我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我說：“中國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夸張口氣說：“中國人來了，我們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在巴西，一位多次訪問過中國的學者對我說：“20年前，上海比不上圣保羅，現在圣保羅比上海落后了一大截。”
　　
　　消除貧困在國際上歷來是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中國僅用了20多年，經濟規模擴大了10倍以上，近3億人脫貧，提前12年實現了聯合國2023年極端貧困人口減半的“千年目標”。我在發展中國家講學，一提起這項成就，聽眾甚至會自發鼓起掌來。
　　
　　正因為這樣，非洲也特別關注中國。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員對我說：“我們歡迎中國投資，越多越好。”在坦桑尼亞第二大城市阿魯沙，旅店經理與我開玩笑：“只要中國人每人捐給我們一分錢，我們國家就現代化了。”在約翰內斯堡，一個黑人教授對我坦言：“非洲很難重復中國奇跡，因為上層沒有鄧小平這樣的領導人，下層缺少中國人那種吃苦耐勞的精神。”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談中國發展模式時，一位聽眾問：“中國出口到非洲的產品質量不怎么好，這是什么原因？”沒等我回答，會議主持人、肯雅塔大學校長就說：“過去日本產品的質量也很差，中國很快就會趕上來的。”
　　
　　質疑與擔心
　　
　　對于中國崛起，除了贊譽，也有不少擔心、疑慮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蘭做訪問教授，一位當地學者私下對我說：“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國人：中國人來了，把經營不下去的雜貨店和餐館都買下，然后開意大利餐館，賣比薩餅和面點，比我們意大利人做得還好，還便宜，再加上偷稅漏稅，我們怎么競爭？”意大利和西班牙后來都出現過針對華人的騷亂。
　　
　　法國前總理法比尤斯對我說：“我們歐洲人心里真是有點害怕中國，不是擔心你們要打仗，而是擔心這么一個問題：除了需要人與人直接接觸的服務外，在幾乎所有其他領域，中國最終都可能成為我們的競爭對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這樣的感覺，隨著中國在非洲影響的迅速擴大，不少當地人開始抱怨中國產品損害了非洲的民族工業，抱怨中國人不與當地居民接觸。
　　
　　2007年10月，在日內瓦討論亞歐經濟制度比較的研討會上，一位丹麥學者甚至提醒“歐洲經濟要當心‘中國化’”。他說：“歐洲現在90%以上的企業都是小公司，很多小公司的經營方式越來越不規范：不開發票、非法雇用東歐工人、節假日也干活。”
　　
　　美國人對中國崛起的心情更是復雜。前些年我到紐約出差，臨走時房東老太太以略微猶豫的口氣問我：“現在我們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訴我：中國和美國以后會不會打仗？”老太太在朝鮮戰爭時是美軍護士，知道中美交惡給雙方帶來的代價。一位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私下對我說，美國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國的崛起已勢不可擋；另一方面，又總覺得很難接受一個不信上帝的民族，一個“共產黨國家”竟然會成功，竟然要與美國平起平坐。
　　
　　冷靜從容地應對各種挑戰
　　
　　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人眾多，但對中國前景誤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先是預測鄧小平百年之后中國要大亂，后又預測中國會像蘇聯一樣解體。2001年，美籍華人章家敦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國即將崩潰》的書，預言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將在加入世貿組織的沖擊下迅速走向崩潰。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非但沒有崩潰，經濟總量還翻了一倍，經濟規模躋身世界第三位。現在回頭一看，不是中國崩潰了，而是唱衰中國的觀點崩潰了。在巴黎一個中國問題研討會上，一位學者不經意提到了章家敦的名字，會場發出一陣笑聲。一切盡在不言中，他成了國際學術界的笑柄。
　　
　　長久以來，中國總是對發達國家說：我們人均收入比你們低很多，趕上你們還早著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別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這么看。他們說：你們人民幣的匯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國人的實際生活水平。你們沿海發達地區在硬件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水平。你們內地的發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種良性互動。你們沿海地區的3億多人口，2023年達到今天葡萄牙的水平，不是不可能的。那時,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規模就會大致等于今天的歐盟。西方持續不退的“中國熱”很大程度上與這種研判有關。
　　
　　欣慰的是,中國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國知道自己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遏制和消除腐敗、縮小貧富差距、建立社保體系、推動生態文明、推進法制建設和政治改革、確保中國的長治久安等。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還需要全體國人今后幾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們不會為國際社會的種種贊揚而忘乎所以,也不會為任何暫時的挫折而垂頭喪氣。中國迄今所取得的成績還只是初步的,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這種清醒姿態的背后是一種新的民族自信：通過幾十年努力,我們已基本摸索出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主要思路和路徑。不管今天面臨多少挑戰,我們還是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處在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而且處理各種問題的資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