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銀行家約翰·桑頓來中國時，和我非常認真地探討過一個問題：GDP能帶來幸福嗎？約翰·桑頓曾在知名的高盛銀行任職二十多年，他一直相信幸福是可以復制的，認為美國人的幸福模式可以推廣到全世界。但前幾年的金融危機給這位老人帶來很大的困惑。
　　
　　2007年下半年，金融危機剛剛爆發的時候，我和約翰·桑頓見了一面。此后，他經常來中國，多次約我見面。按照他們的推算，到2030年，中國的總體投資、人均消費水平及其他各項指標，都可以達到世界最高水平。
　　
　　有一次相見，我們約在北京長安街君悅酒店。那天早晨下雨，交通擁堵幾近癱瘓，兩個人的車都堵在路上，只好互相打電話向對方道歉。我問他，汽車擁有量的增長意味著幸福嗎？他說，按照銀行家的觀點，刺激和拉動GDP的增長，物質條件改善了，人們才會幸福，但我讀過你的書，你提倡樸素的生活，和追求GDP增長是背道而馳的，這樣能得到幸福嗎？
　　
　　盡管仍存有疑慮，但金融危機給了美國人一個巨大的教訓——經濟不是獲得幸福的唯一標準。他們曾經像信仰宗教一樣信仰市場經濟，但是，這只無形的手跟他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
　　
　　既然GDP的增長并不能給人們帶來幸福，那么中國人的幸福夢建立在哪里？其實，幸福是一件個人的事情，從我的個人成長經歷和體會中，也許可以找到更有說服力的答案。
　　
　　我出生在上世紀60年代，童年時接受的是非常堅定的信仰教育，到現在也擺脫不了英雄主義的烙印。我們加入少先隊時，唱的是“時刻準備著”。一個在英雄主義熏陶下長大的孩子，就是準備著在某一刻能為集體利益獻身。
　　
　　我上大學比較早，讀本科和研究生時，差不多正好經歷了整個80年代。1982～1989年，那是一個自由、浪漫的時代，新生事物大量涌現，思想文化空前活躍，出現了崔健的搖滾和舒婷、北島的朦朧詩，尼采的哲學、弗洛伊德的心理學風靡一時，整個精神世界被西方思潮浸染著，崇尚平等和民主、尊嚴與自由。
　　
　　人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思想和行為往往很極端，那時的我認為幸福是很戲劇化的東西，經常穿著夸張的牛仔裝，長發飛揚；整晚喝濃咖啡，通宵達旦寫作，做專欄主持，寫報告文學；熱愛搖滾，喜歡朦朧詩，癡迷于尼采。我曾不管不顧地爬上大同的城墻，結果讓十二個男生把我接下來；我曾帶著同學從五臺山的山坡上，用裙子裹著腦袋滾下來；我學騎馬時，因為馬被驚了，在馬背上下不來，就此學會了騎馬。
　　
　　三十歲時，我的人生價值觀才真正建立，回歸傳統文化。三十歲之前，我對傳統文化雖然接觸很多，但只是作為知識結構的一部分，缺乏骨子里的認可，一直處于追求信仰的迷茫中。三十而立，這一年我回到大學教書，精神根性也開始回歸到古典的中國。作為女人，我非常看重幸福感，一個人不一定要成功，但是一定要幸福。這是我精神成長的第三個階段，中國傳統文化給予了我足夠的養料。
　　
　　四十歲的時候，我想明白一件事。比起男人，女人更有付出愛的沖動，所以要生育孩子。現代化的生活讓人過分自戀，舍不得付出，從而導致幸福感減少了。正是因為領悟到這一點，所以我更珍惜與親人的相處。白天時，我可以約朋友出來吃飯、聚會，但晚上很少有人能約到我，因為我要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飯。
　　
　　幸福感是個人的體會，社會和他人無法給予你。國家富強了，制度保障完善了，擁有體面的工作、甜美的愛情和忠實的朋友，都不一定會讓你幸福。幸福就是你如何看待這些事對于生命的意義。
　　
　　總結我的幸福觀，就是精神世界多元而包容，現實世界樸素而溫暖；在職業之內有一份自信，在職業之外有一份從容。即使遭遇婚姻危機、工作困擾、生老病死，也會用一種坦然、從容、淡定、柔軟的心態去面對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