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別的。
　　
　　荀子曾引用《尚書》中的“維齊非齊”來談他對平等觀念的理解，認為要達到社會的平等，就必須“非齊”；一味追求“齊”，結果可能反而是“不齊”。孟子說過“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個標準去對待的話，那當然就“不齊”了。究竟是“齊”還是“不齊”，不能只看表面現象。
　　
　　“維齊非齊”四個字背后蘊含著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哲學家樓宇烈先生稱之為“自然合理”。樓先生認為：“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講，中國是有科學思想的，自然合理就是科學思維”——|這里的“自然”非指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本然的意思——“自然合理有一個特點，就是個性化，這跟現代科學的普遍適用不一樣，它注重的是如何符合這個事物的特性、事物的本性。”正如水一般，它可以隨器賦形，隨物寓色，從而滋養萬物，這也正是老子認為“上善若水”、水“幾于道”的根本原因之一。順應事物的本性就是需要尊重事物的個性。先秦儒家講“維齊非齊”，宋明理學家講“理一分殊”，其根本精神指向是一致的。自然合理即是“道”，它也正是“行行出狀元”的理論根據。
　　
　　科學合理就不一樣，它意味著有統一的標準，人人皆須達到一定的標準才能成為這個行業的“狀元”。科學合理確實方便了管理，但人非死的機器，而是有血有肉的萬物之靈，有些時候，就需要因人而異。
　　
　　梁任公（啟超）與當時清華校長曹云祥的一段對話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梁先生向曹校長推薦陳寅恪先生，曹問：“陳先生是哪一國的博士？”梁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又問：“有沒有著作？”梁又答：“沒有著作。”曹于是說：“既不是博士，也沒有創作，那怎么行呢？”梁于是答道：“我也算是著作身了，卻沒有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數量上的東西容易計量，質量或者說特性上的東西就需要見識和眼光才能識別。
　　
　　當社會真正領悟到了以人為本的內涵時，當我們都理解了自然合理的重要性時，“行行出狀元”便有可能從愿望變成現實，從個別事例變成普遍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