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9歲的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來到昆明，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據說，他當時之所以報考西南聯大，是因為聽說這所大學的學生上課、考試很“隨便”，可以“吊兒郎當”。
　　
　　西南聯大時的汪曾祺是個什么樣子？他同宿舍的人回憶道：“頭發留得很長，穿一件破的藍布長衫，扣子只扣兩個，趿著一雙布鞋——不提腳后跟，經常說笑話，還抽煙，很頹廢的那種樣子。”當時汪曾祺住在校外的民強巷，房租只是象征性地給房東一點，而且經常拖欠。白天，他或者看書，或者搬一個小板凳，坐在廊檐下胡思亂想，或者漫無目的地到處游逛。晚上，在紙片上斷斷續續地寫作。他不停地抽煙，抽得滿地都是煙蒂，有時煙抽完了，就在地上找找，揀起較長的煙蒂點了火再抽。由于沒有床，他就睡在一個高高的條幾上——條幾也就一尺多寬。僅有一條棉絮，無論冬夏，都是擁絮而眠。
　　
　　在西南聯大，汪曾祺最重要的“功課”就是逃課。系主任朱自清的課，汪曾祺也照逃不誤，更別說一般的教師了。朱自清授課嚴謹，每堂課都留作業，三天兩頭考試，這讓汪曾祺叫苦不迭。起初汪曾祺還不敢冒犯，老老實實地聽課，后來實在忍受不了，索性一走了之。他不去，朱自清就點名：“汪曾祺，汪曾祺！”見沒有回應，朱自清很生氣。幾次三番后，朱自清就嚴厲地批評汪曾祺。汪曾祺表面不吭聲，心里卻“很不喜歡”。
　　
　　聞一多一副名士派頭，不屑點名。但他的課，汪曾祺也逃，有一搭沒一搭地上。對此，聞一多心知肚明，可他并不在乎，沒來就沒來，不要緊。到了期末考試，聞一多卻給這個經常逃課的汪曾祺打了最高分。有一次，一位學生臨近期末作業卻寫不出來，無奈之下，只好找人代筆。一夜之間文章就寫好了，交給聞一多。聞一多看后大悅，連贊：“比汪曾祺寫得還要好！”——聞一多哪里知道，這文章其實就是汪曾祺代寫的。
　　
　　汪曾祺唯一不逃的是沈從文的課。汪曾祺大二時選修了沈從文的三門課，從此開始了他們長達幾十年的師生之交。當時汪曾祺學習寫作，每寫出一篇作品，先交給沈從文看。如果沈從文覺得不錯，就主動把作品推薦給上海期刊界的朋友，并以求發表，這樣一來，汪曾祺逐漸引起了文學界的關注。沈從文不僅給汪曾祺的課堂作業打過全班最高分——120分，而且還對人說：“汪曾祺的文章寫得比我的還要好。”
　　
　　沈從文不但在學業上關照汪曾祺，生活中也是關懷備至，他經常請汪曾祺來家里吃飯。次數多了，連其夫人張兆和都知道汪曾祺最近讀了什么書、做了什么事。有一次，汪曾祺喝酒喝得多了，便在昆明街頭一躺，睡著了。不承想，沈從文正好路過，看見了，還以為是哪位酒徒喝多了，便過去扶，結果一看，恰是他的得意門徒汪曾祺。“這小子又喝高了！”沈從文心疼地嘮叨一聲，便把汪曾祺扶回家里，為他泡了一壺濃茶，喂他喝了，才把酒勁醒過來。還有一次，汪曾祺害了牙病，腮幫子腫得老高，去看沈從文，沈從文開門一看，一句話沒說，出去買了幾個大橘子抱著回來了。
　　
　　汪曾祺之所以要逃課，一是為了讀書，二是為了喝茶。只要有機會，汪曾祺就跟合得來的同學跑到茶館里，一本書，一壺茶，一泡就是一整天。別人去聽課，他去泡茶館；別人做學問，他在寫小說；別人念洋文書，他在翻線裝書——這就是汪曾祺。
　　
　　1944年，汪曾祺以肄業身份離開西南聯大，結束了他的大學生活。多年后，汪曾祺回憶起西南聯大，他認為，母校留給他最寶貴的財富是，“精神方面的東西，是抽象的，是一種氣質，一種格調，難于確指，但是這種影響確實存在。如云流水，水流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