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那幅廣告，我的生活會怎么樣呢？
　　
　　在東京的日子里，我每次往擁擠的地鐵車廂里一站，那廣告就像在不斷向我回望。廣告里是一對男女，他們都穿著傳統的日本和服，略顯僵硬地坐著。男士頭發濃密，呈金黃色；漂亮的女士盡管身穿一套紅色的和服，華美的頭飾低低地壓著額頭，但看得出來她是西方人。我不懂日文，不知道它寫的是什么，但在異國他鄉的我，她給我以熟悉和親切，每當看到這幅廣告，就像找到了家的感覺。
　　
　　19歲那年，我離開了老家意大利，在世界各地漂泊。1991年，我受邀到日本一家賓館做糕點領班。但是，在日本的感覺卻不像我在其它地方那樣隨遇而安，以致于后來，我開始對自己都陌生起來。這并不僅僅是文化差異的問題（比如說，我是大個子，早已習慣了進出門時注意低頭），而是那種孤獨。這，也影響了我的婚姻。
　　
　　日本，確實是一個可愛、美麗的地方，但是我仍然十分想念美國，覺得日本不是我的久留之地。從我工作的地方乘地鐵到家只有4站，車上擁擠不堪，有時連腳都不能著地。甚至，不時還有筋疲力盡的生意人竟靠著我的肩頭打起了瞌睡。每當這時，我就將眼睛緊盯著那幅廣告畫看。我猜想，它就代表著我正在渴望的、那個熟悉的世界。
　　
　　1993年，我回到了美國，搬到了泰帕，開了一家面包店，就像數年前我父母在意大利時一樣。
　　
　　但是，事情遠遠沒有想象中那樣好，這時，我的婚姻走到了盡頭。離婚后，我發現自己入不敷出，多年來我第一次陷入了經濟危機。我把所有的積蓄投進了“達立滋意大利面包店”。每天，我將大大小小的面包、小點心、蛋糕和餡餅烤出來，擺放好，穿著沾了果醬的圍裙站在門口，向行人散發我的樣品。漸漸地顧客來了，我的生意有了轉機。到了1995年，我雇了三個店員幫忙，數不清的圣誕節訂單紛至沓來。
　　
　　12月初，三個店員先后由于種種個人原因離開了面包店，令我焦頭爛額的時候到了。訂單太多，我必須要如期供貨，但是，我既要管理商店，又要親自動手烤制糕點，奈何？
　　
　　一天晚上，當我從烤箱里拿出又一批松子小餅干時，我望了一眼時鐘，已經到了午夜。可我還有第二天就要交貨的20份定單沒來得及做。我盯著電話機，拿不定主意。“不，弗朗科，你一定不能取消訂單。”我告訴自己，我抓起一團面，又開始揉起來，準備做我的特色糕點：鉛筆狀面包棍。我實在招架不住了，招聘人手的告示已經在窗戶上貼了兩周，但是還沒有人來應聘。
　　
　　“老天爺，請幫幫我，派個人來幫幫我吧！”我低聲說，“隨便什么人都行啊！”
　　
　　第二天，一位舉止高雅的女士來到我的面包店，“需要我的幫助嗎？”我問她，心想她一定是來預訂面包和點心的。
　　
　　令人驚異的是，她竟用流利的意大利語回答我的問話，悅耳的鄉音真像音樂一樣，動人心弦。她叫弗朗西絲，她自我介紹說，她的一位朋友是我的顧客，那位朋友告訴她，我這里急需幫手。
　　
　　我趕緊從柜臺后走出來，與她握手，“你怎么會意大利語的？”我好奇地問。
　　
　　“我在那里呆過。”她說，用她那天藍色的眼睛望著我，她的眼睛藍得真像泰帕海灣的海水。“我愛意大利。”她微笑著說。我一時竟感動得不知所措，眼睛卻不聽使喚地緊盯著她。
　　
　　“啊，你能來這里幫忙，我真的太高興了。你能不能現在就開始工作？你就在前臺招呼顧客，我到后面去烤點心？”
　　
　　她立即開始干了起來，把點心擺放好，將訂單整理出來。顧客上門了，她笑臉相迎。我們沒有多余的交談，我們也沒這個必要，她好像對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我們配合默契，我手上的活干起來也似乎變得不費吹灰之力了。
　　
　　那天晚上，幾周來的第一天，我睡了個安穩覺。第二天，她一大早就到面包店，站在門口等我開門了。
　　
　　“早上好，弗朗科。”
　　
　　“早上好，弗朗西絲。”她哧哧地笑了起來，對自己名字的意大利發音忍俊不禁。
　　
　　她進了店，麻利地接待顧客，為他們把點心裝進盒子，包好，顧客和她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著。從他們的談話中，我得知她已經寡居多年。
　　
　　那天工作結束的時候，我送她一籃面包棍。“謝謝你！”她說，“我的朋友說，如今，面包棍已經成了絕版啦。”
　　
　　“說到哪去了，是我應該謝謝你，弗朗西絲。”我為她拉開門，“你可真救了我的急。”
　　
　　后來，她在我的店里的時間長了，我慢慢地知道了她的一些情況。我知道她和我一樣，現在都是獨居一室，孩子們也都已經長大成人。我們都曾是天涯淪落人，都曾經在世界各地漂泊過。她也有悲哀的過去。她非常愛她的家庭，丈夫的去世給她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傷。盡管如此，她并沒有被生活的痛苦擊垮，她還是一如既往地優雅、美麗。
　　
　　終于，我鼓起了勇氣，邀請她共進午餐。我們在餐廳一直聊個沒完，直到服務員開始收拾桌子準備晚餐了才離開。我們沿著海岸慢慢地走下去，走過了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的賓館的粉紅色高塔。我們走得如此之慢，就像想留住此時此刻，使之永恒一樣。最后，我們坐在沙灘上的一段木頭上。弗朗西絲轉過頭來望著我的眼睛，我們凝視著對方，我輕輕拉過她，親吻起來。
　　
　　就在我們相識兩個月后的一天下午，我在她的寓所，發現書架上有一本剪貼簿，便順手取了下來，“這是什么？”我問她。
　　
　　“啊，那是我收藏的舊照片，是當模特兒時照的。”她在沙發上緊挨著我坐下來。一張照片突然使我的眼睛一亮，“我見過那張畫！”弗朗西絲轉過頭來看我。我一下子就看見了那張臉龐，和她現在的臉龐合為一體。“你就是車廂里那張畫上的人，”我說，“在東京。”
　　
　　她恍然大悟地笑了起來：“啊，你是說那個，那是一幅承辦婚禮的廣告。”
　　
　　我的眼睛在她臉上和照片上來回搜尋，“真的是你！”廣告畫中那個神秘的女郎，那個莫名其妙吸引了我的女郎竟坐在我身旁，叫著我的名字，對我的驚詫開心地取笑著，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議，又是多么熟悉，多么完美！我感動地握著弗朗西絲的手，把一切細細道來。弗朗西絲慢慢地搖了搖頭：“我不信那幅廣告還在車廂里，我想我拍那幅廣告的時間至少應該在15年前吧！”
　　
　　我曾祈求上天派一個人來幫我，誰知道就在東京的地鐵車廂里就已經給我以提示。不久，我和弗朗西絲舉行了婚禮。沒有錦車華服，也沒有喧鬧的儀式，僅僅只有我們倆——兩個在生活中適當的時候、適當的地方發現了對方的漂泊者。
　　
　　我是一個多么幸福的面包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