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的轉折點——安史之亂（一）：開元末年，安祿山初露鋒芒

導語：

唐朝作為中國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強盛王朝，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文化交流方面，都是極其繁榮的景象，尤其是在唐玄宗時期，更是讓大唐帝國走向了巔峰的“開元盛世”。然而唐玄宗讓大唐帝國走向了巔峰之后，一場叛亂給了這個強盛的王朝一記重拳，也讓它慢慢地走向了衰敗。

唐朝疆域圖

從唐玄宗把粗野大漢安祿山召入宮中，為他和楊貴妃郎情妾意的愛情生活上演一幕幕喜劇開始，一個創下豐功偉績的帝王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歷史的輪回之中。

誰能料到，圣寵之下的安祿山給了唐玄宗一記重拳，讓唐玄宗和楊貴妃這對戀人陷入生離死別的境地。一代英主晚年的落寞收場使人不禁心生憐惜，一個情感豐富的帝王究竟是愛錯了美人，還是信錯了男人才會留下自古多情空余恨的悲哀。

唐玄宗李隆基

漁陽鼙鼓，驚破一簾幽夢。公元755年，農歷十一月十五日這天，大唐帝國的玄宗皇帝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將士送來的竟是三鎮節度使安祿山起兵反叛的消息。

事發已經過去了七天，此刻的唐玄宗依然無法相信這個備受恩寵的粗野大漢會背叛自己。但很快河北平原郡太守派人送來的消息，使得唐玄宗不得不相信安祿山確實反了。

驪山享樂的愜意和舒適頓時煙消云散，這看似平靜的一天，卻是他與楊貴妃離歌淺唱的開始。

公元712年，二十七歲的李隆基登上皇位，在帝位歷來只傳嫡長子的皇權專制下，李隆基在武氏專權的統治下韜光養晦得以保全性命。

當唐王朝還歸李氏家族之時，李隆基在皇室的激烈紛爭中脫穎而出，最終穩穩的接住了大唐江山的接力棒，開始了其長達44年之久的統治，史稱唐玄宗，后人又稱唐明皇。

李隆基即位以后，他的才華開始充分展現，他是一個精力旺盛的人，又是一個很有抱負的人，他并不安于當一個守成天子，而是試圖有所作為的一個人也是一個比較重感情的人。

唐玄宗的統治時期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二十九年為開元時期，后十五年為天寶時期。

開元年間的唐玄宗勵精圖治，大唐帝國的朝堂很快就人才濟濟，王朝經濟更加繁榮，文化興盛，邊疆穩定，各國使者來朝絡繹不絕，盛唐氣象噴薄而出，大唐帝國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

唐朝詩人杜甫在《憶昔》中描述開元盛世：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客觀的講，李隆基在開元年間確實達到了唐朝三百年當中的頂峰，在這一時期唐朝的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百姓生活比較安定，政治相對來說也比較清明，皇帝也比較勤政，同時在周邊的民族關系上，也沒有發生非常緊張的民族危機，“開元盛世”之稱，實至名歸。

隨著大唐盛世的如期而至，這位居功至偉的皇帝也步入晚年，對朝政逐漸沒了熱情，開始倦于萬機。朝中內有高力士，外有李林甫，邊境上有各個節度使，事必躬親的時刻遠去了，而他那潛藏多年的藝術情趣和放浪不羈的文人情懷開始顯現。

在后人的眼中，唐玄宗不僅僅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還是一個職業的玩家，寫詩作曲成了唐玄宗晚年的主要生活，而最醒目的是他和楊貴妃的愛情，既是無數文人墨客抒情的對象，也是歷代市井小民八卦的話題。

對于唐玄宗這樣一位創下豐功偉績的帝王而言，當他的盛世王朝走向衰落之時，人們總會將矛頭指向他身邊的女人，紅顏禍水似乎是導致王朝衰敗的最直接原因。

月圓則虧，水滿則溢，在偉大的功業面前，一個權力至高無上的帝王要做到慎始敬終恐怕很難，唐玄宗同樣不可避免的陷入了歷史的輪回之中。

當安祿山范陽起兵，帶領二十萬雄兵大舉南下的時候，承平日久的唐王朝卻依然沉浸在盛世太平的春秋大夢之中，完全喪失了對危機的敏感。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唐朝詩人白居易筆下的貴妃出浴，將這樣一位有著羞花之貌的女人，演繹得靈動妖嬈，而她的出現使得唐玄宗越來越留戀華清宮的溫泉了。

公元740年10月，五十六歲的唐玄宗在華清宮遇見了剛出浴的楊玉環，二十二歲的楊玉環嬌艷欲滴，引得年近花甲的唐玄宗如少年一般春心萌動，頓感六宮粉黛無顏色。

楊玉環雖是兒子壽王李瑁的妃子，但對于唐玄宗而言，得到自己喜歡的女人并不是難事。

唐玄宗為了掩人耳目，在高力士等人的謀劃之下，李隆基借著給自己的母親竇太后祈福的機會，敕書楊氏出家為女道士，道號“太真”。這樣就完成了身份的過渡，后來又很自然地進了宮升為貴妃，成為唐朝最得寵的一位妃子。

晚年的唐玄宗安于享樂，沉迷于藝術創作，而含章秀出的楊玉環精通音律，能詩善舞，藝術上的契合，讓這段起步于強權的感情逐漸走上正軌。

吸引唐玄宗的不僅僅是楊貴妃的美貌，兩個人之間有很多的共同語言，唐玄宗是一個非常著名的音樂皇帝，后宮佳麗三千沒人能成為他的知音，當他創作或者彈奏首新的樂曲的時候，沒人能了解他的心思。

此時大唐正處于開元盛世，國力非常興盛，所以唐玄宗已經沒有了當年的雄心壯志。因為他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皇帝，喜好音樂、繪畫和書法，所以楊玉環出現他的身邊，給他的精神上帶來了很多撫慰。

公元742年農歷十一月，志得意滿的唐玄宗改年號為“天寶”。天寶四年，楊玉環被封為貴妃，成了大唐最為尊貴的女人，從此朝夕陪伴在玄宗身邊，得了唐玄宗傾盡天下的榮寵。

當唐玄宗沉浸在絲竹之樂中時，朝廷上卻是一片硝煙彌漫，而引起這場硝煙的正是宰相李林甫，也是天寶年間真正的政壇主宰者。

李林甫為人城府極深，善于以甜言蜜語獲取別人的好感，背后傷人卻不露聲色。而自知結怨太多的李林甫經常擔心有人復仇殺他，日夜如臨大敵。

傳言李林甫一夜要換好幾個屋睡，即便是家人都不知道他晚上睡在哪里，所以人們評價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即我們現在常用的成語“口蜜腹劍”。現在人們常用口蜜腹劍來形容人陰險，卻很少知道口蜜腹劍是李林甫式政治文化的語言積淀。

為了顧全保位，李林甫便迎合唐玄宗征伐四夷的想法，上奏唐玄宗：“文士為將，怯于沖鋒陷陣，不如用出身寒族的武人，或者是出身外族的胡人擔任邊將。胡人勇敢果斷，習于戰斗，寒族則孤立無黨，不會互通關節。”

開元末年至天寶年間，邊境各軍區大規模提拔寒族、胡族出身的人擔任將軍，以軍功升任節度使，這些人被稱為“蕃將”。

節度使的出現，要追溯到唐睿宗時代，但是早期這些邊鎮的重將，基本上任用文人將領比較多，但是后來李林甫擔憂邊鎮的文人將立功之后有可能就會被調到中央，擔任丞相從而分到自己的權，于是他向皇帝建議，在邊境比較重要的藩鎮用武人做節度使，而這些蕃將多目不識丁，無論他們如何立功都無法入朝當宰相到中央與他爭權。

朝廷重用藩將，邊將擁有重兵，這令宰相張九齡感受到了來自邊境地區的威脅，軍事格局外重內輕，一旦邊將引兵向闕，中原便會不堪一擊，但是張九齡政治上的這種敏感，不僅沒有引起唐玄宗的警惕，反而遭到唐玄宗的反感。

此時的唐玄宗覺得天下太平，自己可以高居無為，而張九齡卻總在身邊危言聳聽，相比之下李林甫更懂他的心思。不久之后，唐玄宗便罷免了張九齡，把朝廷政務委托給宰相李林甫，這權利一交就是十九年，重用藩將的策略也在不知不覺中給唐帝國的危機埋下了種子。

張九齡

公元732年，幽州的刑場上，一個即將被亂棍打死的偷羊賊，對時任幽州節度使的張守珪高聲大喊：“大夫難道不想消滅奚和契丹兩個蕃族嗎？為什么要打死我！”

正是這一聲吼叫給這個即將被打死的偷羊賊帶來了轉機，張守珪命人將這個喊叫的人帶上前來。此人見機馬上使出巧言善辯的本事，一邊悔過自新，一邊信誓旦旦地獻上破胡計策，并表示自己愿意協助官府消滅進犯邊境的奚和契丹人。

張守珪聽了大為詫異，上下打量著面前這個胡人裝扮的大漢，此人身形體壯如牛，心眼卻十分靈活。

奚和契丹的屢屢扣邊，著實讓官府傷透了腦筋，這個看似粗野的偷羊賊或許可以給官府出力，收到官兵難成之效。

出身行伍的張守珪對草莽英雄本就有著特殊的情感，于是就下令釋放了這個偷羊賊，并且給了他一個捉生將的職位，負責偵查和擒拿敵人，后來還把他收為了義子。

正是這臨死前的一句掙扎，讓他幸免于難，意外的進入了張守珪的帳下，闖入了大唐的軍隊，巴結上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個大貴人。

而這個偷羊賊，就是日后在大唐的朝廷上出盡風頭的安祿山。沒有人會想到，這個看似粗野憨厚的大漢會窺覷大唐，將大唐盛世推向覆滅的邊緣。

安祿山出生于營州柳城（今遼寧朝陽），隋唐時，營州是華北通向東北的咽喉之地，是這一地區的政治中心、軍事要地，又處于商貿道路的樞紐地位。

唐玄宗登基后，對邊疆實行開放的政治經濟政策，營州一帶建立起店面集市，大批胡商聚集在這里互通有無，其中又以粟特人居多。

史書中記載安祿山是個雜胡，也就是突厥人和粟特人的混血，由于他精通多種胡人語言，做胡商間的互市牙郎游刃有余，互市牙郎類似于現在對外貿易的翻譯中介。也許是做互市牙郎的收入并不可觀，有時候他還要靠偷盜維持生活。

躲過一劫的安祿山，因禍得福加入了大唐的軍隊，成為了一名唐朝當時最底層的軍官捉生將。與安祿山一起當捉生將的還有日后與他一起作亂的搭檔史思明。

本就出生突厥，精通各種語言的安祿山對于捉生將的工作輕車熟路，立下了很多戰功，逐漸得到了張守圭的重用和提拔，還被張守圭收為養子。

唐朝規定，地方官必須定期向朝廷匯報工作，或者親自入京述職或派專人入奏。

公元733年，張守珪特意派遣安祿山入京奏事，讓他增加見識，以熟悉朝廷規矩和朝廷大臣。

俗話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張守珪的這番良苦用心卻成了安祿山生命中一道巨大的坎。

唐朝人姚汝能撰寫的《安祿山事跡》中記載，第一次見到安祿山，張九齡在其看似恭敬的陳述中感到莫名的詭異。

在安祿山進京的時候，張九齡經過觀察和一些上報材料的了解，他認為安祿山這個人是有野心的，并且在軍事上有很多準備。張九齡聚德安祿山這個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所以多次建議唐玄宗殺掉安祿山這種禍患，以免埋下隱患。

安祿山自己都不知道，此番進京不但沒有撈到什么好處，反而種下了禍根，很快就迎來了他人生的第二道坎，再次走進了鬼門關。

參考資料：《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安祿山事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