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明代兵法·明太祖寶訓》原文鑒賞

[原文] (節選)

卷一

經 國

伐敵制勝，貴先有謀。謀定事舉，敵無不克。

卷三

勤 民

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若年谷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而民安，此為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

卷五士

諭 將

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周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為人所乘。慎之! 慎之!

畜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兵民相資，彼此相利。

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斂合布散，倏往忽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為眾，以弱為強，逸已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雖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為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合宜，應變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

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古哉。……戰陣之勢，闔辟奇正，頃刻變化，就風云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

守城者譬之守器，當謹防損傷。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壞，則器為廢器，守者亦不得無責矣。

軍士雖有眾寡不同，要必皆識之，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衛，羽翼相蔽，必無表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猝臨戰陣，何以應敵?……能知人，則勇者效力，智者效謀，鮮有不盡心者。茍一概視之。則勇者退后而智者韜策矣。

為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誠待人，則人為我用，若待之不誠，亦孰肯盡心效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茍不知此，唯力之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夫之力以應敵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余，此用智力之殊也。

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

為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后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

凡事必預備，然后有濟。先時浚流，臨旱免憂。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當閑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可謂無事使可宴安也。夫溺于宴安者必至于危亡，安而慮危者乃可以常安。

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

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本于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軍旅之事，以仁為本，以威為用。申明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士心勵，雖少必濟;人志怠，雖眾弗克。所謂仁者非姑息，所謂威者非殺伐。仁以撫眾，威以振旅，則鮮有不克。

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眾心; 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

軍士行伍不可不整，進不可無節。雖營廬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調發，易于呼名，不致失次。……臨敵之時，亦如前法，居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病，不以無疾而用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戢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蓋兵能弭禍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啟釁，適足以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瞑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隕命，亦傷元氣。故為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

兵以戢亂非為亂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不為也。

卷六

武 備

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后可以成功。

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于未形;有謀，能制勝于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

太祖坐白虎殿與孔克仁論天下形勢，因曰：“……吾欲以兩淮、江南諸郡歸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種，練則為兵，耕則為農，兵農兼資，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兩淮之間饋運可通之處，積糧以俟，兵食既足，觀時而動，以圖中原，卿為何如?”克仁對：“積糧訓兵，待時而動，此長策也。”

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后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余，遂亡武備，往往至于取敗。人孰不曰： 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講武而后可言偃武。若晉徹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徹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正須常守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

[鑒賞]

《明太祖寶訓》，明朝官修的記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語錄”。朱元璋，字國瑞，濠州(今安徽鳳陽)人，是元末農民起義軍的首領，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開創了我國歷史上由南向北統一全國的先例。他胸懷韜略深謀遠慮，廣招謀士博采眾議，治軍嚴明持重用兵，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創造性地采用水陸并進的作戰方法，彌補了當時騎兵的嚴重不足，把一個素以騎兵優勢著稱的元蒙勢力，驅逐出中原大地。《明太祖寶訓》詳細記錄了朱元璋理國治軍的言論，其建軍思想、治軍原則、用兵方略，對后世兵家產生了較為重要的影響。

在我國歷史上，作為農民起義軍，在政治上固然處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官逼民反”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全力支持，但在軍事上開始時總是處在極其弱小的不利態勢，因為舊王朝都有一支龐大的武裝力量維護其反動統治。起義軍要從小到大、由弱變強，戰勝舊軍隊，推翻舊王朝，作為起義軍的領導者，不僅在政治上應當具有遠見卓識，而且必須具備非凡的軍事戰略眼光。朱元璋出身于貧苦農民家庭，公元1352年參加郭子興領導的農民起義軍，英勇善戰，被郭招為婿。郭死后朱元璋統領其軍，渡長江、克太平、占集慶，并以此為中心建立根據地。之后，他采納儒士朱升“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明史·朱元璋傳》)的建議，逐步壯大實力。乘北方紅巾軍與元軍主力激戰之際，揮師殲滅江南元軍。繼而在同陳友諒、張士誠兩大勢力交鋒時，避免兩線作戰，集中力量先滅陳，后攻張，占領了長江下游地區。接著北上，制定了先取山東、旋師河南、斷其羽翼，然后進兵元都的作戰方略，命大將軍徐達率師北征，并親臨汴梁(今開封)督戰，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公元1368年，朱元璋即帝位。隨后，發兵滅夏蜀，取云南，平遼東，逐步統一了全國。

朱元璋卓越的軍事領導才能，不僅表現在奪取政權之前的起義戰爭中，而且也體現在奪取攻權之后鞏固政權的斗爭中。明朝建立后，曾先后面臨兩大威脅：一是“元人北歸，屢謀興復”，構成北方邊患;一是“島寇倭夷，在在出沒，故海防亦重”，構成東及東南沿海地區海患。元朝滅亡后，朱元璋對元人及其后裔并沒有采取鐵血政策，而是實行“優撫”和“戍兵”兩手并舉的方針，一面優待元俘，分化懷柔，一面加強邊防建設，對于擾邊的元殘部尋機分頭出擊，阻其內犯，保障邊疆安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因元將王保保為西北邊患，命徐達為征北大將軍、李文忠為副，分兵兩路出征沙漠，徐達“大敗(王)保保兵于川北亂壕間”，李文忠克應昌，“一戰敗之”。嗣后，籌備山西、北平邊防，并采納淮安侯華云龍的意見，“自永平、薊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關隘百二十九，皆置戍守”，“又詔山西都衛于雁門關、大和嶺并武、朔諸山谷間，凡七十三隘，俱設戍兵”。公元1376年，朱元璋下詔自燕山前后等十一衛，分兵守古北口(今北京密云東北)、居庸關(北京昌平西北)、喜峰口(河北寬城西南)、松亭關(寬城西南)烽堠196處，置兵把守。之后，廣設驛、衛，又筑東勝城于河州東降城之東，設十六衛，與大同相望。從此，自遼以西，“數千里聲勢聯絡”。與此同時，朱元璋還十分重視海防設置，在沿海地區“量地遠近，置衛筑城，水陸設防”(嘉慶;《福鼎縣志》卷五《海防》)。

朱元璋軍事思想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居安思危、常備不懈，強調充實國力，寓兵于農，且耕且戰，始終保持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勤民》篇說：“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若年谷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而民安，此為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治理國家的法則，要以保證充足的糧食為根本。如果莊稼豐收，百姓的衣食充足，那么就會出現國家富裕，百姓安定的局面，這是治國的首要任務，立國的根本大計。因此，他主張“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練則為兵，耕則為農，兵農兼資，進可以取，退可以守”，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明太祖實錄》卷六，戊戍歲十一月辛丑)。國家富裕了，不能忘記武備，“夫天下無虞之時，還須常守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然而，有些人不懂得這個道理，以為天下平定之時，便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息兵偃武”高枕無憂了，就象西晉撤掉了州郡的武備，終于招致了五胡的侵擾，唐朝撤掉中原的武備，終于導致了安史之亂，這些都是歷史的教訓，“后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余，遂亡武備，往往至于取敗”，他們根本不知道，只有先練兵然后才可以談休兵，只有先加強武備然后才可以談停止武備，“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講武而后可言偃武”，對于治兵與息兵、講武和偃武的辯證關系，朱元璋講得再清楚不過了。這些，對于我們今天，提高警惕，增強國防觀念，是頗受啟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