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并載，以游后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凄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

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托乘于后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譯文

五月十八日，曹丕向您述說如下的話語：季重您身體還好吧？我與您雖路途相距不遠，卻因職責的限制而不能常常見面，想與您暢述離別情懷的念頭，使我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了。足下任官的地方偏僻，所以我們往來的書信也少，這更增加了我的惆悵。

每次一想到昔日在南皮的游樂，那真令人難忘啊！既對《六經》各抒己見，又對諸子百家暢所欲言。偶爾也彈琴對弈，接著是六博爭勝。高雅的談論令人心情歡娛，悲壯的琴聲動聽悅耳。在北場縱馬馳騁，于南館聚眾宴飲。將甘甜的瓜果浮在清泉上，把鮮美的朱李浸在寒水中。夕陽西下，明月初升，一同乘車馬巡游于后園。車輪緩緩滾動，跟隨者寂然無聲。夜里清風徐來，悲涼的胡笳低聲吹起。歡樂過去，悲哀襲來，令人愴然傷懷。記得當時我對你們說：這歡樂是難以經常有的啊！足下和眾人全都贊同此說。如今果然分別，各在一方。況且阮瑀已永遠離去，化為鬼類，每想到此，不知何時可以再敘衷腸？

眼下正是五月天氣，東南風吹拂大地，萬物復蘇，天氣暖和，果樹枝繁葉茂。我在此時駕著車往北到河曲巡游，雖有侍從吹著胡笳開路，太子文學的車駕跟隨其后，節氣與當年南皮之游完全相同而時間卻已不同，景物依舊而人卻不同。我心中的憂思真是難以描述，陷入了對舊友的深深思念中。這次因公事派遣使者到鄴城去，特地讓他繞道經過您那里，給您捎來這封信。再見了，請多保重！曹丕拜啟。

二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后，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于鐘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

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于邑，裁書敘心。丕白。

譯文

二月三日，曹丕陳說。時間過得很快，我們分別又將四年。三年不見，《東山》詩里的士兵尚且感嘆離別時間太長，何況我們分別都已經超過三年，思念之情怎么能夠忍受呢？雖然書信來往，不足以解除郁結在心頭的深切懷念之情。

前一年流行疾疫，親戚朋友多數遭受不幸，徐干、陳琳、應、劉楨，很快相繼都去世了，我內心的悲痛怎么能用言語表達啊？過去在一起交往相處，外出時車子連著車子，休息時座位相連，何曾片刻互相分離？每當我們互相傳杯飲酒的時候，弦樂管樂一齊伴奏，酒喝得痛快，滿面紅光，仰頭吟誦自己剛作出的詩。每當沉醉在歡樂的時候，恍惚間卻未覺得這是難得的歡樂。我以為百年長壽是每人應有一份，長久地相互在一起，怎想到幾年之間，這些好朋友差不多都死光了，說到這里非常痛心。近來編定他們的遺著，合起來成為一本集子，看他們的姓名，已經是在陰間死者的名冊。追想過去交往相好的日子，一切還歷歷在目，而這些好友，都已死去化為糞土，怎么忍心再說啊？

縱觀古今文人，大多都不拘小節，很少能在名譽和節操上立身的。但只有徐干既有文才，又有好的品德，寧靜淡泊，少嗜欲，有不貪圖權位隱退之心，可以說是文雅而又樸實的君子。他著有《中論》二十多篇，自成一家的論著，文辭典雅，足以流傳后世，他的精神、成就將永存。應文采出眾常有著述之意，他的才能學識足以著書，但他美好的愿望沒有實現，實在應該痛惜。近來遍閱他們的文章，看后不禁拭淚，既痛念逝去的好友，而且又想到自己生命短促。陳琳的章表文筆很雄健有力，但稍微有些冗長。劉楨的文風灑脫奔放，只是還不夠有力罷了，他的五言詩很完美，在同代人中最妙。阮瑀的書札文詞美麗，使人感到十分快樂。王粲只擅長辭賦，可惜風格纖弱，不能夠振作起文章氣勢，至于他擅長的，古代沒有人能超過很遠。過去伯牙在鐘期死后破琴絕弦，終身不再鼓琴，痛惜知音難遇，孔子聽說子路被衛人殺害，剁成肉醬，命人將家里的肉醬倒掉，悲傷弟子當中沒有能比得上子路的。這些人只是有些還不及古人，也算一代優秀人才，現在活著的人，已沒有人能比得上的了。將來定有優秀人才出現，后來之人難于輕視，但是恐怕我與您不能趕上見到了。

年齡已經增大，心中所想的千頭萬緒，時常有所思慮，以至整夜不眠，志向和意趣什么時候能再像過去那樣高遠呢？已經變成老翁，只不過沒有白頭發罷了。東漢光武帝說：“三十多歲，在軍隊中十年，所經歷的事不止一件。”我的才能趕不上他，但是年齡和他一樣大了，憑低下的才能卻處于很高的地位，德才不足，只是憑借父親曹操之力而有高位，一舉一動都有人注意，什么時候才能改變這種情況呢？恐怕永遠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游玩了。年輕人的確應當努力，年齡一旦過去，時光怎么能留得住，古人想夜里拿著蠟燭游玩，確實很有道理啊。

近來我憑什么來自娛？我還能有什么建樹？我只能向東遙望你的處所，寫信來表達我的觀點。曹丕拜啟。

作者介紹

曹魏高祖文皇帝曹丕（187年—226年），字子桓，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曹魏的開國皇帝，220年—226年在位。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人。魏武帝曹操與卞夫人的長子。去世后廟號“高祖”（《資治通鑒》作世祖），謚為“文皇帝”，史稱“魏文帝”。由于文學方面的成就而與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并稱“三曹”。少有逸才，廣泛閱讀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年僅八歲，即能為文。建安十六年（211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運用各種計謀，在司馬懿、吳質等大臣幫助下，在繼承權的爭奪中戰勝了弟弟曹植，被立為魏王世子。延康元年（220年），魏武帝曹操去世，世子曹丕繼位為魏王、丞相、冀州牧。他對外平定酒泉、張掖的叛亂，從劉備集團手里收復上庸三郡；對內積極調節曹氏與士族之間的矛盾，果斷采納陳群的意見，確立九品中正制，成功緩和了曹氏與士族的關系，取得了他們的支持，為稱帝奠定了基礎。當年十月，立刻逼迫漢獻帝禪位，登基為大魏皇帝。定國號為大魏，改元黃初，改雒陽為“洛陽”，定都于此。曹丕堅持大權獨攬，設立中書省，其官員改由士人充任，原由尚書郎擔任的詔令文書起草之責轉由中書省官員擔任，機要之權漸移于中書省。下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限制了宦官的權力；定令婦人不得預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提倡節儉、薄葬，預作《終制》。他推行九品中正制后，用人權從地方收歸中央，但也導致魏國的統治實權逐步被士族壟斷。

曹丕的一些措施體現了他在政治上的才能，然而在軍事才華上他遠不能和父親曹操相比，三次率大軍南下伐吳都沒有取得太大的效果，但他的文學有相當高的成就。其《燕歌行》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詩；他的五言和樂府清綺動人；所著《典論·論文》，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專題論文，所論的“文”是廣義上的文章，也包括文學作品在內，涉及了文學批評中幾個很重要的問題，雖不免有些粗略，但在文學批評史上開風氣之先。

總體來說，在位六年，統治期間，曹魏國力進一步增加，版圖得以擴大，多次擊敗羌胡、鮮卑等族的進犯。黃初七年（226年），曹丕回到洛陽后一病不起，臨終前托付曹叡于陳群、曹真、司馬懿等人，終年四十歲，按其生前的文告，不樹不墳，葬于首陽陵。明人張溥輯有《魏文帝集》。

賞析：融思念于字里行間，化感情入清綺駢句

三國是戰亂不已的分裂年代，然而在我國文學史上卻是燦爛多彩的時期。當曹操統一北方，社會有了比較安定的環境，一度衰微的文學有了新的生機。曹操父子愛好文學，且皆有深厚的文學修養，在他們的提倡下，文人地位得到重視，一大批文人聚集在他們身邊，文學創作有了新的突破。由于社會環境和個人的經歷，他們的創作往往帶有慷慨悲涼的藝術風格，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漢末的社會現實和文人們的思想情操。“三曹七子”中的曹丕，便是建安文學中最突出的代表之一。

曹丕據《三國志·文帝紀》載：“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余篇，號曰《皇覽》。”同傳注引《魏書》亦載：“帝初在東宮，疫病大起，時人凋傷，帝深感嘆，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上，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余篇。集諸儒于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為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圣之風。”由此可以看出，曹丕是將“著篇籍”看成除了建功立業之后第二等重要的事業。是以他的《典論·論文》中強調“詩賦欲朋”“文以氣為寶”，開創了我國文學批評之先例，堪稱不朽之作。

曹丕主要生活在赤壁之戰后北方相對安寧的環境里，少時喜習武藝。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少軍旅之勞，又過著貴族養尊處優的生活。政治和軍事上均無突出的建樹。但他深受父親曹操的影響，加之他天賦很高，飽讀經書，尤愛樂府民歌，從而打下了堅實的文學功底，在詩歌、辭賦和文學理論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的成就。故陳壽評曹丕便著眼于此，說他“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亦贊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綺。”本篇《與吳質書》選自《昭明文選》，便是最能體現曹丕“清綺”風格的優秀駢體短文。

這篇書信《三國志·文帝紀》《三國志·吳質傳》上均不載，只見諸裴注引《魏略》中。《昭明文選》在選載此文時題目作《與朝歌令吳質書》，署名“魏文帝”，曹道衡先生主編《漢魏六朝辭賦與駢文精品》時，也作《與朝歌令吳質書》。但據《三國志·吳質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所記：“及河北平定，五官將為世子，質與劉楨等并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為朝歌長，后遷元城令。其后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秦漢制度：萬戶以下的縣級行政長官稱長，以上稱令。吳質初在朝歌時管理不足萬戶，故曰長，在曹丕寫此書信給他時，已升遷為元城令。《文選》的編選者未能詳審，主觀地將吳質官職由“朝歌長”定為“朝歌令”，既與當時制度不符，又與吳質經歷不合。再者，曹丕寫此信時僅是太子，而《文選》作“魏文帝”，此乃是以曹丕后來的帝號稱之，亦與事實不符。唐李善注該書信時引《典略》道：“（吳）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引文與《魏略》所記大同小異，不知孰為原始史料。只有一點不能否認，曹丕當時的身份還是太子。

該書信寫于何時？各類史料皆未說明。《文選》所載此文的首句有“五月十八日”句，此為《魏略》所無。按《三國志》作注者裴松之（372年—451年）為南朝劉宋人，《文選》編選者蕭統（501年—531年）為南朝蕭梁人。裴松之所引《魏略》是三國時魏國魚豢所撰，當有一定的權威性。蕭統選文時也不會無端杜撰出他沒有看到的文字，故而只有一個可能，即該書信日期被裴松之疏漏或省略了。

問題在起首句“五月十八日”究竟是何年？曹道衡先生說“此信大約寫于建安十七年（212年）至二十二年（217年）之間。”四川大學方北辰教授根據《魏略》有“其后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和《三國志·武帝紀》“建安二十年（215年）……二月，公西征張魯”等史料記載，推斷出該書信日期是：建安二十年（215年）的五月十八日。此說為是。除此而外，曹丕的書信中也間接地透露出吳質當時已經是元城令的信息。信中末尾寫道：“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按，曹丕寫此信時人在孟津，鄴城在孟津東北約二百三十公里，其正常路線應是使者往東北約一百五十公里到朝歌，然后再往北約八十多公里到鄴城。如果吳質還在朝歌為朝歌令，則曹丕就不會說是“枉道相過”，而應該說順道過朝歌。元城在朝歌東北約一百二十公里，其西北約八十公里才是鄴城。鄴城、元城、朝歌，在地理位置上略呈等腰三角形。故曹丕的使者是從朝歌先到元城，再繞行到鄴城，那么“枉道相過”這句話就合乎常理了，也證明吳質確在元城為令。

這篇內容率真、文筆清綺的書信，產生在建安時期，有其歷史的必然。首先是當時的社會現實促使人們對長期束縛思想的儒學名教進行反思，文化專制遭到削弱。于是文學擺脫經學附庸的地位，使內容枯燥、堆砌辭藻的形式主義，走向抒發情懷、描繪社會生活的現實主義。不少作品雖然題目是用樂府舊曲，卻注入了鮮活的現實內容，增強了文學的生命力。其次是文人的地位有所提高。魯迅先生說：“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一個重大的變化。”他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強調當時文學特點“就是尚通脫。為什么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系。”什么樣的風氣呢？就是“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魯迅認為：“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想說什么便說什么的文章……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于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這種評語應該是簡明中肯，如此而來的結果，就是文人受到重視，因而產生了許多文學大家。

在此之前的西漢時期，司馬相如、揚雄雖能寫出巍巍大賦，然而他們的地位并不高。《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司馬相如在漢景帝時期“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雖然因家庭有錢而為郎，但是景帝不喜愛辭賦，司馬相如的才華得不到施展。到了漢武帝時，境況略有好轉，也僅被任命為郎。揚雄更糟，《漢書·揚雄傳》載其《解嘲》自述道：“司馬長卿竊警于卓氏，東方朔割炙于細君。仆誠不能與此數公者并，故默然獨守吾《太玄》。”是以“家素貧”。說明在皇帝眼中，那些有文學才能的人，其實就是供皇帝閑暇時解悶的。司馬遷《報任安書》中對此看得很清楚：“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這種現象至三國時代大為改觀，這與某些統治者提倡有關，這是兩漢獨尊儒術的霸權局面被打破、文化專制主義被削弱的結果。

曹氏父子酷愛文學。《三國志·文帝紀》注引《典論》魏文帝《自敘》中說：“上（曹操）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曹氏父子不僅自己進行文學創作，還經常與聚集在身邊的一批文人唱和詩文，互相探討和交流文章創作經驗。這批文人在朝中生活相對安定，便有了進行文學創作的時間，形成了良好的文學風氣。在曹操等人主持下，甚至出現了西園的文人集會活動。王粲《公》詩：“高會君子堂，并坐蔭華攘。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里。管弦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訴杯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詩中所謂“君子堂”，就是指曹操召集的聚會。王粲不僅與曹操“并坐蔭華攘”，甚至還“合坐同所樂”。顯然此時完全不存在等級的劃分而均為文學好友的同樂。

曹氏兄弟也常在鄴城魏宮的西園會聚，飲酒賦詩，組織文人集會活動。《文選》中曹植、王粲、劉楨的《公》詩，應的《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創作的。曹植《公》詩中有“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應《公》詩“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這兩首詩反映的都是曹丕做主人的西園文人聚會，其間的常客有曹植、王粲、劉禎、吳質等。鐘嶸在《詩品》中描繪當時的情形：“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杉彬之盛，大備于時矣。”這批文人在曹氏父子兄弟眼中不再是戲弄之臣，而是引為文學知己和平等相處的文學之友，吳質便是其中之一。

吳質（177年—230年），據《三國志·吳質傳》載：“濟陰（郡治今山東定陶西北）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裴松之注引《魏略》又記：“（吳）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曹丕）及諸侯所禮愛。”上述史料僅寥寥數語，但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吳質才學出眾，故能受到文學修養很高的曹王親善；二是“封列侯”，這是當時異姓所能得到的最高一級爵位，說明其人在曹魏集團內部受到特殊的禮遇。像吳質輩的文學之士，當時并不鮮見，陳琳、徐干、應等，均是曹氏父子的文學摯友。但他何以受到曹丕的格外青睞呢？簡單地說，這是因為吳質在助曹丕爭奪太子位的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初，魏王太子未立，曹操愛曹植才華出眾，文思敏捷。曹植又有丁儀、丁庚、楊修等為之羽翼，使曹操幾次都要下決心立曹植為太子。但曹植本人性格灑脫，有濃厚的士人習性，“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三國志·陳思王植傳》注引《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淄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再看曹王為爭得太子位可說是處心積慮。曹植任性，他就“御之以術，矯情自飾”。曹王與身邊號稱“四友”的陳群、吳質、司馬懿、朱鑠關系甚密，每有大事便與之商量，其中吳質出力不小。《三國志·陳思王植傳》注引《世語》曰：楊修“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麓，內朝歌長吳質與謀。”

《三國志·吳質傳》注引《世語》也記：“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淄侯植并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欲，于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最后曹丕在眾人幫助下，最終奪得了太子位。

曹丕稱帝后，更是大加提拔吳質。《三國志·吳質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曰：“及魏有天下，文帝征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又注引《質別傳》:“帝（曹王）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這種能仰面諦視皇后的禮遇，并不是所有親信、寵臣都能享受的。裴松之注引《典略》記載：曹丕還是太子時，一次宴請諸位文學好友“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禎，減死輸作。”曹丕稱帝后，親令吳質仰視皇后，可見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了。

上述歷史背景有助于我們解讀該書信內容。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全文。

第一段起首沿用時人書信套語，很快地將作者的感情帶出來，其中心自然是“思念”。這種思念朋友的感情不是一點點，也不是虛偽地表白，而是不可遏制的真情實感。建安二十年（215年），曹丕還是五官中郎將，正需要知己朋友幫助競爭太子位。當時吳質升任元城令，元城在鄴城東八十余公里，路途雖不遠，但因有為官的職責和限制，所以不能經常見面，這便增加了曹丕對他的思念。這思念既有對朋友相見的渴望，又含有希求得到幫助的迫切心情，于是自然而然帶出“愿言之懷，良不可任”的真摯話語。其“愿言之懷”用典妥帖。《詩經·邶風》“二子乘舟”中有：“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養養。”詩意是說父母掛念行舟的孩子，曹丕此句自別有深意。元城雖近，但治所偏僻，書信來往又少，作者思念吳質的心情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

第二段為全篇精華所在。從內容上看，由回憶往昔與友人一同研習六經、諸子百家著作的場景以及在南皮暢游時的歡娛，然后轉入對友人早逝的懷念，發生“斯樂難常”的感嘆。該段在形式上，駢散間雜，采用抒情式的語句，誦讀起來朗朗上口，將思念的情懷，具體地化入對仗工穩的駢句之中，令讀者也為之動情。從情緒上看，是為實寫，先樂而后悲。彈棋，六博自然歡樂；甘瓜、朱李自然甜美，從白日至夜晚的暢談，無不充溢著愉悅的氣氛。筆鋒陡地一轉，聽到“悲笳微吟”，忽然感到“斯樂難常”，聯想到昔日同游的建安文士或各在一方，或“化為異物”，不禁悲從中來。值得提出的是，信中“悲笳”“哀箏”中之“悲”“哀”二字含義，與今之“悲哀”意稍異。悲有慷慨之意，哀為雄壯之聲，漢晉人謂妙音為哀。是以“哀箏順耳”，聞“悲笳”則“愴然傷懷”。三國士人重視生命，崇尚真實，但時常悲嘆人生短促。聚散生死這一股悲涼之霧，始終籠罩著士人的心靈。南皮暢游自然是樂事，然而有聚自然有散，人常謂“世間沒有不散的宴席”，更何況聚會往往短暫而難得，離散才是長久而容易的呢！由聚散再聯想到人生之短暫、生命之易逝，往昔的好友轉瞬間“化為異物”，生死兩隔，當然要令人悲從中來，傷懷不已了。這類先敘聚會、暢娛之歡樂，突然轉入對人生無常的莫名悲傷，在漢晉之際的文學作品中十分常見。東漢《古詩十九首》中“今日良宴會”一首起句，為“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中間忽然有“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騰塵”的悲傷。再讀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第一段，因群賢集宴，攬崇山峻嶺之美，俯仰宇宙之大，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第二段忽然言悲：“不知老之將至”,“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當然，悲嘆人生易逝的目的不是讓人徒為傷感，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而是讓人們更加珍惜生命。曹丕此時的悲，是來自于對友人深深的思念，從而更加珍惜對活著的人的友情。

第三段突出了一個“情”字。初夏的五月天，沁人心脾的暖風徐徐吹來，萬物隨風搖曳，佳果齊集。在氣候宜人、天氣朗晴的時光中，車駕又載著作者和他的文學侍從開始暢游四方。同樣是游娛，可物是人非，睹物生情，怎不叫人懷念昔日的朋友呢？這種感情是發自內心的，對逝者是追念之情，對生者是思念之情，情景交融，作者感到無論用什么語言也難以表達自己內心的感情，只好用“自愛”來向友人道聲珍重罷了。

書信的全文在歡娛與惆悵交織中結束，表達了對友人深厚誠摯的情誼，也深深地懷念已經“化為異物”的故友。全文描寫了兩個游歷場所，抒發了節同時異、物是人非的感受，這種感受是在現境與往境的對比中產生出來的。歡樂往事的追憶，也多少沖淡了現實環境中離別的凄涼與惆悵。當時文人大多生活在貴族周圍，因而作品難免為追求典故、對仗，大量采用華美的辭藻，甚至借綺麗、纖巧的形式掩蓋內容的空虛，使散文出現駢體化的傾向，但是曹丕的這篇書信，不僅文辭優美、情感真切，而且內容充實、結構謹嚴、行文簡練、一氣呵成。融思念于字里行間，化感情入清綺駢句。辭藻優美而不華麗，用典信手拈來，而非著意堆砌。是一篇最能體現魏晉典雅風格的優秀駢體小品，同時也是最能代表曹丕洋洋清綺風格和充滿人情味的范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