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三國兩晉南北朝兵法·后出師表》原文鑒賞

[原文]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 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圣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于人; 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后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候，而夏候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弩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云、陽群、馬玉、閆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余人，突將、無前、宗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余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 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后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后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靚也。

[鑒賞]

《后出師表》，三國時諸葛亮著，裴注引習鑿齒《漢晉春秋》，說這篇《后出師表》是蜀建興七年(公元229年)十一月奏后主的。也有人疑為偽作。《后表》表現了作者興邦建業、積極進取的精神，淋漓盡致，感人肺腑，直到今天對我們仍有啟迪的意義。

《后表》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說明自己要求再度出師的原因，在于受托討賊。先提出先帝(劉備)的政治綱領是“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漢與曹賊勢不兩立，要想興復漢室，就不能偏安于蜀，必須討賊。第二步，是自謙才弱，諸葛亮從來就是很謙虛謹慎的，何況又新有街亭之敗?但仔細玩味，他這自謙，是自留一退步，為了反映出“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的主旨。既然才弱敵強，是坐以待斃呢，還是在戰爭中不斷削弱敵人，爭取生存下去?不如伐賊。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先帝才托孤給自己，自己是受先帝之托討賊的。

第二部分說自己既受托孤之重，因此寢食不安，忠心耿耿，臨深履薄，為實現先帝遺志而努力。文中陳述了他的戰略方針，“思惟北征，宜先入南”。由于軍務繁重，他“并日而食”，兩天只吃一天飯。他還指出了眼下的有利形勢：“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疲于西”，指魏大將軍曹真被蜀牽制之事;“又務于東”，指魏將曹休被吳將陸遜敗于石亭事。這對蜀國正是有利時機，所謂“兵法乘勞”，乘其疲憊，正好進攻。而朝士頗生議論，以為出師非計，這大概也是后主劉禪的看法，所以諸葛亮特別寫此表文，來論述這個問題。

第三部分指出“六未解”。所謂“未解”，系就朝士的非議和后主的態度而言，對此，諸葛亮覺得難以理解。第一小段以高帝創業為例，說明不能避難就易，棄戰求安。高帝明德，張良、陳平深謀遠慮，也是經歷無數險難才得天下。今天蜀國情況不及高帝之時，更沒有理由與敵長久對峙，坐待敵人自亡了。第二小段是以劉繇、王朗的教訓來開導后主，希望以他們的失敗為鑒戒。漢末大亂，劉繇嘗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劉不敢到任，被人接到曲阿，后來又被袁術、孫策攻擊，跑到彭澤。王朗嘗為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與策戰，敗，浮海至東冶，又被策追擊，于是投降孫策。本文這里說他們“論安言計，動引圣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云云，不詳所據。大概這兩人都比較迂闊，不能主動進攻，使孫策養蓄勢力，自己最后落得失敗。第三、四兩小段以曹操為例，說以曹操之能，用兵如孫武，吳起，猶屢次挫敗，后來才得“偽定一時”，那么以自己劣鈍之才，怎能出戰必勝呢?意謂出戰只能勝利，不允許失敗，否則就不能出戰，這實際是作繭自縛，坐以待亡。“偽定一時耳”，指曹氏政權只是暫時定位罷了。諸葛亮以劉氏為正統，所以稱曹魏為“偽”。這兩小段引了些曹操戰敗的例子，“困于南陽”指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張繡敗操于宛城事;“險于烏巢”指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戰時，袁紹在烏巢屯糧，操軍糧少，險些失敗。“危于祁連”大約指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圍鄴(袁尚的巢穴)事。袁尚來救，操擊之，乞降，不許。袁尚夜遁，保祁山，操追擊之。復還攻鄴，操出行圍，袁尚部下審配伏弩射之，操幾乎中箭。“逼于黎陽”指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袁紹病死，其子袁譚，袁尚屯于黎陽，操與之連戰，譚、尚固守。“幾敗北山”指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操將夏候淵與劉備戰于陽平，為備所殺。操自長安出斜谷與備爭漢中，運糧北山下，備因險拒守。操軍士多逃亡，乃退還長安。“殆死潼關”指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操與馬超戰于潼關，操自潼關北渡河，超等騎兵追射之，矢下如雨。后操見諸將說：“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五攻昌霸不下”指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劉備初與董承等受獻帝衣帶詔，將反曹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胃，舉兵屯沛。東海昌霸反操，郡縣多叛操而應劉備，操遣將攻之不克。“四越巢湖不成”疑指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進軍濡須日 (此處為吳所筑城堡，在巢湖東，以拒曹操)，號步騎四十萬，與孫權相守月余，不利，乃撤軍還。“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李服即《蜀書·先主傳》里的王子服，他表面為操所用，暗地里卻與董承等受獻帝密詔，同謀殺操。建安五年謀泄，皆伏誅。“委夏侯，而夏侯敗亡”指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操得漢中，留夏侯淵屯漢中，自引軍還。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春，劉備自陽平南渡沔水，于定軍興勢作營。淵率兵來爭其地，被黃忠打敗，淵等皆死。第五小段說，自己從建興五年(公元227年)屯駐漢中以來，中間一年多，就喪失了趙云等戰將精銳，這些精銳乃是數十年中從四方糾合來的，如果不趁現有兵力奮戰圖強，再過幾年，就只剩三分之一了，就無法對敵了。第六小段說，現在雖民窮兵疲，但戰事不隨人的愿望可以停止，只要戰事不停，與其被動應戰，不如主動出擊，兩者勞力費用是一樣的。欲守益州一州之地與操久持，是沒有前途的。以上六小段，反復說明安而后危，戰而后強的道理，指出了一味求安的嚴重后果。

第四部分開頭說“夫難平者，事也”，“平”同“評”。這句意即事情結果很難評論判定。他舉先帝的例子，說當初先帝被操追擊，曾敗當陽、奔夏口(這是建安十三年事，這一帶是古代楚地)，曹操高興地拍手，以為天下已定。但后來先帝聯合東吳，敗操于赤壁，西取巴蜀，舉兵北征，消滅了夏候淵，奪取漢中，使興復漢室有了希望，這是曹操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失著。以后又是吳國背棄前盟，攻取荊州，關羽敗死麥城，先帝伐吳，在秭歸大敗，北方曹丕稱帝。事情變化如此，是人們難以預見的。這段話，說明未來難料，既包含了將來可能失敗，但也包含著可能成功。總之，鼎足三分，尚不知鹿死誰手，因此不可妄自菲薄，唯須努力爭取，死而后已。

綜觀全文，其寫作目的是為申明出師的必要，而且指出時機寶貴，迫在眉睫。但朝廷對于出師有所議論，這些議論既反映思想問題，也反映了蜀國民窮兵疲的客觀困難。對此做為蜀國丞相，謁葛亮不能不認真分析，以統一大家的認識。先提出蜀國政策的總原則，是“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這是堅定不移的，否則先帝創業還有什么意義?然后說到目前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應采取什么樣的戰略方針，不伐賊，則坐以待亡;伐賊或可取勝。即使伐賊失敗，也勝過坐以待亡。這是諸葛亮的指導思想。不過，方針既定，還有個伐賊的時機問題。從魏國“適疲于西，又務于東”來看，是伐賊的好時機;從蜀國“才弱敵強”、“民窮兵疲”的方面看，又存在不少困難。由此又產生不少思想問題。本文用大量篇幅來講安和危、勝和敗的辯證關系，就為解決這些思想問題，同時也進一步闡明他的戰略方針。一句話，他反對消極防御，主張主動出擊，積極開辟新局面。這是本文思想精華之所在。文章最后一段是結論，在闡明勝和敗的辯證關系的基礎上，指出曹操初勝，包含著后來的失敗，隨后又提到蜀國的失利，話到此為止，至于今后蜀國命運如何，他沒有說，這一點頗足玩味。但他的態度是積極的，所以有“鞠躬盡力，死而后已”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