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墨子·尚賢上》原文鑒賞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為政于國家者，畢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①。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②，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于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于眾賢而已。

曰：然則眾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眾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③!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是故古者圣王之為政也，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④，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避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⑤，門庭庶子^⑥，國中之眾，四鄙之萌人聞之^⑦，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有高墻深宮，墻立即謹，上為鑿一門^⑧，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

故古者圣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⑨，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⑩。故古者堯舉舜于服澤之陽⁽¹¹⁾，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于陰方之中⁽¹²⁾，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于庖廚之中⁽¹³⁾，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閨天、泰顛于置罔之中⁽¹⁴⁾，授之政，西土服⁽¹⁵⁾。故當是時，雖在于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¹⁶⁾;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竟勸而尚意⁽¹⁷⁾。

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土，則謀不因，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¹⁸⁾，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¹⁹⁾，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注釋】 ①刑政：泛指政治事務。之：到，達到。治：安定。 ②本失其所欲：應為“失其本所欲”。 ③道術：學術。 ④辟：同避。 ⑤鄙：邊邑。郊外：據《爾雅》，都城之外稱郊。郊之范圍，據郝懿行注，謂王畿千里，則范圍在百里內;王畿百里則范圍在十里內。郊外，謂遠在國都之外。 ⑥門庭庶子：公族卿大夫之子，嫡子之外稱庶子，地位低于嫡子，往往負責宮中宿衛，住在內外朝門庭之間，所以稱門庭庶子。 ⑦四鄙：指國家四邊疆界之內。萌：是“氓”的借字，指農民。 ⑧謹：嚴謹。上：應為“止”。 ⑨以勞殿賞：按照功勞大小定賞。殿：通定。 ⑩此若：若，也是“此”的意思，“此若”是復詞(從王引之說)。 (11)服澤之陽：服澤，古地名。《孟子·離婁篇》說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服澤”可能就是“負夏”。 (12)陰方：古地名，所在未詳。(13)湯舉伊尹于庖廚之中：伊尹，又名摯，商湯王時著名的能臣;庖廚，廚房。據說伊尹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隸，善于烹調，他用飲食滋味的道理來啟發商湯，得到舉用。 (14)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罔之中：閎夭、泰顛，周文王時的賢臣;罝罔，捕兔、魚的網。罝音mie (蔑陰平)。閎天、泰顛原來可能是捕兔捕魚的人。 (15)西土：指豐、鄗一帶，即現在的陜西省關中地區。因在崤關以西，所以稱“西土”。 (16)施：應為“惕”、(從俞樾說)。 (17)競勸：互相勉勵。 (18)美章：章，同彰。謂美的行為得到傳揚。 (19)尚：同倘，倘若。



【今譯】 墨子說：現在的王公貴族，在國家朝廷中從政的，都希望國家走向富強，人口日益興旺，政治上達到安定。但結果卻是不能得到富足，而得到貧困;人口不是增加，而是減少;社會得不到安定，而是出現混亂;失去了原來所期望的，而得到了原來所厭惡的，這是什么緣故呢?墨子說：原因就在于王公貴族在朝廷里從政的人，不能把尊重賢才使用能人作為一項政治措施。因為國家擁有的賢良之士多了，國家的統治基礎就堅實;賢良之士少了，國家的統治基礎就薄弱。所以，掌權人物的主要任務，就在于廣納賢良之士而已。

有人問：“那么，廣納賢良之士的具體辦法是什么呢?墨子說：這就象想要增加國家善于射箭駕車的人一樣，必須使他們富貴，尊重他們，表彰他們，然后國家善于射箭駕車的人才可能增多。何況有賢良之才的人，具有篤厚的德行，善辯的才能，廣博的學識呢!這些人無疑是國家的寶貝，社稷的輔佐，也一定要使他們富足尊貴，敬重他們，表彰他們。這樣，國家的優秀人才，也就可以增多了。因此古代圣王治理政務，總要表明：對不義的人就不讓他富足，不讓他尊貴，不給予信任，不讓他接近國君。于是，國內富貴的人聽了，都在下邊計議說：當初我們所倚仗的，是富貴的地位，現在國君提拔仁義的人，不嫌棄地位貧賤的人，那么我們不可不做仁義的事了。為國君所親信的人聽了，也在下邊計議說：當初我們所倚仗的，是為國君所親信，現在國君提拔仁義的人，不嫌棄關系疏遠的人，那么我們不可以不做仁義的事了。處在國君身邊的人聽了，也在下邊計議說：當初我們所倚仗的，是近在國君身邊，現在國君提拔仁義的人，不嫌棄身處遠地的人，那么我們不可不做仁義的事了。遠離國君的人聽了，也在下邊計議說：當初我們以為遠離國君，沒有可倚仗的，現在國君提拔仁義的人，不嫌棄遠離的人，那么我們不能不做仁義的事了。直到邊疆郊外的臣民，宮庭中的侍衛，城邑中的群眾，四境的農民聽了，也都爭著做仁義的事。這原因是什么呢?答道：國君所藉以驅使臣下的，只有尚賢一種方法;臣下所藉以得到國君任用的，也只有行仁義一條途徑。就象有錢的人家，有高墻深層，墻修得嚴實，只開一個門，有盜賊進入，就關閉他進來的門而后抓住他，盜賊就沒有門路可逃出去。由此可知，能夠駕馭臣下的原因，就在于國君抓住了要領。

古代的圣王處理政事，考察實際的德行，尊重真正的賢能，即使是農夫工匠中的人，只要有才能，就提拔他，封給他很高的爵位，給予他豐厚的俸祿，委任他擔任官職，授予他決斷的權力。就是說，如果封給他的爵位不高，人民就不會尊重他;給予他的俸祿不多，人民就不會聽信他;委任他官職而沒有決斷權，人民就不畏懼他。將這三者授予賢人，不是因為他賢能而賞賜給他，而是希望將事情辦成功。所以在那時候，按照德行分封官職，依照官職處理政事，按照功勞決定賞賜，衡量功績大小分給俸祿。所以在朝的不會永遠做官而富貴，在野的也不會永遠做平民而貧賤，只要有能力就加以提拔，沒有能力就罷免他，出以公心，丟開私怨，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古時候堯在服澤之陽提拔了舜，將政事交給他，天下得以太平。大禹在陰方之中提拔了伯益，將政事交給他，九州得以奠定。商湯在廚房里提拔了伊尹，將政事交給他，他的治國謀略得以成功。周文王從獵人的行列中提拔了閎夭、泰顛，將政事交給他，西方的諸侯為之臣服。所以那時候，即使是享受豐厚的俸祿，處于尊貴的地位的大臣，沒有一個不兢兢業業地處理政事;即使是農夫工匠，也無不爭相進取而崇尚道德。

士是國君能憑借他們的輔佐來繼承先祖遺業的人。因此，有了士的輔佐，國君謀事就不會困難，身體就不會勞累。功成名就，美名傳揚而惡行杜絕，都是因為有了士。因此墨子說：治國成功時，不可以不起用賢士;不成功時，也不可不起用賢士。要想承繼堯、舜、禹、湯的辦法，就不能不尊重賢才。尊重賢才，是政治的根本。



【集評】 明·呂補：“章法甚高。”“有收拾，有斷結，而意味更悠揚。”

明·楊道賓：“推至遠鄙郊外等處，廣極其效。”

明·王慎中：“一物一術，字眼甚工。”

明·傅復器：“引堯禹湯文用賢以明之，是直敘中有反復。”

明·張之象：“歸結正本上，有收煞。”(以上均見《二十九子品匯釋評》卷十一)

明·朱國祚：通篇議論，周之所以不治在于不用賢，尚賢則治，不尚賢則亂。此等議論，即吾儒不能易也。

明·鄒德溥：“詞多反復，意義迂回，氣尚寬舒，教特懇切，別是一調，不宜以諸體觀之。”

明·黃洪憲：(大人之務在于眾賢而已)“大意俱見于此，下是更詳說辯論。”

明·陸燦：(故古者圣王之為政)“下俱是尚賢之效，富貴遠近親疏爭勸為義，尚賢之風有以使之，彼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皆其效之所必至矣。”

明·王直：“逐句逐字，俱是圣王尚賢之典，而詞條森然，一稟于正。”(以上均見《歷子品粹》卷十一)



【總案】 《尚賢》共上中下三篇，內容大同小異，本文是其上篇。作者認為，王公大人“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就必須得到“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的賢良之士的幫助。他們是“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故必須“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作者建議，統治者舉賢必須根據實際能力，打破“貴貴親親”的親法制。“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這些見解，體現了墨家進步的政治觀和人才觀。文章語言質樸，論證嚴謹，隨時援引大量事例為證，表現了墨家之文重視實證的一貫風格。自設問答，揣摩心理，亦委曲近情，詳該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