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散文·晁錯·論貴粟疏》原文鑒賞

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²，湯有七年之旱³，而國亡捐脊者⁴，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⁵，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⁶，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⁷。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⁸，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⁹，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¹⁰，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千佰之得¹¹。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¹²，乘堅策肥¹³，履絲曳縞¹⁴。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巧，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¹⁵，得以拜爵¹⁶，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¹⁷。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於有余，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¹⁸：“民用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¹⁹。”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²⁰：“有石城十仞²¹，湯池百步²²，帶甲百萬²³，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²⁴，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²⁵。

【注釋】 1晁錯(前200年—前154年)：西漢政論家。穎川(今河南禹縣)人。初從張恢學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學說。文帝時任太常掌故，曾奉命從秦時博士伏生受《尚書》。后為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號“智囊”。景帝即位，任御史大夫。他倡導“重本抑末”政策，主張納粟受爵，建議募民充實邊塞，積極防備匈奴的攻掠。還建議逐步削奪諸侯王國的封地，以鞏固中央集權制度，為景帝所采納。不久，吳楚等七個諸侯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發動叛亂;袁盎乘機讒害他，結果被殺害。(《史記》《漢書》均有《晁錯傳》)。2堯禹：指帝堯和大禹。3湯：指商朝開國帝王商湯。4捐脊：被遺棄和瘦得不成樣子的人。5地著：定居在某一地方。6上：這兒指的是皇帝。7輕資：輕便地拿著。8急政：即“急征”。急迫地征收賦稅的政令。9當具：當交納的時候。10奇贏：商賈所獲之余物與贏利。11仟佰：指千錢百錢。與千百同。12冠蓋：指古代上層社會的服飾與車乘。冠：帽子。蓋：車上遮雨和日光的傘狀的蓋。乘堅策肥：乘堅車，策肥馬。14履絲曳縞：腳穿絲鞋，身披絲織長衣。履：踏著。曳：拖著。15縣官：指官府。16拜爵：封爵位。17渫：散出。18今令：現行法令。19車騎馬：用于車騎的戰馬。復卒三人：免除三個人的兵役。復：免除徭役。卒：當兵，服兵役。20神農：指神農氏。傳說中的部落長。21仞：八尺為一仞。22：湯池：貯滿沸水的城壕。23帶甲：穿甲的人，指軍隊。甲：古代用皮革或金屬制成的軍裝。24五大夫：漢代的一種爵位，排為第九級。25塞下：指邊塞。當時主要是長城一帶。

【今譯】 賢圣的帝王在上，而老百姓不捱凍不捱餓的原因，并不是帝王能耕地而給他們吃，親自紡織給他們穿，而是能給他們開辟財源。所以堯和禹的時候曾經遭受九年的水災，湯也遭受七年的旱災，而國家沒有被遺棄和瘦得不成樣子的人，是因為早有準備。現在全國統一，土地人民的眾多，不亞于商湯和夏禹的時候，加上多年沒有水災、旱災，可是積蓄卻并沒有增多，這是為什么呢?是由于土地的潛力還有沒利用，百姓的潛力還有沒利用：能生產糧食的土地沒有完全開墾，山林和湖澤的潛力未能完全挖掘出來，游惰無業不勞而食的人，未能回歸農業生產方面來。

百姓貧困，奸邪的事便會產生。百姓貧困產生于衣食不豐足，衣食不豐足產生于百姓不從事農業生產。不從事農業，就不能在一個地方居住下來。輕視家庭的久住一地而背井離鄉;百姓好像鳥獸一樣，即使高的城和深的護城河，嚴重的刑罰，也無法禁止他們。人在寒冷的時候，對于衣服的要求，不一定要有了輕暖的才穿;在饑餓的時候，對于食物的要求，不一定有了美食才吃。百姓處于饑寒交迫的境況下，就不考慮廉恥了。人的常情是，一天不能吃兩頓飯，就饑餓;一年不縫制衣服便寒冷。腹饑得不到食物，皮膚冷了得不到衣服，就是慈母也無法保護她的孩子，在此種情況下，做國君的如何能擁有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這樣的道理，所以使百姓從事農業生產，輕徭少賦，多積蓄，用以充實倉庫，防備水災、旱災，這才能擁有人民。

百姓是皇帝所統治的，不管東西南北，哪里有利就往哪里去，好像水向低處流一樣。珠玉金銀，餓了不能吃它，冷了不能穿它;然而人們都認為它貴重，是因為皇帝重用它們的緣故。珠玉金銀這些東西，輕小，容易收藏，可以放在手里拿著，可以帶著它走遍全國而沒有受餓挨凍的憂患;因此，做臣子的輕易離開他的君主，而百姓則易于離去鄉里，對盜賊有所引誘，逃亡的人可以輕便地拿著。糧食以及布帛的原料產生于土地，在一定的時候生長，聚集在一起，要依靠人力，都不是一天能形成的。數石重的糧食布帛，中等氣力的人都拿不動，不是壞人所貪圖的;但是百姓一天得不到它就會受餓挨凍。因此，英明的君主，把五谷看得很貴重，卻輕視金玉。

現在農民一戶五口之家，參加勞動的就不少于二人，能耕種的田地不過一百畝。一百畝的收成也不超過一百石。春天耕種，夏天除草，秋天收獲，冬天收藏，砍伐薪柴，修理官府的建筑物，服勞役，供應官差;致使農民春天不能躲避風塵，夏天不能躲避暑熱，秋天不能躲避陰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冷，一年四季，沒有一天休息;再加上自己私人方面的交際往來，吊唁死者，問候病人，以及養育長者幼兒等費用都要從所收的農產品中開支。像這樣勞苦，還要遭受水災、旱災，急迫地征收賦稅的命令，兇狠地聚斂，應當交納的時侯，有谷的人把谷當作半價賣出去，無谷的人向別人借貸，任人索取加倍的利息。于是有人出賣田宅、賣子孫，用來償還債務。而大商人，屯積貨物，利息加倍;小商人開設店鋪，販賣貨物，拿著他的余財，日游都市，利用政府的需用急迫，所賣貨物的價格一定要加倍。為此商人中的男人不耕耘，女的不紡織，還要穿華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有很大的收獲。商人們還憑借他們富厚的財物，與王侯交往，其勢力超過了官僚的勢力，用利來互相競爭。千里游玩，路上可以彼此望見，往來不絕。這就是商人兼并農民，農民流亡的原故。如今法律輕賤商人，可是商人已經富貴了;尊重農夫，可是農夫已經貧賤了。所以風俗所尊貴的，乃是皇上所賤視的;官吏認為卑下的，法律上卻又推崇。上下相反，喜歡與厭惡相違反，而要想國家富強，法律能通暢推行，是不可能的。

現在當務之急，沒有比引導人民從事農業更重要的了。想要使人民務農，最好的辦法是以糧食為貴重。以糧食為貴的方法，在于使百姓用糧食作為賞與罰。如今征募天下人把糧食交給官府，得以封爵位。這樣可以免除罪行;這樣做，富人有了爵位，農民有了錢，糧食得以散出，以供給官府所用，那么貧民的賦稅便可以減少，這就是所謂對有余的使之減少，用來彌補不足的人，命令一下，對人民便有利。這樣做是順乎民心，對三方面有補益：一是君主需用充足;二是人民賦稅減少;三是鼓勵耕田的功績。現行的法令，“人民出車騎馬一匹的，可以免除三個人的兵役。”車騎乃是天下的武備，所以給他們免除兵役。神農氏教誨說：“有石頭砌的城墻千仞高，貯滿沸水的護城河一百步寬，可是沒有糧食，也不能守住這座城池。”由此觀之，糧食乃是統治者最重要之物，政治的根本。讓人民獻出糧食封給爵位，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個人的兵役，出糧食比出車騎的功差得遠了。爵位，皇上所專有，只要皇帝開開口，就可以無窮無盡地封給人們爵位;糧食，乃是人民所種出來的，從土地里產出來永不缺乏。得高的爵位和能用糧免罪，乃是人民所想的。讓天下人人都進獻糧食，然后再轉運到邊境，從而被封爵或免除罪行，超不過三年，邊境的糧食便會多起來。

【集評】 清·吳楚材《古文觀止》卷六：“此篇大意，只在入粟于邊，以富強其國。故必使民務農，務農在貴粟，貴粟在以粟為賞罰。一意相承，似開后世賣鬻之漸。然錯為足邊儲計，因發此論，固非泛談。”

【總案】 這篇文章選自《漢書·食貨志》。此乃晁錯給漢文帝的一篇奏疏，也是一篇政論散文。為了使國家政權得以鞏固，西漢初年采取了對人民放寬政策，減少人民負擔的一些措施。文帝時，大地主、大商人的勢力日益興起，土地兼并的現象越來越嚴重，致使廣大人民破產逃亡，生活異常困苦。這就使地主和農民的矛盾日益嚴重，同時也使地主和商人的矛盾日趨深化。為了緩和上述社會諸矛盾，使漢王朝得以長治久安，晁錯上了這篇奏疏，提出重農貴粟的主張和辦法，表示了他的重農抑商的思想。文帝接受了晁錯的意見，實施了他所提出的辦法，從而促進了社會的進步與生產的發展。

全文共分四段。在第一段中，作者把古圣王的時候跟西漢初年對比，指出當時蓄積很不夠，其病根在于人民未全力投到農業方面，從實際情況出發，為立論提供了基礎。文章開頭提出人君應當為人民開辟資財之道，從而概括了全篇的用意。第二自然段：緊接著說明多數農民未能投到農業方面的弊害，從而歸結到人君應該使人民務農，才能保民。第三自然段：進一步說明使民務農，關鍵在于貴粟;貴粟又在于人君的倡導。先說統治人民之道，接著說到金玉方面，然后轉到五谷，兩相對比，從而歸結到貴粟的重要。用筆曲而能達。第四自然段：作者詳細地描寫當時農民的痛苦，并與商人對比，從而指出土地兼并現象的嚴重，使重農抑商之意自然明顯。前面已闡明務農的重要，此處再擺出現實情況，為務農貴粟提出更為充足有力的根據。這段文章反映出封建統治殘酷地剝削和壓迫農民的具體情況，文章寫得細致生動，歷歷如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