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儒效》)

【鑒賞】 知行關系，一直是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問題。從先秦開始，哲學家對于知與行之先后、輕重、難易，各有所論述。孔子認為有“生而知之者”、“學而知之者”和“困而學之者”(《論語·季氏》)。老子則“不行而知”，“不出戶，知天下”(《老子》四十七章)。墨子把認識的來源歸結為“聞之見之”(《墨子·明鬼下》)，主張“口言之，身必行之”(《墨子·公孟》)。孟子主張人有“良知”、“良能”(《孟子·盡心上》)。荀子則明確提出“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兩漢以來，思想家們對這個問題亦多有辯難。到了明朝，王陽明以其不世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生命實踐，總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題。不過這并沒有結束爭論。直到近代，這個問題依然被反復討論著。

一個很簡單的知行問題，為什么會被沒完沒了地討論呢?“沒有調查便沒有發言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兩句話不就說盡了嗎?難道兩千年來中國最聰明的頭腦，連這一點也悟不到?

看來，這還真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沒那么簡單”，關鍵在于“知”、“行”雙方的轉換機制上，尤其是“知”轉“行”的機制上。

我們每個人每天都處在不停的生命實踐中。有實踐就有認識，實踐的程度越深，認識也就越準確、越深刻。這就是“行”轉“知”。這是生命天然的機制，人人不學而能。難題出在“知”轉“行”上面。我們不能事事經歷，那么在生命實踐中，就必然要大量地借鑒前人的經驗。尤其到了當代，媒體異常發達，我們能“直接經驗”的東西遠遠比不上通過媒體了解到的“間接經驗”。如何才能讓這些“間接經驗”最大限度地轉化為“直接經驗”，至少也降低它的間接性，為我們直接的生命實踐服務呢?增加“間接經驗”的層次是一個方法，比如任何復雜一點的電器都會配備詳細的使用說明書，電腦還會贈送教學光盤。但這是在工具使用領域，在其他生活領域，我們依然面臨著一個“由抽象到具體”的問題，比如復雜的人際關系、重大的人生抉擇，對此，任何人生格言都只能是參考;如果不巧碰到了互相齟齬的格言，那連參考也談不上。面對這樣的“由抽象到具體”，又該怎么辦?一切思辨哲學在這里語塞了。

也許正因為如此，康德才絕望地表示，由抽象到具體，沒有已知途徑可循。

真的沒有途徑可循嗎?筆者揣測，這里，應該就是中國歷代哲人思考的起點了。恐怕只有從這活生生的當下困惑出發，而不是依靠靜態的思辨，我們才能真正合于“道”，才能開啟一扇扇生命的“眾妙之門”(《老子》一章)。

這樣，我們也就能明白為什么看似簡單的“知行”問題會被中國歷代最聰明的人饒有興致地討論不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