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大學

錢　穆

一

將論理想的大學，必先及于大學教育之意義與使命。大學繼小學中學而來，乃整個教育之一階段，而特為其最后最高之階段。大學教育本應遍于人人。今縱不能遽然①，而大學教育仍暫為社會最優秀或最幸運者所獨占。然論大學教育之使命與意義，則固不能脫離整個教育而獨立。或謂教育即人生，然反言之，人生即教育，又何須更于人生中別有教育。故知人生的教育與教育的人生其事自別。人生的教育，特于現實人生中自得經驗，自得教訓。而教育的人生，則貴在人生經驗中籀②其最普通而最根本者，又最要緊而精彩者，授之人人，使其明白接受，而又繼續發展以求理想之更可能的進步之一種事業。故教育誠即是人生，而當為人生中最根本又最要緊最精彩之一過程。教育事業，在本已往人生之現實經驗，而培育將來人生的理想之進步。故教育必包括兩事：一、 經驗。二、 理想。大學教育，乃集結人生最高經驗，蘄向人生最高理想之一種事業。

二

惜乎今之大學教育，則違此目的尚遠。姑舉今日一般大學青年之意志與趨向，即其所想望與希求于大學者而言。今日大學青年之想望與希求于大學者，約而言之，不外兩端。一曰職業，一曰知識。求職業者，如應考工、農、商、礦各學院者皆是。外此則大率為求知識者。職業與知識，其事非不相通，求職業必待于修習相當之知識。然投考工農學院之青年，其第一目的在謀職業，而關于工農本身之知識屬其次，故曰其意在求職業。其他學科與職業頗無顯著直接之關系，如投考文學院修習歷史與哲學，此固不與職業直接相關，特彼輩以為茍具相當知識，則職業自可相因而獲，牽連而致。故其事雖相通，而不害謂此輩之意在求知識。職業與知識，亦為人生中一事，然殊包不盡人生，抑且非人生之普遍與根本者，且亦非人生之緊要與精彩處。何以言之·自昔以來，職業與知識，即為人生所追求，然其間自有分歧。平民與貧者，其志多在謀職業，而貴族與富人，則志多在獲取知識。自富有者視之，職業似不如知識之重要;而在貧乏者之心目中，則知識亦每不如職業之可貴。故此二者，易地互觀，皆不見有普遍之重要性，而實有一共通相似之點，即縱此二者之所趨，則必日陷于狹窄之境，此即今日之所謂專門化。何以求職業必趨于專門化·緣人事日尚分工，必專精一技，乃可期于熟練而達于熟練而達于最高之效率。故求職業，則為外界條件所限，自必趨于專門。見異思遷，必遭失敗，此事盡人皆曉，不煩多論。何以求知識者亦必趨于專門化·是則稍當申說。夫求知識者必懸兩境以為趨赴。一曰在我則為無所不知，二則在人則為一無所知，而后可以盡其求知之能事。否則在己即多所不知，而在外又人盡公知，此則不足以為我有知。然人生有涯而知也無涯，今既專為知識而求知識，則首先必當劃一范圍，在此范圍內者務求其無所不知，而在此范圍之外者，既已不預我事，雖一無所知，固無害其于我之為有知。而此范圍，就理想言之，又必求其在先尚不為人知者，而后在我之無所不知，又在人為一無所知，庶可以充足表示其我有知之能事。否則盡人共知者，何得獨曰我有知。故知求知識亦必趨于專門化，而此專門化者又當時時在變動中，實則其事固與求職業者蹊徑相似，意態亦相肖。故職業在求能，而知識在求知，而“知”與“能”之能事，則必在求人之所不知而求能人之所不能，夫而后其知能之意義乃顯，其知能之價值乃高。故其求知與能之路向與目標，先則求其專，繼則求其新、求其異，求其能出奇而制勝。否則我之所知，既為盡人所共知;我之所能，又盡為人所俱能，此其知能之懸價必不高。以經濟學上供求相濟之理繩之，一逮其事為人人所俱知而俱能，其知能價值必落，則人之求職業與求知識者，亦必望望然③而去之。故曰果為職業、知識而求教育，則此種教育必常在轉移動搖之中，而受教育者亦必陷于徘徊惶惑之境。緣教育自身即前后相敵對，今昔相抵觸。今日所風行者，在昔必較不為人所注意，而在后有比為人人之所不顧而去者。凡今日之教育所提倡，必先為昨日之教育所忽視，又必為后日之教育所鄙棄。此種教育，極而言之，最高可能只成其為人生的教育而已，而非所論于教育的人生。人生的教育只為現實的，自然推移，與時俱遷。而教育的人生則為理想的，承先啟后，確然有向。兩者相較，其事斷然不同。而大學教育之意義與使命，則亦斷然宜在后者而不在前者。……

四

今若根據人生最高經驗，期求人生最高理想，則顯然不當僅僅于謀職業求知識而止。就此理論而談大學教育，則必應著重于下列之諸科程。一、 須研求人生最高理論，此屬哲學與宗教。二、 須欣賞人生最高境界，此屬文學與藝術。三、 須明了宇宙來源，此屬天文與地質。四、 須認識生命真情，此屬生物與心理。五、 須博通以往人事經驗，此屬歷史與地理。六、 須兼知四圍物質功能，此屬數理與化學。凡屬人生經驗值最普遍而根本者，又其最緊要而精彩者，必當從此認取，而人生可能之理想與進步，亦必從此培育。人生由此流出者，將為“智慧”與“事業”，而非知識而職業。智慧與知識異，事業與職業異。前者乃屬真人生，而后者則嚴格言之，不得謂之人生，只是人生經歷中所凝成所僵化之一種格套與局面。人生當為活的、自由的、進取的，而此種格套與局面則為死的、限制的、保守的。前者可以謂之屬于人生中之性情部分，后者則只是人生中之命運部分而已。性情本之內發，故曰真人生。命運成于外爍，故不得謂真人生。教育所重，應屬前者，即人之智慧與事業部分;而非后者，即人生之知識與職業部分。而大學教育乃教育之最后最高階段，則尤應注重于此。此乃人生經驗中之最普遍而最基本者，亦即人生經驗中之最精彩與最緊要者，實應盡人而習之，盡人而曉之，而尤貴能繼續研求繼續闡發。此等教育，實應為一種致廣大而極悠久之努力，決不如職業教育與知識教育與時推遷，常在變動搖移中。……

六

抑又有進者，大學教育，既為人生最高經驗之傳授，與人生最高理想之培育，故大學教育之更可貴者，尤在于與大學環境內部實際全生活之陶冶，而課業之研修與講堂之傳習為次之。今日大學教育之目的，即偏重于職業與知識，其流弊，遂專重講堂授課，而大學內部全生活之陶冶轉忽焉。明言之，不啻講堂有教育而學校無教育。學校精神僅在講堂，偏狹已甚，而講堂之所授又不勝其偏與狹，因此學校之內有自由而講堂之內無自由，學校之對青年幾于放縱其身心而錮塞其智慧，此又烏而可者。故居今日而言理想大學，正當反今之道以為教。課業講授，務求閎通④，使學者心神有自由徊翔之余地，而關于學校內部全生活之訓練則需嚴格。換言之，學校生活應求其為群眾的，而講堂課業則不妨一任個性之自由發展。一方面提倡團體規律生活，衣、食、住、行日常活動，皆以養成其群眾興趣與群眾限制為歸趨。學校內部既有全體性的嚴格訓練，又當提倡各種學會組織與團體活動，相為調劑。而講堂課程則不妨減輕，凡屬基本技能方面之科業，如文學數學等列為共同必修課，當增其分量，逐年研修。其余選修課程，則一任學者之自由聽習，課程皆宜盡量縮短，要言不煩，聽者則求其能增加自讀與自由探討之時間。如此則除圖書館之利用外，尤貴于有親師取友之風。當略仿英國牛津、劍橋體制，推行導師制與小學院制，使學者各就其小團體之內，有師友長日相處觀摩切磋之樂。而今日大學厲行之學系劃分與學分考核諸制，則大體徑可取消。要言之，生活務求適于群體與規律，不妨注重嚴格之訓練。學業務求適于個性與自由，則以開通寬博為主。此為大學校應有之理想教育。否則生活既漫無準則，人盡喪其群居之德，學業又各走偏狹，相互一無會通之趣，此等教育日益擴展，社會必將受其深害。今日弊端已見，奈之何而尚不速為之謀。

原載1943年3月《思想與時代》第20期

〔注釋〕　①遽然：驟然，突然。　②籀(zhòu)：通“抽”，抽取的意思。　③望望然：失望貌;掃興貌。　④閎通：豁達之意。〔鑒賞〕　近代國人向西方學習，先是引進西式機械器物，而后為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在教育領域，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出現了許多新式學堂。到1898年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京師大學堂成立。辛亥革命之后民國建立，教育制度效法英、美等國學制，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并迅速發展成為全國頂尖的大學，引領一時風氣。此一時期，全國大學數量穩步遞增，除國立大學外，直隸、山東、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浙江、安徽等地陸續出現省立大學，另外還有各類私立大學相繼成立。到1936年全國大學數量已達108所，學生增至41922人。抗戰爆發后，北平淪陷，北大、清華與南開三所大學遷往昆明，成立西南聯大。錢穆亦隨之南遷昆明，期間曾輾轉于昆明、成都兩地。此文系錢氏在此期間應《思想與時代》雜志之邀，為其所撰寫的時事評論文章之一篇。文名為《理想的大學》，可知當下大學的現實與錢穆的理想，有著很大的差距。人們對未來奮斗目標的觀念性的預見，往往是以對現實不滿為前提的。對現實中的弊端的批評，讓人們訴諸理想。超越現實，也即超越性是理想最為顯著的特點。錢穆指出，當下中國大學教育之現狀，有一根本弊端，即以功利為目標，讓大學成為一種職業培訓場所。他指出凡入大學校學習者，或為求“知識”，或為求“職業”。求知識者，不過為將來從事某一種職業作準備。此種教育最大弊病，在于過分注重每一門的學科，日趨于“專門化”，其結果僅僅是為社會這部大機器制造某一種零部件以供驅用而已，于是大學與大量制造生產某種產品之工廠無異。如此的大學教育，當然不會關注學生的個性自由的培育。如此的大學教育，不能有為社會改造、為文化傳播精神的作用。錢穆將此種教育名之曰“人生的教育”，并針鋒相對地提出“教育的人生”。“人生的教育”在求知與謀職，“教育的人生”在“智慧”與“事業”。錢穆斷言，“智慧與知識異，事業與職業異”，“前者乃屬真人生”，“而后者則嚴格言之，不得謂之人生，只是人生經歷中所凝成所僵化之一種格套與局面”。這樣的區別雖有點抽象而語焉不詳，但“智慧”要比單純的知識要高出一籌，“智慧”是駕馭和運用知識的能力;“事業”較謀職的境界亦高出一籌，借用孔子“君子謀道不謀食”的話，謀職是“謀食”而“事業”是“謀道”。錢穆結論是：“教育所重，應屬前者，即人之智慧與事業部分;而非后者，即人生之知識與職業部分。而大學教育乃教育之最后最高階段，則尤應注重于此。”錢穆認為，這是大學的人才培養的目標所在，實現的途徑是用“會通”的課程設置，來替代單一的現實功利的課程安排。按照錢穆所說，“教育的人生”即是“在人生經驗中籀其最普遍而最根本者，又最要緊而最精彩者，授之人人，使其明白接受，而又繼續發展以求理想之更可能的進步”。據此，他揀擇出哲學與宗教、文學與藝術、天文與地質、生物與心理、歷史與地理、數理與化學這六大范圍之課程，要求大學教育的初始階段，著重將此六方面前人的成就傳授給學生。每位大學生修習完以上諸課程之后，方得進入本專業的深造。倘若自封于本專業的知識傳習內，而不能有對古今知識之全體有所認識與體會，其眼觀與思路必定會狹隘而單一。“學業務求適于個性與自由，則以開通寬博為主。此為大學校應有之理想教育。”對“會通”人才的培養，還有另一層意義在。錢穆在《改革大學制度議》中認為，當時國家社會所需要的人才，“通人”更重于專家。他認為“必俟社會政治各色各部皆有中堅領導人才推動支持，撐得一局面，粗粗安定，粗粗像樣，而后專家絕業乃得憑藉而發抒”。即在學術一面，亦復如是：“一門學術之發皇滋長，固貴有專家，而尤貴有大師。大師者，仍是通方之學。”本文中所說的“會通之趣”，可以從這方面去理解。錢穆認為，大學教育的內容不是課堂上的講授所能涵蓋的。大學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要培養出一種優秀的人格，怎樣完整地做一個人。除了有課堂的知識傳授以外，學生在大學的全部校園生活亦是極重要的。因而在理想的大學中，既要“提倡團體規律生活”，同時更要“一任個性之自由發展”。此文發表于1943年，距離現在已70余年，當代大學無論從學校建筑的規模還是院系的分設、教師的完備，抑或是圖書、實驗儀器設備的引進，較之錢穆當時的大學都有了巨大的提高。然而文中所提到的兩個問題，可以說仍然未得到很好的解決。能夠駕馭知識的智慧在當代大學生身上，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而創業意識也不夠強烈。錢穆所指出的弊端，依然在大學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重溫錢穆之文章，令人感嘆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