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小學大全》記

線裝書真是買不起了。乾隆時候的刻本的價錢，幾乎等于那時的宋本。明版小說，是五四運動以后飛漲的；從今年起，洪運怕要輪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書，則民元革命后就是寶貝，即使并無足觀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數十元。我向來也走走舊書坊，但對于這類寶書，卻從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節前，在四馬路一帶閑逛，竟無意之間買到了一種，曰《小學大全》，共五本，價七角，看這名目，是不大有人會歡迎的，然而，卻是清朝的禁書。

這書的編纂者尹嘉銓，博野人；他父親尹會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經給過褒揚的詩。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學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覺羅學。還請令旗籍子弟也講讀朱子的《小學》，而“荷蒙朱批：所奏是。欽此。”這部書便成于兩年之后的，加疏的《小學》六卷，《考證》和《釋文》，《或問》各一卷，《后編》二卷，合成一函，是為《大全》。也曾進呈，終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欽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許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經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謂“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罷，雖然欲得的乃是“名”，也還是一樣的招了大禍。這年三月，乾隆行經保定，尹嘉銓便使兒子送了一本奏章，為他的父親請謚，朱批是“與謚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欽此。”不過他豫先料不到會碰這樣的大釘子，所以接著還有一本，是請許“我朝”名臣湯斌范文程李光第顧八代張伯行等從祀孔廟，“至于臣父尹會一，既蒙御制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非臣所敢請也。”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欽此。”

乾隆時代的一定辦法，是凡以文字獲罪者，一面拿辦，一面就查抄，這并非著重他的家產，乃在查看藏書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別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為乾隆的意見，是以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兩聲，非徹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銓當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時，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書和別項著作，實在不少，但其實也并無什么干礙之作。不過那時是決不能這樣就算的，經大學士三寶等再三審訊之后，定為“相應請旨將尹嘉銓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幸而結果很寬大：“尹嘉銓著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為處絞立決，其家屬一并加恩免其緣坐”就完結了。

這也還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銓所不及料的。

這一回的文字獄，只絞殺了一個人，比起別的案子來，決不能算是大獄，但乾隆皇帝卻頗費心機，發表了幾篇文字。從這些文字和奏章（均見《清代文字獄檔》第六輯）看來，這回的禍機雖然發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卻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請將名臣從祀：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于是而有學說，于是而有門徒，于是而有門戶，于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況且以這樣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沒有特別壞的奸臣，也就沒有特別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

特別攻擊道學先生，所以是那時的一種潮流，也就是“圣意”。我們所常見的，是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自著的《閱微草堂筆記》里的時時的排擊。這就是迎合著這種潮流的，倘以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學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種誤解。大學士三寶們也很明白這潮流，當會審尹嘉銓時，曾奏道：“查該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憤而快人心。該犯曾任三品大員，相應遵例奏明，將該犯嚴加夾訊，多受刑法，問其究屬何心，錄取供詞，具奏，再請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后來究竟用了夾棍沒有，未曾查考，但看所錄供詞，卻于用他的“丑行”來打倒他的道學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勁的。現在抄三條在下面——

“問：尹嘉銓！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這處女既立志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他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講正經人干的么？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并不知道；后來我女人告訴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他，實在我并沒有見過他的面。但他年過五十，我還將要他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內，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討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妻小。你這假道學怕老婆，到底皇上沒有給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據供：我當初在家時，曾向我妻子說過，要見皇上討翎子，所以我彼時不辭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里，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

問：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這五十歲女人給你，知道這女人斷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總是你這假道學居常做慣這欺世盜名之事，你女人也學了你欺世盜名。你難道不知道么？供：我女人要替我討妾，這五十歲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斷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總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盜名，所以我女人也學做此欺世盜名之事，難逃皇上洞鑒。”

還有一件要緊事是銷毀和他有關的書。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計應“銷毀”者有書籍八十六種，石刻七種，都是著作；應“撤毀”者有書籍六種，都是古書，而有他的序跋。《小學大全》雖不過“疏輯”，然而是在“銷毀”之列的。

但我所得的《小學大全》，卻是光緒二十二年開雕，二十五年刊竣，而“宣統丁巳”（實是中華民國六年）重校的遺老本，有張錫恭跋云：“世風不古矣，愿讀是書者，有以轉移之。……”又有劉安濤跋云：“晚近凌夷，益加甚焉，異言喧豗，顯與是書相悖，一唱百和，……馴致家與國均蒙其害，唐虞三代以來先圣先賢蒙以養正之遺意，掃地盡矣。剝極必復，天地之心見焉。……”為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面卻也使昧于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銷毀”的書，雖遺老也不復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從新奉為寶典了。這莫非也是“剝極必復”么？恐怕是遺老們的乾隆皇帝所不及料的罷。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尤其是后兩個皇帝，對于“文藝政策”或說得較大一點的“文化統制”，卻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方面，積極的一面，則如欽定四庫全書，于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舍，所取的書，凡有涉及金元之處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為定本。此外，對于“七經”“二十四史”《通鑒》，文士的詩文，和尚的語錄，也都不肯放過，不是鑒定，便是評選，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而且他們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只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那成果，由滿洲這方面言，是的確不能說它沒有效的。

現在這影響好像是淡下去了，遺老們的重刻《小學大全》，就是一個證據，但也可見被愚弄了的性靈，又終于并不清醒過來。近來明人小品，清代禁書，市價之高，決非窮讀書人所敢窺覗，但《東華錄》《御批通鑒輯覽》《上諭八旗》《雍正朱批諭旨》……等，卻好像無人過問，其低廉為別的一切大部書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鉤稽，將其中的關于駕御漢人，批評文化，利用文藝之處，分別排比，輯成一書，我想，我們不但可以看見那策略的博大和惡辣，并且還能夠明白我們怎樣受異族主子的馴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的罷。

自然，這決不及賞玩性靈文字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點演成了現在的所謂性靈的歷史，卻也十分有益的。

七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