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櫆:游萬柳堂記

劉大櫆

昔之人貴極富溢，則往往為別館以自娛，窮極土木之工，而無所愛惜。既成，則不得久居其中，偶一至焉而已，有終身不得至者焉。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力又不足以為之。夫賢公卿勤勞王事，固將不暇于此，而卑庸者類欲以此震耀其鄉里之愚。

臨朐相國馮公，其在廷時無可訾亦無可稱。而有園在都城之東南隅，其廣三十畝，無雜樹，隨地勢之高下，盡植以柳，而榜其堂日“萬柳之堂”。短墻之外，騎行者可望而見。其中徑曲而深，因其洼以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蒹葭，云水蕭疏可愛。

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師，則好游者咸為予言此地之勝。一至猶稍有亭榭，再至則向之飛梁架于水上者，今欹臥于水中矣。三至則凡其所植柳，斬焉無一株之存。

人世富貴之光榮，其與時升降，蓋略與此園等。然則士茍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貴;彼身在富貴之中者，方殷憂之不暇，又何必脧民之膏以為苑囿也哉!

劉大櫆的《游萬柳堂記》，寫于清代雍正之初。從題目上看，這是一篇游記，但細讀全文，便知不是以記游為重點，而是借記游寫感想，發議論，是游記文的變格，又是議論文的特殊樣式，可以說是一篇游記式的論說文。

作為一篇游記，作者總是根據美學的觀點，游覽的進程、時間的先后、表現的重點來選取自然風光和名勝古跡。此文卻非如此。它開頭凌空而起，起筆峭立：“昔之人貴極富溢，則往往為別館以自娛，窮極土木之工，而無所愛惜”，自己不住，只不過“以此震耀其鄉里之愚”。早在宋代，韓琦作晝錦堂，歐陽修為之作記，就委婉地指出，那是“夸一時而榮一鄉”。“昔之人”大概指這一類的人。劉大櫆的議論，很顯然在思想上是與歐陽修相通的。繼而由歷史上的古人聯系到當朝權勢人物的作為：臨朐相國馮溥，因屢次主考，門生極多，名望很大。而實際庸庸碌碌，持祿保位，無所作為。“無可訾亦無可稱”便是對他的中肯評論。然而他為了顯示貴極富溢，“震耀其鄉里之愚”，便在都城廣渠門東南隅經營三十畝之廣的園池，盡植以柳，并取元代大臣廉希憲在北京右安門外建造的萬柳堂作為自己別墅的名稱。文中用白描的手法描繪園池的景色：“徑曲而深，因其洼以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蒹葭，云水蕭疏可愛。”這里著墨不多，而氣韻自勝。生動地寫出了園池蒹葭蒼蒼，云水清淡的情趣。

萬柳堂如此幽美，實乃為游覽勝地。所以文章便水到渠成地轉入寫游。同一景物，往往因人的心情不同，感受不同，而境界互異。李漁說馮氏萬柳堂初建時，募人種柳，“但種一株培寸土，便稱業主管芳菲”，所以種得很快;杭世駿歌唱“半天婀娜綠梯抽，拂拂新條亂打頭。兩翼畫欄紅不斷，荻芽茭葉滿春流”的景色;朱彝尊甚至說：“午雩幸忝從游列”，自處于馮的學生之列，以從游為榮。劉大櫆游園，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致：“一至猶稍有亭榭，再至則向之飛梁架于水上者，今欹臥于水中矣。三至則凡其所植柳，斬焉無一株之存。”時過景遷，三個“至”字寫出了萬柳堂由昔日的繁華到衰敗的過程。由于作者帶著一種憤世嫉俗的心情來游萬柳堂，且又善于發現和分析問題，無處不觸發作者的心緒，因而很自然地由自然景物的興衰聯想到人世的榮升與降落：“人世富貴之光榮其與時升降，蓋略與此園等”。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把自己對人生的認識，寄托到記游探勝的感受之中，使自然景色與人生哲理契合無間地結合在一起，把記游與說理巧妙地熔為一爐。既使抽象的道理闡述得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游增加了思想深度。寫到這里，感嘆之情似猶未盡，因之以“然則”一轉，又作了進一步的抒發，更為痛快淋漓地指出：“士茍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貴”，“朘民之膏以為苑囿”。這立意顯然高于其他文人，它充分地表達了作者憤世嫉俗、抨擊地主豪紳、貪官污吏的思想感情。真是“一彈再三唱，慷慨有余哀”。清末學者劉師培在《論文雜記》中指出，在桐城派的作家中，“惟海峰較有思想”，這確是合乎實際的評論。

劉大櫆的散文，議論文的成就尤高。此文便是很好的范例。以議論為先導，由記游帶出議論，記游是生發哲理的基礎，前后呼應。意能稱物，言能盡意，經過他的分析論證，不僅使人信其言之有理，而且看出他的邏輯嚴密，鋒穎精銳，語言條暢。

作為一篇游記，給讀者的感受，往往是賞心悅目，心曠神怡，再不然便是因為江山極目，激起了慷慨豪壯之情。但本文卻非如此，人們讀后總感到有一種憤世嫉俗的郁悶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