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秦漢兵法·三略》原文鑒賞

[原文]

卷上

上略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于眾。故與眾同好靡不成，與眾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愿得共志。

《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

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師。

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圣人存之，動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

《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

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支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閑。

軍國之要，察眾心，施百務。

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脫之。

獲固守之，獲厄塞之，獲難屯之，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

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綏之，敵悖義之，敵睦攜之。順舉挫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四綱羅之。

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為者則己，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彼為諸侯，己為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取。

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為親，下下為君。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娭，然后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干：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

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逾時，則下力并而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囚。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灶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軍讖》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破敵者，眾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眾不可使伐人。攻城則不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弊。士力疲弊，則將孤眾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

《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眾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為天下雄。

《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

《軍讖》曰：“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采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圣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

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眾離心。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眾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

《軍讖》曰：“將謀欲密，士眾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奸心閉;士眾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窺內，則禍不制; 財入營，則眾奸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

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

《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

故禮者，士之所歸; 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后悔者，士不止; 賞而后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

《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眾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

《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 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民有饑色。樵蘇后竄，師不宿飽。夫運糧千里，無一年之食; 二千里，無二年之食;三千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

《軍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斂重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

《軍讖》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為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

《軍讖》曰：“群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

《軍讖》曰：“強宗聚奸，無位而尊，威無不震。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嘩喧，臣蔽不言。是謂亂根。”

《軍讖》曰：“世世作奸，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謂國奸。”

《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適禁御，延及君子，國受其咎。”

《軍讖》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

《軍讖》曰：“枝葉強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

《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于眾。無進無退，茍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奇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

《軍讖》曰：“奸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并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

故主察異言，乃睹其萌;主聘儒賢，奸友乃遁;主任舊齒，萬事乃理; 主聘巖穴，士乃得實; 謀及負薪，功乃可述; 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卷中

中 略

夫三皇無言而在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

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有甲兵之備，而無斗戰之患。君無疑于臣，臣于疑于主，國定主安，臣以火退，亦能美而無害。

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

《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傳。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眾。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于下。”

《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兇。”

《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不為暗而謀。”

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可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

故圣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眾同好惡，然后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通譎奇，無以破奸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

圣人體天，賢者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略》為衰世作。“上略”設禮賞，別奸雄，著成敗。“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 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眾;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

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于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悅其心。

夫人眾一合而不可卒離，威權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略”之勢也。故世主秘焉。

卷下

下 略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 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于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圣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 圣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圣以道。賢去，則國微。圣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征。

賢人之政，降人以體。圣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

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

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

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 討賊報仇，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 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于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正，政不正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

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

廢一善則眾善衰，賞一惡則眾惡歸。善者得其佑，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眾善至。

眾疑無定國，眾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

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于順民，惡加于兇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仇治仇，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

犯上者尊，貪鄙者富，雖有圣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眾惡消。

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 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

夫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祿。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于后世。

圣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墮，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懼而不敢失道。

豪杰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杰，國勢乃竭。豪杰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

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

大臣疑主，眾奸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

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于進賢而美名彰焉。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鑒賞]

《三略》，又稱《黃石公三略》，中國古代著名兵書，列為《武經七書》之一。全書分為上略、中略、下略3卷，共3800余字。

《三略》舊題黃石公撰，傳與漢初張良得以問世。《史記·留侯世家》記載：張良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這就是傳說的黃石公(即圮上老人)傳書張良。張良，字子房，其生年不可考，卒于公元前186年，祖籍開地，亦傳城父(今安徽毫縣東南)，秦末漢初著名的軍事家。《三略》成書時間不可考，最早見于三國魏李康的《運命論》。李康說：“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李康雖非專論《三略》成書時間，但已隱意產生于張良受書之前。唐魏征編纂《隋書》，附會李康之說，在《經籍志》中著錄為“下邳神人撰”，顯然以訛傳訛。宋明以降，歧意乖出，綜合起來大致分為四說，一說為先秦時;一說為秦時，即黃石公所著;另一說“乃楚漢間好事者所補”;還有一說“疑《三略》出自西晉迄宋、齊時憂國者之手”。對以上四說不敢妄加論斷，但據《后漢書·臧宮傳》記載：“光武審《黃石》，存包桑”。并且在詔書中說：“《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疆(強)’”。“柔能制剛，弱能制疆”，與今本《三略》一字不差，說明《三略》在東漢以前已經問世。因為《臧宮傳》記述此事是在建下二十七年，亦即漢光武劉秀登極第二十七年。另外，《三略》自稱“是故《三略》為衰世作。”秦漢(指西漢)以來，所謂衰世有二，一是秦末，二是西漢末。從著書目的察看，不可能是系嚴刑酷法的秦始皇所作，據《史書》記載，西漢末年，外戚王氏控制西漢政權，貪贓掠奪，階級矛盾日趨激化，各方勢力蜂擁而起，可見“衰世”指當時那個社會情況。由此可以認論《三略》大概是西漢末年產物，出自熟悉張良事跡，精通兵法無名氏之手。

《三略》和其他兵書相比，形式和內容都有自己的特點。《孫子兵法》以后，兵書著作多以君臣問答形式傳世。《三略》則改問答為引文。它所引征的材料主要是《軍讖》、《軍勢》，這是兩部佚傳兵書。《三略》的內容也獨具一格。我國漢代以前兵書大都以人名為書名，如《孫子》、《范蠡》、《尉繚子》等，《三略》則以論述的內容為書名，并創我國以“略”題名兵書之先例。明劉寅解：“略者，謀略也。”但《三略》講的又不是一般作戰謀略，而是統軍馭將，安邦治國的整體軍事戰略和政治謀略，尤其值得稱賞的是，它是我國古代第一部主要講政治方略的兵書。如果說《孫子》是戰略之祖的書，那么《三略》便堪稱“政略”之祖了。

《三略》的思想體系是儒道并蓄，兼采兵家和法家之長。儒家思想如“民本政治”、“庶民者，國之本”、“有德之君，以樂樂人，樂之者久而長”;道家思想如“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功成身退，“兵者，不祥之器也”;也有兵家如《孫子》的將貴自專，重視偵察敵情，后勤供給，與民同欲以及慎戰，全勝等思想;還包括了法家令出必行的法制思想，如“治民之本，莫重于令”、“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至成傷”等等。總之，《三略》的思想體系可以概括為以儒道為主，兵法兼用，思想比較“雜”。可以說是“兵家”中的“雜家”。

《三略》問世以來，一直受到人們的重視。它雖然不及《孫子》那樣博大精深，但在總結，繼承前人兵學思想的同時，也不泛自己的真知灼見，對我們研究瞬息萬變的現代戰爭也有一定的啟示。

一、扼要地、應事機、恃民戰，爭取軍事戰略上的優勢

《三略》在戰略的高度上論述了戰爭的勝敗，比較精要地闡明了把握戰爭勝利的方針和原則。它認為要取得戰爭的勝利，在軍事戰略上必須扼要地、隨機應變，“正奇”結合，以及重視人民群眾在戰爭中的作用。

先秦兵家都懂得地利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認識到在戰爭中“不能戰，莫如守險”。至孫武，《孫子兵法》對各種地形作了專門的研究，著有《地形》、《九地》等篇，吳起在吳子兵法中著有《應變》篇，還有孫臏的《地葆》篇，《六韜》中的《虎韜》、《豹韜》等篇，分別闡述了對各種地形應采取的作戰方法和手段，但是這些都是從戰術的角度論及在作戰中應利用和避開的那些地形，不帶有戰略意義。《三略》則將利用那些對戰爭全局具有決定意義的地形或地區提高到戰略的高度，并明確提出對它的占領和控制，認為應當“獲固守之，獲厄塞之，獲難屯之”，意思是堅固的地域要固守，險隘的關卡要封鎖，要沖的地方要屯駐重兵。這在戰略思想上與前人相比應該說是一個進步。

戰爭是千變萬化的，戰爭規律也不斷變化發展，人們對戰爭規律的認識也必須不斷深化。《三略》從戰略上考察，指出： 自然界的奧妙要依據事物的推移去了解，軍事行動是變化無常的，要依據敵情的變化而變化;不要事先刻板規定，要針對敵人的行動隨機應變，即所謂的“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如果做到這樣，就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極，密定九夷。”《三略》雖然沒有明確表達用兵的“正奇”之法，但它認為用兵必須變幻多端，出奇制勝。告訴人們“非譎奇無以破奸息，非陰謀無以成功”。認為不出奇制勝就無法破奸滅寇，不隱蔽企圖就不能成功。這同孫子的“以正合，以奇勝”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歷代兵家大多對人民群眾在戰爭中的作用有所認識。《孫子》的“道”，《吳子》的“教百姓而親萬民”，都是講人民群眾和統治者保持一致是進行戰爭的首要條件。《三略》在此基礎上有新的發展，指出：“英雄者，國之干;庶民者，國之本。”意思是英雄是國家的骨干，民眾是國家的根本。認為“為國之道，恃賢與民”、“軍國之要，察眾心，施百務”。它在講到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時，明確地說：“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破敵者，眾也。”“以弱勝強者，民也。”“謀及負薪，功乃可述。”正因為《三略》看到了民眾的力量，所以它非常重視民事，指出：“興師之國，務先隆思。攻取之國，務先養民。”強調不要違誤農時，主張減輕賦稅徭役。《三略》論述人民群眾是勝戰之本的觀點，多處可見。

二、法“天道”，用“賢人”，舉“義戰”，實施得道多助的政治謀略戰爭是政治的延續，當用政治的手段不能解決雙方的爭端時，才用戰爭補缺政治策略。《三略》從法“天道”的觀點出發，力主用政治謀略的手段戰勝敵人，做到“雖有甲兵之備，而無計戰之患。”但它沒有象老子一樣，一味地反對戰爭，而是認為戰爭是客觀存在，當戰必戰，“義戰”不可避。

《三略》比較翔實地闡明了對待戰爭的觀念和態度，認為“制人”須“以道”，才能“降心服志，設矩備哀，四海會同，王職不廢。”意思是：用天“道”控制人，使人心悅誠服，設立各種法度以防衰亂，四海諸侯按時朝見，天子的職權就不衰落。如果不顧“天道”而貿然用兵，就會“勞而無功”，以至“多怨民”，甚至“內政荒廢”。“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

那么，怎樣才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呢?《三略》從政治謀略的角度集中表述了攬人心，任賢人，重義戰的作用。

攬人心是《三略》政治策略的核心。它在卷首就指出：“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有于眾。”很明顯，《三略》要囊括的“人心”，不僅包括“英雄之心”，還有“民眾之心”，它進一步指出：“與眾同好，靡不成;與眾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就是說與民眾同喜好，就沒有不成功的事業;與眾人同憎惡，就沒有不可消滅的敵人。國家大治，安邦熙寧，是由于得人心;國家敗亡，是由于失人心。對于攬人心的作用，春秋時就開始有所重視。《左傳》說：“民者，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戰國時，孟子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的思想。《呂氏春秋》對攬人心之功見解較新，它在《順民》篇中說：“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但它們有一個共同偏頗之點，強調“民”或“民心”時，往往忽視“英雄”和“英雄之心”，反之亦然。而《三略》兼收并蓄，這不能不說《三略》的作者的見解比前人略高一籌。

招賢納士是貫穿《三略》通篇攬人心的一項主要策略。《三略》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意思是說“賢人”所歸入的國家，天下無敵，對“士”要尊敬而不可傲慢，對將帥要使他愉快，對“賢者”的謀略要重視而不可懷疑。“賢人所歸，則其國強，圣人所歸，則六同合。”“賢去，則國微。圣去，則國乖”。它論述了不能“用賢”的種種惡果，“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為了廣招賢士，《三略》指出要“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死。”就是說，對于賢士要崇尚禮節和提高俸祿。《三略》指出：“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所以“明王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英明的名主遠迎賢人，就能成全功業，尊重賢人，臣人就會盡心竭力。

《三略》認為“兵者”為“不祥之器”，戰爭有“義”與“不義”之分，這同先秦諸家論兵思想是相通的，但它沒有拘泥于前人思想之內，而提出一個“天道”的概念，認為：“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戰爭本身是殺人之物的兇器，“天道”厭惡戰爭，不得已才進行戰爭，這是“天道”。《三略》把“義戰”和“天道”結合起來，在自然本質上抹上了政治色彩。其意昭示人們要“義戰”，法“天道”，以此去制止和消滅“不義”的戰爭。不僅如此，《三略》指出既然“義戰”不可避免，那么那些指導戰爭的人們就要善于“通曉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設法爭取“義戰”的勝利。告誡一切指導戰爭的人們，要盡量減少和避免戰爭的殘酷性，不要實行慘絕人寰的戰爭，主張對敵國軍隊也要“歸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脫之。”愿意歸順就招撫他，已歸順的要安置他，投降的就要解脫他。《三略》反對誅殺敵國人民和俘虜的思想，不僅使敵我雙方的人民、軍隊不受或少受傷害，物資不受或少遭受損失，而且可以爭取民心，達到政治上瓦解敵人的目的，在此條件下進行“義戰”，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墮，其克必矣”。

三、慎選將，善馭兵，充分運用聲勢威懾力的治軍策略

治軍，貴在將帥。因此將帥修養與素質不可不察。對于將帥修養，先秦兵書都有所論及，但大都局限于將帥的品德方面，如《孫子》的“智、信、仁、勇、嚴”，《吳子》的“理、備、果、戒、約”等。《三略》也強調將帥要有優良的品質，指出“虛、勇、動、怒”是為將的明誡。還要求做到“能消、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采言。”具有“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灘，能制軍權”的廣博知識和才能，主張“仁賢之智，圣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意思是將帥要掌握敵國的風土人情，了解山川形勢，地形的險阻，懂得怎樣掌握軍隊的權柄。對于圣賢志士的智謀，民眾的輿論，朝廷的主張，歷代興衰之事，將帥者應該有所掌握。對于將帥的知識結構，《三略》雖然還不可能提出系統的全面的要求，但已經認識到將帥不僅要懂得軍事本身，而且還要懂政治，要“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要具有多方面的知識，這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

士氣歷來被認為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三略》亦然，認為“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文中“兵老”即為“士氣衰弱”之意，作者從“兵老”推斷出“軍必喪”的結論，足見士氣之重要。

《三略》強調將帥要愛護士卒，尊重士卒。指出將帥要與士卒同生死共患難，“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意思是作為將帥，必須與士兵同甘苦共安危，士卒感激奮發，才可對敵作戰，使自己取得全勝，把敵人全部消滅。它用“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和越王勾踐灑酒于河，與士卒同流而飲的故事，來說明“蓄恩不倦，以一取萬”的道理。并指出“良將之養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意思是優秀的將帥教養士卒，就象對待自己一樣對待士卒，所以能使萬眾一心，取得全勝。它還提出了“士卒欲一”的思想，就是要使士卒的思想統一，使他們有共同的奮斗目標。“士眾一，則軍心結。”這使《孫子》的“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若驅群羊”的愚兵思想相形見絀。

《三略》為鼓勵士氣，認為必須堅持“賞罰必信”的治軍原則，說：“軍以賞為表，以罰為里。賞罰明，則將威行。”軍隊中不能沒有賞罰“軍無賞，士不往”。罰則是一種懲戒，“使人知恥而不犯。”但是，對賞罰要用得適“度”，當賞則賞，當罰必罰，“當賞不賞，是為沮善;當罰不罰，是為養奸”，所以，《三略》強調“賞罰必信”，獎不遺小，罰不避親，賞不違仇，刑不畏貴。如果真正能夠做到“如天如地”一樣公正，那么“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無論是選將，還是治軍帶兵，都是為了在氣勢上壓倒敵人，在戰略上對敵人造成強大的威懾力。《三略》總結其必然結果是“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眾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就是說，軍隊的戰斗力日益堅強，作戰就象暴風驟雨那樣猛烈，進攻就象江河決口那樣洶涌。因此，這個軍隊能使敵人望風逃竄而無法抵擋，只有屈服而無法取勝。

在本文行將結束時，值得指出的是： 由于《三略》是封建時代的產物，其主要觀點都是站在封建君臣的立場上，為其封建統治服務的。因此，那些所謂的“為民”、“愛民”、“任人唯賢”，都有極大的虛偽性，我們必須去偽存真，否定其糟粕，而絕不能良莠不分，兼收并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