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城市，消滅土地，不可逆轉。土地，又埋葬城市，且更為徹底——所謂的終極記憶。記憶每一次開拓，又都“在舊的地方向縱深層挖掘”，靈魂也便有了寄托，人也不再只剩下稻草做的皮囊。

梭羅和陶淵明，分別從兩個不同文化的極出發，將土地崇拜，演繹為不同版本的“田園詩意”。陶淵明傍南山種豆，依東籬采菊。受不了市聲喧囂，就把平生托付給豆菊、煙露、墟煙、月色。那些名詞啊，生長在“土地”之上。

大約在三十歲前后，杜甫開始關注陶淵明。開元二十九年（741年）的秋冬來臨之前，詩人回到洛陽東北偃師故地首陽山下，鑿土造房。“小子筑室，首陽之下”。這是有文獻支持的杜甫第一次造屋。詩人說：“巳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詩人自說自話，即便真住的是一孔“窯洞”，不過換了面具的“茅屋”。

杜甫在首陽造山居，“家”第一次被抽象并固定——“茅屋”，及其衍生的詩意由此一發不可收拾：離家——漂流——回家——造茅屋——再離——再漂——再回——再造——以致反復。仿佛陷入某個宿命的怪圈，滿溢審美的變數。

2

詩人在下杜有了名義上的家，是天寶十一年（752年）左右的事情。

杜甫和李白，在天寶三年（744年）的夏天相遇，在秋天稍晚的時候，攜手暢游梁宋，在下一個春天再遇于魯，然后分手。重逢又等秋至。之后的寒意，暗示了訣別。

告別李白，杜甫再次趕往京兆，從此邁上漫漫功名路：天寶六年（747年）參加制舉，天寶九年（750年）敬獻《雕賦》，天寶十年（751年）敬獻《三大禮賦》，天寶十三年（754年）敬獻《封西岳賦》。再次的科舉，仍然以失敗告終。原因與奸相李林甫有關——瞞上欺下，竟然沒有一個考生獲得通過？！第一次獻賦，并無結果。第二次，有了轉機。也不知《三大禮賦》生僻的典故，建筑起來的儀式感打動了最高統治者，還是什么原因，總之皇帝給了特例，讓他去集賢院，參加由有關部門組織、名流們觀摩、杜甫一個人的考試。考試當然通過了，得到的最終任命卻是吏部待選，且無任何待選年限的承諾。尤為可悲的，杜甫第三次向皇帝陳情《封西岳賦》，估計被徑直扔進了垃圾堆。

終于回到秋天，回到一場無邊無際的雨水。

從天寶十三年（754年）秋天開始。雨水拉長了詩人的等待。“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時干？”等待那么的無助。“城中斗米換衾禂，相許寧論兩相直？”沒完沒了的秋雨，居高不下的糧價。下杜與城南，洛陽與長安，河南與河北，似乎都在鬧饑荒。當又一個秋冬來臨時，一紙來自禮部的任命，加劇了詩人的悲觀。“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任命早就期待的，河西縣尉也有品有祿。怎又不上心？不要就不要了，為何隨即又接受了幾乎末品的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矛盾，也意味著否定。詩人一直在自我否定。一頭掛功名，一邊生退意。希望有多大，失望也就有多大。朝兩個方向用力，憂傷持續放大。接下來，一場更為曠世的黑暗，向我們的詩人，向整個盛唐合圍過來，仿佛漫天大幕。

3

是《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成就了唐朝最為偉大的預言家。杜甫以先知先覺的巨大悲憫，預言了一場人禍的來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走在長安到奉先的路上，詩人一步三嗟。遺憾的是，京兆華清宮里的豪門貴族，聽不到詩人的吶喊——虛浮的聲色，掩蓋了帝國的假象。

安祿山和史思明，造了王朝的反。戰亂持續了八年，拖垮了王朝的家底。八年之間，詩人先淪陷于叛軍陣營，好容易逃將出來，去行在任了個小言官——左拾遺。讀書人較真，就盡職盡責給皇帝提意見。誰知皇帝搞個左拾遺的崗位，只為擺姿態。加上貴族之間的政治角力，杜甫終又被朝廷所棄，先貶華州司功參軍，后亡秦州、同谷和蜀地。

史實和詩意，到了唐詩時代，因為杜甫，也因為“安史之亂”，產生了交集。偉大的“詩史”并沒有消除我們的困惑——是詩人的日常敘事記錄了“安史之亂”，還是“安史之亂”成就了“詩圣”的風骨？杜甫以悲憫之心閱世，以詩為史，抒寫了那個時代的悲劇性，儼然唐詩一大風景。

“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嘆息非噓聲，一泣泣人腸，再泣泣人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讀書人，手無寸鐵。心憂即情懷。有赤誠，報國就夠了。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杜甫選擇律詩，挑剔平仄、節奏、韻腳和對仗，因為最契合詩人內心的行為尺度——巨大的心理落差，上升為高規格的審美儀式——眾目之下，把美隆重地撕給你看，撕得揪心裂肺，看得驚心動魄。

杜甫在任何境界，仍能對四周欣賞，保持對生活的警惕和敏感，不僅出于審美的自覺，更應成為畢生的堅持。做不到，因為你不是真正的歌者。

4

杜甫和李白，仿佛一個天上，一個地上。天上的李白，如斷線的風箏，放出去，任由風行，哪還能拽得住？拽得住，就不叫風箏，叫驢。地上的杜甫，四下惶恐奔命，憨倔瑟縮，真如一頭病驢。驢有驢的理想，風箏般的飄然，既不可學，來點詩意總可以吧。就像乾元元年（758年）開始的兩個夏秋的輾轉，就不曾放下詩意。這一點，與李白大體又是契合的——他們的詩意，無一例外地朝著與廟堂相反的方向生長——說逃離亦對。區別在于逃離的節奏感——“奔流到海不復回”式的決絕，與“惆悵恐是病乘黃”式的躑躅。

秋天來臨的時候，詩人已在離長安有一段距離的華州任上。是被放逐的。隨后他放棄了官職。我們在《早秋苦熱堆案相仍》一詩中，意外地看到了詩人對于官場事務的大堆牢騷。傳記家普遍認為杜甫棄官，因為華州饑荒。成天被無用事務糾纏，厭惡超過極限，或為深層次原因。詩人舉家寄居幾百里外的秦州。一個半月，詩人鄉愁意緒忽然蓬勃。“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詩人甚至多次提到茅屋，似乎在拿捏要不要長久地住下來，做一個亦耕亦讀的半閑人。

“平生獨往愿，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行役？”解除官場行役的杜甫，繼續趕往同谷——一個理想人居的鄉村。很遺憾，美麗的同谷，連謀一個容膝的所在也成為奢侈。詩人沒有把才情，付諸幽美的鄉村景色，日常的困惑，倒成了僵持不下的理由。也許極度貧困所致。“食蕨不愿馀，茅茨眼中見。”有蕨可采，有茅屋容身，多好。一路奔波勞頓的詩人杜甫，如此惆悵——那行色匆匆，若即若離的茅屋，何時才能將自己，妥妥地安放？

5

乾元三年（760年）的冬春之交，杜甫流離成都，寄居草堂古寺。唐朝成都的冬天，并不像今天這樣陰冷和干燥，冬與春的交接，溫柔，模糊，生機欲動。榿葉還沒落盡，芽已竄尖。暑夏就要來臨。杜甫一家得趕在雨季之前搬遷新居。規劃的草堂，雖然也尊崇一貫的詩意，但不是現成的購置，而是以書生的樸素方式——寫詩，向朋友們索要竹木建材，以及用以綠化的花草和樹苗，然后親手建造。

有好事的后世研究者，列出了杜甫的討要清單：向王十五要啟動資金，“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向蕭實要桃，“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向韋續要綿竹，“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向何邕要榿，“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向韋班要松，“落落出群非櫸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向徐卿要花果，“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

有人說杜甫不勞而獲。而我恰恰看到純真。小區里常見有小孩子圍著大人唱歌背詩，唱一首歌，背一首詩，大人就給顆奶糖。我們并不認為小孩子有失體面，他們唱歌背詩，作為一種可以計算和交換的價值，與大人們分享快樂。杜甫寫詩索要物什，建造了詩意的茅屋。近似流水賬一樣的詩歌告訴我們，詩人的草堂，搭的百家木，種的百家苗，蓋的百家草，從來不曾以個人的私宅自居。

杜甫懂得以榿木造夢的。窮困潦倒的春天，詩人植榿于草堂，三年不到，育蔭十畝。榿，不一定為浣花溪的美景潤色三分，但一定會為草堂的安然充實十分。

草堂之于杜甫，就像春天之于唐朝——真的已經久違！浣花溪畔，詩意終于可以盡隨心意流淌。趕在夏天來臨之前，草堂落成了。“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茅的獵獵飛舞，榿的大呼小叫，令人鼓舞。籠竹與煙霞對飲，燕語并烏啼滿天。喝彩吧，只為茅屋的綿厚、踏實，接地氣。那誕生于大地之上的安居！

可以長舒一口氣了……

陶淵明的桃源，在世外。杜甫的桃源，分明就在眼下——所有可以預見的，便是春天的——詩意和溫暖。

6

草堂是杜甫在成都的唯一日常棲居。也許絕對了。除了成都，詩人還到過閬州、綿州、漢州、梓州。輾轉因為生活所迫，不得不為一家老小，四處求食。當然與之前的官務不同，委身依附裴冕、嚴武、章彝，不過做幕僚文差。暫時遠離戰亂，只是心情好起來的原因之一。需要提到的是，他明顯地感到離開官場之后，內心有了前所未有的快感。他累了，需要棲息，仿佛一只疲憊的鳥。這個時候，草堂的存在，比謀取一個有穩定收入的職位要重要。

因為遠離塵囂，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以草堂為圓心。

曾經的士大夫，如今的村夫野老，其間距離，怕不止政治上的大失意，生活上的大落差，地理上的大騰挪，生理上的大變化，更有精神上的大解脫、大回歸。

草堂的田園生活，大體接近陶淵明的“隱”。

“花飛有底急，老去愿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后汝期。”此詩作于上元元年（760年）。杜甫以“詩”“酒”行樂，似陶淵明。

“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葛巾素衣，大碗漉酒，就綿竹，就籬菊，就江畔芙蓉桃李，就煙村細麥輕花。滿目的生機，哪有什么俗物，就連榿也登得大雅之堂。他是彭澤縣令，還是工部員外郎？是五柳先生，還是草堂村夫？聲線一致的異腔同調，大面積重疊的底色和輪廓，誰又能分得清？

杜甫在浣花溪草堂，住了不到四年，卻留下頗多田園詩。陶潛抒寫別樣的生活，有自說自話的嫌疑。王維更像流淌的畫面，想象的成分多一些。杜甫跟他們都不一樣。一是寫實，傳遞的信息比較靠譜;二是情緒化，高興是真高興，哭鼻子是真哭鼻子，像個老小孩，不做作。

面對成都的春天，筆頭一下有了表達的沖動。離開長安已有多年，詩人第一次對春天如此著迷。戰亂的間隙，偷得一縷春光，且把春光，放大，拉長，讓我們覺得唐朝的成都，似乎一直沐浴于明媚，還不覺夸張。那些風物啊，成了詩人療傷治病的靈丹妙藥，生理的，心理的，外敷內服，儼然詩人自我放逐、自我救贖的精神符號。一千二百多年前的春天，正在面朝我們走來，隨后緊跟堂燕、春風、喜雨、淺紅……春風喚醒的名詞，蠢蠢欲動的名詞，掀開料峭，動感十足，呼之欲出——它們見風就長，搖身一變——翠柳間一上一下，黃四娘家千朵萬朵熱鬧著的，是動詞嗎？那為什么我又被它們的色彩誘惑，被它們的狀態煽動，被它們的氣息鼓蕩？它們會不會就是近處的萬里橋，不遠處的江村，更遠處西嶺雪山的形容詞呢？

7

寶應元年（762年）的夏天到次年的初春，王朝的太上皇和皇帝接連死去，新的孫皇帝登基，安史之亂的最后一個惡人史朝義自盡，河南河北光復。當春意快要溢滿整個盆地的時候，詩人聽到了這一驚天喜訊，并以即興的審美回應：“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杜甫漂泊西南期間，多次提到故鄉，又多未明確具體所指，想來詩里的“故鄉”不是講記憶模糊的出生地，而帶有某種冥冥之中的情感寄托。讓我們一起以青春的名義隨詩人還鄉吧。一首七律，四聯八行，得意的韻與流水對，喜極而泣與語無倫次——回鄉的節奏有些亂，情緒有些失控，止不住的快感和喜氣，紛至沓來。詩人寫這首詩的時候，正寓居梓州，為避一場意料之外的小叛亂。已愈半百，還拖著病體。和平的暗示，是最好的自我療治。大碗縱酒，大聲放歌。青春不止屬于梓州的三月。

“世亂郁郁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杜甫在梓州寄人籬下，可能住的也是草堂，但生活在別處。

杜甫并沒有按照計劃，向東，向北，然后向西……所謂的返鄉節奏，只為抒寫稍縱即逝的人生快意。抑郁太久，不吐不快——故鄉從來沒有這一次切近，一閃而過，過了就過了——杜甫式的還鄉，過程永遠比結果重要。

廣德元年（763年），好友嚴武回京，推薦杜甫謀到 “京兆功曹”，一個比之前的左拾遺和司功參軍要高出二階的官，顯然是升遷了，但是詩人并沒有著手買舟東去和北上，奔赴長安接受這個炙手可熱的京城職位。第二年的春天，嚴武再次入主兩川（東川西川節度使），詩人一家也回到了成都的草堂，隨后在嚴武的幕府擔任了檢校工部員外郎。

詩人心里時常牽掛的，還是浣花溪的“草堂”。事實上，重歸草堂，詩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對自己接受幕府職位不滿反思：“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還有努力地自我克制，于田園耕耘中尋求平衡和慰藉。為牽掛的四松紀事，“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令人擔憂的四棵小松啊，它們能逃過蔓草的糾纏么？“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敏感詩人的內心，窄逼，多疑，碰上傾訴的對象，也會情不自禁地向外擴展，充盈，成為大酒窖，正面的，負面的，都能釀出醇香。

8

浣花溪不是“世外桃源”，草堂也并不是什么“東方伊甸園”。杜甫的好日子在廣德二年（764年）的秋天到頭了——他的茅屋被秋風所破。

失去了蜀中最后一個朋友嚴武的庇護和資助，連謀生的飯碗也成了問題。至少五種疾病纏身，并有加重傾向。身體每況愈下。茅屋破敗不堪。

當然，這些都不能成為杜甫在那個秋天哭天搶地的理由。憂憤才是最重要的。憂國與憂民：“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離開官場，又寄人籬下。對幕僚的幫閑生活失去了最后的興趣：“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

在這個令詩人極度不安的節骨眼下，他的情緒需要找到發泄口。

那是一場驗證一個人對悲劇承受極限的狂風。不，應該是龍卷風——悲憤交加的龍卷風——怒號著，呼喊著，裹云攜雨，翻林拔樹——它卷走了整整三重茅草！一重給茅屋落成的春天。茅草簇新，榿木柱頭和檁椽簇新，泥墻簇新。一重留給又一個春天。春天合上春天，看上去有了踏實的厚度。一重留給剛剛過去的春天，以及夏的暴雨，秋的狂風，冬的霜雪。哪一樣都不測，除了再添一重茅草，還能選擇什么？

不測終究還是來臨了。底線被徹底掀翻。

風，要刮便刮;雨，要潑便潑！

唯有詛咒罷了！

是誰，在風雨之間，安如泰山？又是誰，獨對千瘡百孔的茅屋吶喊——“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他是在怨天尤人，哭窮，還是在唱時代的反調？

讀杜甫的詩，走近一個舊式士大夫的日常，我們業已麻木的心腸，開始有了觸角，能感知到那個時代的飄搖，以及一大群人的冷暖悲歡。至于個體的出身、地位的差異，并不阻礙彼此的共鳴基礎。我們無視當下和身邊，對于一切的習慣和經驗漠然，棲居便缺少誠懇和善意。有一種力量叫真與善。時間檢驗的，是詩人能否常懷一顆素念，良知和沖動隨時觸發，一輩子不忘初心。就像杜甫式的抒寫——一個中產或者小資階級的自我救贖。

“人并不是通過耕耘建房，呆在青天之下大地之上而居的，人只有當他已經在詩意地接受尺規的意義上安居，他才能夠從事耕耘建房這種意義的建筑。有詩人，才有本真的安居。”（德國·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

草堂，不只是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