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性型的三位一體(節選)

林語堂

由于社會上的名分原理和分階層的平等概念，某種關于社會行為之規律遂應運而生。它們是中國人經驗思想體系中三大不變的定律，其永久不變性超乎羅馬天主教教條，其權威超越乎美洲合眾國的聯邦憲法。它們實在是統治中國的三女神，權勢過于當時執政的軍政要人以外。至于它們的名稱便是叫做：面情、命運和恩典。此三姊妹永久統治著中國，至今猶然。惟一有價值的革命，是以應為反抗此陰性的三位一體的革命。所困難者，此三女子這樣的會體貼人，又這樣的迷人。她們墮落了我們的祭司，諂媚著我們的統治階級;保護權勢，勾引富人，催眠窮漢，小賞懷野心者而腐化革命團體。她們又會麻痹司法界，使各種法令條文不生效力，譏笑德謨克拉西①，藐視法典，以人民權利為笑料，破壞交通規則和俱樂部章程，任意橫行于人民的私人花園。假使她們是專制君王，或則她們是丑陋不堪的，她們的勢力或許不能維持如此久遠;可是她們的聲調恰恰是柔軟的，她們的儀態恰恰是文雅的，她們的足無聲地踐踏到法庭上，她們的手指輕巧地把司法機關撥個凌亂，當她們撫弄法官的面頰的時候：不差，那是不可限量的慰藉去崇拜這些淫蕩婦人的神座。她們的統治勢力是以在中國一時還不會消滅。欲知恩典之概念，務先明了中國人生活之優美的簡樸性，中國人的理想社會，常為一種“寡政教，省刑罰”的社會。中國人的政府與法律的概念常深染著人類情感的色彩。中國人普遍地不信任法律與律師和高度機械化的社會。他們的理想中的社會是：人民皆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②，是一個保存著上古③淳樸之風的優良生活的社會。在這樣的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環境里頭，乃有所謂“恩典”的出現，亦在此等社會環境里頭，乃有古代中國特性中最優美的感恩報德的情緒的興起，報德心乃適為與恩典互為對照的情緒。此種感恩報德的心情，中國普通平民，尤其是農民，莫不充盈滿腹。一個農夫倘受了人家恩惠，將志之終身不敢忘，或竟替你刻一方長生牌位④，供之家屋，早夕禮拜;或則不辭湯火⑤，替你服務。人民蓋并無法律的保障，但有聽憑縣令的慈悲惻隱之心。倘這縣官是宅心仁愛的，則仁愛是比之什么都更受人感激，因為它是不期報酬的。會有千千萬萬的實例，那些鄉民圍繞著攔住卸任而行將離別的縣官的轎子，跪倒塵埃，感泣零涕。這是中國人的感恩圖報的最好表現，也就是中國官吏之恩典的最好表示。因為人民只知它是一種恩典，而不知道它是一種公義。這種社會環境，為恩典的發源地，它產生于在勢者與需要保護的人二者之間的私人關系。它可以代替公義的地位，往往如此。當一個中國人被逮捕，假定是沒有正當理由的，那他的親族的天然傾向，不是去請求法律保障而在公堂上求伸雪，乃專門去尋找一位認識縣長的人居間說項⑥，祈盼特施恩典。由于重視私人交情和面情，這位居間說項者倘其面子龐大得夠程度，則常常是達到目的的。這樣辦理的方法常覺來得簡便，而且它的費用比之耽延時日的訴訟節省多多。一種社會上的不平等乃由是而興起，就是夾有權勢的官吏、富豪及有面子的聯絡人和貧苦階級——他們的環境沒有那么僥幸。……命運主義不單是中國人的智力的習慣，也是孔教傳習意識的一部分。信仰命運與名分觀念的關系如是密切，致使吾人有句流行俗語，叫做：“安分守己，聽天由命。”孔子在稱述其自己的精神進展時說：“五十而知天命。”又說：“六十而耳順。”這個命運主義的原理為人們精力和知足精神的源泉，亦所以產生溫和平靜的中國精神。因為沒有人常能交好運，而好運又不能臨到每個人頭上，人遂很愿意容忍這種不平等，認為一種合乎天然的法則。經由科舉考試之路，有志才干之士常能獲得一種上進的機會;更經由運氣或經由才干，一個人可由非特權階級升入特權階級，就是他的得勢的日子。一旦踏進了特權階級，他便愛弄特權。隨著地位的變遷，因生心理的變遷，他乃開始愛好一切社會不平等和一切特權。此種轉變的面目，為現代每個革命成功人的顯著特例，他握緊他的鐵腕以限制報紙言論自由，比之他在革命初期所高呼打倒的軍閥還要來得猛鷙⑦。因為現在他有了大面子，他站立于超越乎法律與憲法的地位，交通規則和博物院章程于他微不足道。這面子是心理作用的，仿佛中國人的生理面貌那樣有趣，心理的面子更為神妙而動人。它不是一張面孔，可以揩洗或刮須，卻是可以“得”“失”“爭取”，更可以當禮物一樣“贈送”。這里吾們達到中國人社會心理最微妙奇異的一點，抽象而不可捉摸的，但卻是最高等最精細的規范。中國人的社交往來，莫不依此為準則。

作于1933—1934年選自《吾國與吾民》

〔注釋〕　①德謨克拉西：20世紀初流行的“Democracy”中文音譯，即“民主”。　②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語出《老子》八十章，描述了老子理想中的“小國寡民”的社會圖像。是說人民對他們的吃食感到香甜，對他們的穿戴感到漂亮，對他們的住宅感到安適，對他們的習俗感到滿意。　③上古：中國對于上古時代的劃分大致以秦王朝為界，即以先秦時期為上古。　④長生牌位：寫有恩人姓名，為恩人祈求福壽的牌位。　⑤不辭湯火：指不避艱險。　⑥居間說項：在雙方之間調解、說情或促成。　⑦猛鷙：兇猛，勇猛。〔鑒賞〕　本節選自《吾國與吾民》第六章第七篇《陰性型的三位一體》。在本篇中林語堂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進行了深刻描畫，認為中國人無時無刻不受著三位“女神”——面情、命運和恩典的統治。在一個人治的等級社會中，官員的行為具有普遍的隨意性。因為缺乏法律的保障，人民遇事只能依靠在勢者的恩典。如果遇事者有足夠的面子，可以超越一切法律和規范而順利獲得在勢者的保護。但如果是處于等級秩序底層的平民，因為沒有面子，即使合理合法也不能夠被公正對待，面對這樣的現實，他們無力對抗，只能相信這是命運的安排。面、命、恩三位一體，共同構成了中國人的全部生活，左右著中國人的所有行為。何謂“恩典”·在中國文化里，恩典很少用在地位平等的人之間，它天然的與儒家倡導的等級秩序相共存。從很多古典文學作品看來，恩典指的是帝王給臣民的恩惠，如《紅樓夢》第一[[!GA996]]二回中說：“題本上去，虧得皇上的恩典，沒有交部。”后來，恩典泛指在中國等級社會里上級對下級，尤其是官吏對百姓的恩惠。恩典是在勢者對需要保護者的恩賜，是不需要回報白白給的，因此得恩惠者往往會對施恩者感激涕零。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恩典給不給，全看在勢者的意愿，百姓所能倚仗的，唯有用面子去向在勢者求情。成了，萬事暢通皆大歡喜;不成，那就是命中注定。命運問題，其實是人關于自身生存和發展的一種社會意識。命定論在古代中西方都很流行，也是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命”原與“天”連在一起，合稱“天命”，代表著古代社會至高無上的主宰——天的意志。天命觀源于西周初期，后為儒家繼承。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古人云：“盡人事，聽天命。”在儒家的認識里，命運之命與天命之命在一定意義上是合一的。《論語》中子夏有句話：“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這一思想得到了古代儒生的普遍認同，因此“天命”也包含著命由天定的意思。孔子多次提到“命”、“天命”，表示出敬畏之心。他說“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論語·季氏》)。命運在古代人心目中，是一種人力所無法抗爭的力量和必然趨勢。人要努力“盡人事”，但人生最終的成敗還是在于命運的安排。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和熏陶，中國人普遍相信命運。命定論是古代科學技術不發達背景下的產物。當人們難以對所發生的現象做出解釋，或難以通過主觀努力掌控事物發展時，就會盲目地將其歸結為神秘的命運。這種命定論后來甚至演變成為命理學，認為一個人一生的吉兇禍福，早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就已注定，并由此發展出算命、看相、占卜、求簽等迷信活動，且廣為民間接受，內中迷信的因素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命定論對中國傳統社會也產生了另外的影響，當老百姓在遇到不公和災難時，總是歸結為毫無道理可言的命運，從而轉為忍耐，對不平等的等級秩序也普遍表現出承認和服從。林語堂說命運主義，是“人們精力和知足精神的源泉，亦所以產生溫和平靜的中國精神”，真是準確描畫出中國人的性格特征。作為中國人社交“最高等最精細的規范”之“面子”，林語堂覺得“難于下一界說”，它似榮譽又非榮譽，它看似無形卻又無處不在。透過他生動的描述，可以歸結出中國人所鐘愛之面子的實質：所謂面子就是踐踏法律、規則的能力，面子大小就是踐踏法律、規則的能力大小。這正是熟人社會、人治社會解決問題的重要資源。中國人憑面子來解決一應社會、政治問題，面子甚至比之命運、恩典更有勢力，比憲法更見重視。有面子的人，就可以在等級秩序中享有特權，始終得到保護。中國的群體文化意識認為，人始終生活于社會關系之中，人的價值和角色只有在社會關系中才能得以體現。所謂面子，恰恰集中反映了個體在他人心目中的價值和地位。正因為此，面子比性命還重要，沒面子比死還可怕。故而，中國人即使冒著死的危險，也要爭得自己的面子。乘輪船時坐在硫黃箱上抽煙，還要亂扔煙屁股以顯示自己的面子，最后致輪船著火爆炸害自己及全船人丟失性命。軍官乘飛機不顧機師勸告裝載超重的行李，還要機師繞場一周以讓他在朋友面前賣弄面子大，弄得機師團團轉把飛機開到樹上去，折斷了軍官的一條腿。種種可笑可悲的現象，讓林語堂斷定：“在每個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中國將不成其為真正的民主國家”，等到“以面子統治的政府讓給了法治政府，吾們才能有一個真實的民國”。林語堂的客觀、冷靜，讓其招致不少國人的責罵。非議者認為林語堂把中國人的劣根性呈現給美國，是給我們丟了臉即“面子”，甚至有人認為他是在給外國侵略中國找借口。然而如林語堂所說：“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膽量。”(萬平近《林語堂評傳》)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自序中已經預見到這本書將會招致到的批評，他說：“我不欲嘗試與人論辯，亦不欲證定我的各項論題，但是我將接受一切批評。”林語堂選擇了直陳積弊、激人自省的方式來深入描繪國人的國民性，是“因為我未嘗放棄我的希望”，是熱愛自己國家而出發的。本書對國人的刻畫，在時隔80年后卻仍能引起人們強烈的共鳴。足見作者當年的所感所悟，在當下仍然具有非常深厚的現實性。林語堂的冷靜和客觀，讓他的作品能夠出于時代而超越時代，這正驗證了林語堂的話：“真理終是真理，它將克服任何巧黠的私見。”(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