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于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鱉筍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

惟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后出仕于朝，名聞一時。推其余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余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于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于故而難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茍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筑室藝園于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沖。凡朝夕之奉，燕游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于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

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于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游，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這篇《靈壁張氏園亭記》是蘇軾元豐二年(1079)赴湖州太守任途經靈壁時應園亭主人張碩的請求而寫的，是一篇準備刻石的比較嚴肅的文章，不同于即興而寫的隨筆式的記游之作。其內容側重于說明園亭的由來，論述張氏先人建造它的用意。所寫園景雖然篇幅不多，卻是本文的精華所在。

文章開頭說：“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厭倦，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于汴之陽。”這是一個基本上由整齊而鏗鏘的四字一頓節奏組成的三十七字長句，蜿蜒而來，顯得很有氣勢。在從京師汴京到靈壁的八百里中，除了濁流而外就是黃塵和蒼蒼莽莽的陂田，毫無風景可看，這就為張氏之園的出現起了很好的反襯作用。在走完那令人厭倦的八百里之后，步入風景優美的張氏之園，自然頓覺精神一爽，倦意全消。接著運用排比和對偶句式進行園內外景觀的描寫。園外是“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點染出幽篁深林的繁茂幽深景象。而園內的山水，一是引借汴河而成，一是由遠山怪石堆成。所以望園中蒲葦蓮芡便有渺遠的江湖之景，見椅桐檜柏則有濃郁的山林之氣。筆端繚繞著贊賞清曠，企羨隱逸的情感。而接下去所寫的“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又寫出園中景物不但有山林江湖的清曠之趣，而且還具有京都園景的花草之美、吳蜀建筑的精巧之美。這就體現出張氏園獨有的特點，不是虛美之辭，因而進一步即景抒情，表達內心對它的眷愛和贊賞說：“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鱉筍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然后順筆寫出張碩求其為園作記，很自然地過渡到對張氏家世的稱述和盡力建園的簡介。在這段文字中，著重寫經營之久，歷時五十余年，其先輩伯仲“日增治之”，用力甚勤，而且頗有匠心，所以“園中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最后又以“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加以總括，將張氏世代苦心經營園景的事跡寫深點透。

自“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以下的一大段議論，是生發出來的，既放開筆墨說大道理，又緊扣張氏先人建園為子孫著想的深遠謀慮。所以寫的既不空泛，也不拘泥。在這段議論中，反映了蘇軾的人生態度和生活準則，要象古之君子那樣，在出處之間慎重抉擇，一旦決定之后便應不茍于志節言行。仕則必忘其身，致力于國家天下;隱則必忘其君，超然物外，不以天下為懷。可是，在他看來，能蹈其義、赴其節的讀書人實在太少了。他們往往是“處者安于故而難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出處之事既不能正確對待，自然就難免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茍安之弊。”而張氏先生建園，謀及子孫，使其居于園中可仕可隱，“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所以恩澤及于后代，仕則為良臣，隱則為節士，這實際上是借推譽張氏先人而抒發其內心的真實情感。

最后一段，寫有志于隱居彭城，樂其風土，愛其父老，又可歲時往來于張氏之園。寫得似放似收，不即不離，曲折有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