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思想的折衷

杜亞泉

……新舊二字，在現時之意義，頗為復雜;若僅以單簡之觀念為現時思想界派別之標志，則誠有似舊非舊，似新非新，渾混而不易明者。蓋新舊二字，本從時間之觀念發生，其間自含有時代關系，時代不同，意義亦異。即如戊戌時代之新舊，與歐戰以后現時代之新舊，意義自然不同。現時代之新思想，若以戊戌時代之見解評判之，則雖不能謂之為舊，亦實不能謂之為新。今吾人欲為新舊思想之折衷，不可不將戊戌時代之所謂新舊，與歐戰以后現時代之所謂新舊，表明差異如下。在戊戌時代，吾國人之思想界，顯然有二種派別，當時以新舊二字為其標志，其意義本極單純，即以主張仿效西洋文明者為新，而以主張固守中國習慣者為舊。吾人在當時，固為竭力鼓吹新思想，排斥舊思想者。然二十余年以來，時勢變遷，人類社會上別有一種新動機發生，西洋之現代文明，乃不適于新時勢，而將失其效用。雖當世之人，亦有不承認此新時勢而詫為夢囈者，但多數之人對于此新時勢固咸有所覺悟。各國之軍事家、外交家及其他資本主義者，深恐現代文明被其破壞，故竭力防遏之、消弭之，以維持現代文明;而一部分之哲學家、政治家及其他勞動主義者，則深知現代文明在現時已無維持之法，惟有創造未來文明，以求救濟。故現時在人類社會上，其思想又顯有二種之派別。吾人若因時代之關系，而以新舊二字為之標志，則不能不以主張創造未來文明者為新，而以主張維持現代文明者為舊。人類之思想上，既有如是之派別，則有吾國人之思想，自然隨之而變遷。一部分之思想家，既覺悟西洋現代文明之缺點，知完全仿效之可危;且以世界各國，關系日深，新時勢之來，中國與西洋各國必處于同一境遇，故未來文明之創造，不能視為西洋人獨有之要求，即不能諉為西洋人獨具之責任。中國人既為人類之一部分，則對于世界之未來文明，亦宜有所努力，有所貢獻。中國固有文明雖非可直接應用于未來世界，然其根本上與西洋現代文明，差異殊多，關于人類生活上之經驗與理想，頗有足以證明西洋現代文明之錯誤，為世界未來文明之指導者;茍以科學的法則整理而刷新之，其為未來文明中重要之一成分，自無疑義。此非吾國熱心國粹者自己夸負之言，即西洋學者亦屢言之。而吾國一部分之醉心歐化者，對于西洋現代文明，無論為維持的、為破壞的，皆主張完全仿效，雖陷于沖突矛盾而不顧;惟對于中國固有文明，則以為絕無存在之價值，茍尚有纖芥①之微留于國人之腦底者，則仿效西洋文明決不能完全。此種思想，固由戊戌時代之新思想推演而來。然以時代關系言之，則不能不以主張刷新中國固有文明，貢獻于世界者為新，而以主張革除中國固有文明，同化于西洋者為舊。故現時代之所謂新舊，與戊戌時代之所謂新舊，表面上幾有倒轉之觀，然詳察之，則現時代之新思想，對于固有文明，乃主張科學的刷新，并不主張頑固的保守，對于西洋文明，亦主張相當的吸收，惟不主張完全的仿效而已。若以戊戌時代之思想衡之，固在不新不舊之間也。現時代之新思想，可為戊戌時代新舊思想之折衷，而吾人今日之所論者，則又為現時代新舊思想之折衷。蓋現在之世界，雖為新時勢發展之時期，而舊時勢之余威，尚儼然存在。……新舊思想之差異，就表著者言之，不過程度分量之問題，非極端反對者。其于西洋文明，一方主張完全仿效者，一方亦主張為相當的吸收;其于固有文明，一方主張完全革新者，一方亦不主張頑固的保守。則折衷之結果，似不過于程度分量之間，為幾分之加減而已。然吾人茍從根本上審察新舊思想之差異，則彼此實各處于極端，有如南北磁之異性，正負數之異號者，其差異之出發點，實根源于自然界，以自然界中，本有矛盾對抗之定律存在也。……揭其總義，則吾人主張以現代文明為表，以未來文明為里，表面上為奮斗的個人主義，精神上為和平的社會主義。不奮斗不足以生存于現世，吾人決不愿以黃老派②之玄談，柏拉圖之理想，自誤誤人。至共產均富之社會，雖不能實現于今日之世界，但不妨建設之于吾人之心里，吾人就其平日之所向往者，舉其數端，依吾人之良心而實行之，此固吾人所可自由自主者。如吾人每日之衣食，可視為社會之公物，吾人宜為之撙節，且宜以勞動補償之;又如吾人之財產，亦可視為社會之公物，吾既取吾之所需，有余則宜善為保存，且以補給他人之不足。以儉惜物，以勤治生，嚴于守己而勿吝于給人，是為中國之古君子，是為世界之新人物。

原載1919年9月《東方雜志》16卷9號

〔注釋〕　①纖芥：形容細微。　②黃老派：道家派別之一。黃老之學始于戰國盛于西漢，假托黃帝和老子的思想，實為道家和法家思想結合，并兼采陰陽、儒、墨等諸家觀點而成。〔鑒賞〕　本文為杜亞泉在1919年9月發表的文章，距他發表《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不過三年。他以動靜喻中西文明，是為了說明兩者各有其文化結構與功能上的偏向，這是從空間上對兩者關系作出評判。本文以新舊思想喻中西文化，將中國傳統文化稱之為“舊思想”，將外來的西洋文化稱之為“新思想”，這樣就把中西思想文化置之于時間的維度之下，故“其間自含有時代關系”。這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分析其中的關系。作者認為提出這方面的問題，是因為在社會上有一種效西洋文明為新、視中國傳統為“舊”的流行觀念。按照推陳出新的觀念來看，合理的推論就應當由西洋文明來接替中國傳統，這意味著中國只能走上仿效西方的道路而失去自身的特色。杜亞泉認為不能接受這樣的觀點。他提出新舊思想的差異有不同的表現，有的只是表現為程度分量的不同，但也有“彼此實各處于極端”之處。若為后者，當然只能是交替變換;若屬前者，可以通過“折衷”，即矯正舊思想之錯誤的方法來解決。僅以“仿效西洋文明”為新，也不過成似是而非之象罷了。折衷新舊思想的見解，今天的眼光來看，也有合理的地方。杜亞泉寫作此文，正值五四運動時期，所論“文明”、“思想”，不僅與學術文化問題的考察有關，而且涉及關于中國社會現狀的認識、將來發展的預期，及社會形式、經濟模式與其相關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設想。文章雖冠之以“思想”主題，但展開論述時往往會有散發開去之言論。如在講到新舊思想之差異時，作者所舉的是人類生活的例子;說到西洋現代文明時，舉應用科學與機械的例子，進而引出有關社會制度建設、社會經濟體制設立等方面的思考。這里的內容與先前的主題有所游離，似不盡合理，然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是十分必要且切合實際需要的。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與三年前一樣，他的文章也引起了一場社會關注的論辯。此文發表后不久，10月份在《時事新報》上，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發表了《新舊與調和》一文，對杜亞泉提出的新舊思想“調和論”加以批判。針對杜氏要求對新舊思想折衷的觀點，蔣夢麟提出新思想是一個“進化”的態度，抱此態度的人視我國傳統生活為不滿足，故而要時時改造思想，批評傳統的生活和思想。新陳代謝是進化的道理，自然的趨勢，不是機械的調和。對此，杜亞泉給予了及時的回應，他寫了《何謂新思想》，刊發在次月的《東方雜志》。文中對蔣氏的“新思想”定義提出質疑。說蔣氏關于“新思想是一個態度”的界說不能成立。因為態度非思想，態度呈露于外，思想活動于內，態度屬于情的表示，思想專屬于智的作用。二者不能混同。蔣夢麟于《時事新報》再撰《何謂新思想》，為其新思想定義辯解，堅持主張“新思想”是指一個向進化方向行進的態度。認為這種理解與其哥倫比亞大學同學胡適的觀點是一致的。第二年2月，杜亞泉在其主編的《東方雜志》上轉載蔣夢麟文章，并附自己的評論，以作回應。從行文看，杜、蔣兩人的觀點分歧在于對“新思想”的解釋上。蔣夢麟將新思想歸結為一個“進化的態度”，是五四新思潮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具有“進化”取向的“評判的態度”，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共同精神”，它表征著新文化運動回應現代性挑戰而變革傳統的文化批判精神。杜亞泉強調“新思想”非“態度”，所要厘清的是在新文化運動中，人們除了在情感上除舊表示之外，還應當具有一種理性的分析評判精神，對這一時期出現的激情有余而理性有所偏失的狀況作了揭示。在這場論辯過程中，杜亞泉對推倒一切舊習慣的極端反傳統傾向的批評，可謂是對五四時期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最早批評。綜合他在本文及其他文章中的觀點，可以看到他心目中的新思想者，只是依吾人之理性，于事物或觀念間，揭示出其中的相互聯系。他曾在不同場合舉例，指出如皇權神授是舊思想，民主的政治思想相對而言為新思想，民主的經濟思想又為新思想;上帝造人說為舊思想，生物進化論為新思想，而當今流行的互助論則又為新思想。所以新舊的概念屬于歷史范疇，只有時間上的相對意義，時代不同則新舊意義自異。在此基礎上，他提出新舊思想不是極端的對立，應當看到新中有舊、舊中有新。解決新舊思想沖突的最好方法，就是新舊思想折衷和文化調和。這種觀點應當說是有一定道理的。文化的演進是一個世世相承、連綿不斷的過程，新文化形態的形成，必然是在繼承舊文化形態的基礎上，并發生若干變革的狀況下實現的。如諺語所說，陽光下沒有全新的東西一樣。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中，新舊形態的文化的具體內容固然不同，但它們的關系只能是處于既有沖突，又有協調的狀態中。人類文化形態的進化，必定是一個延續與變革相統一的過程。新青年派所堅持的文化一元進化論，是無法解決新舊形態文化的延續性問題的。由此來看，杜亞泉的觀點自有其正確的一面。杜亞泉的新舊思想分析中，也有過分強調新與舊之間相對性與協調性、否認差別的絕對性的一面，他強調西洋文明的弊病和退回儒家文化，這是他文化觀點的后退，是他在當時受到時人批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