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讀名人日記，既喜歡讀翁同龢、林則徐的，也喜歡讀蔣介石、蔣經(jīng)國的。但我更喜歡的日記，還是朱自清、黃侃、郭小川等文人的日記，因為這些文人日記，情真意切，毫無修飾，既有日常起居、學行業(yè)績，又有交游活動、生活情趣，甚至連內心隱秘都一覽無余。讀他們的日記，既是讀歷史，又是讀家庭瑣事。

說到歷史，就讓我想起胡適的日記。胡適從1910年去美國留學時開始記日記，直到他去世前，從來沒有間斷過。并且他的日記在他生前就開始出版發(fā)行了。他最早面世的日記，是在《新青年》雜志上連載的，1939年，上海亞東圖書館還單獨印行了他1910年到1917年的留學日記，取名《藏暉室札記》，194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時，又改名《胡適留學日記》。

作家、文學理論家阿英生前也出版過日記。1928年亞東圖書館出版的《流離》，就是阿英從1927年4月20日到同年11月19日的日記。這些日記文筆流暢，耐人尋味，用日記體散文相譽，一點也不為過。1982年出版的《敵后日記》和《文代會日記》，都是阿英死后別人整理出版的了。這些日記都保存了原貌，真實可信，雖然記事簡略，但卻有極高的史料文獻價值。

陽翰笙和陳白塵生前不但出版過日記，而且還都是別人摘編整理的。陽翰笙日記寫了幾十年，后來被抄家，日記全部丟失。真是上天有眼，后來，有人在一個書庫的亂紙堆里發(fā)現(xiàn)了這些日記，1985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陽翰笙日記選》，都是從這里面選出來的。還有陳白塵的《牛棚日記》，是在陳白塵的指導下，由他女兒摘編而成，極具可讀性。

生活瑣事寫得最多的，當屬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倆的日記了。魯迅十五歲寫日記，周作人十四歲寫日記，他倆日記不但開始早，而且風格很相似，短小精悍不說，記錄的還都是生活起居、與人交往、書信往來、經(jīng)濟收支、讀書寫作等小事，就是日記后附有書賬的習慣也完全一樣，每月日記后面都有購書小結。所不同的是，周作人的日記大都保存了下來，而魯迅早期的日記卻遺失殆盡了。

有時我故意將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倆的日記作以對照，發(fā)現(xiàn)魯迅是一個責任心非常強的兄長，他在周作人夫婦沒有搬到北京前的那段時間，三天兩頭“看屋”，這個收入頗高的教育部公務員，那段時間簡直是個“房奴”。從1919年2月11日“午后同齊壽山往報子街看屋”開始，到1919年7月23日“午后擬買八道灣羅姓屋”結束，日記中“看屋”的記載比比皆是，不是“已售”，就是“不合用”。買妥后又親自操辦房屋的改造和裝修，也在日記中記得一清二楚。真是苦了這位老兄。

與之相比，周作人日記中卻很少有這樣的記載。但我們從周作人的日記中，對兄弟倆失和前后的稱呼卻看得一清二楚。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第一次不在日記中稱魯迅為“大哥”，而以“魯迅”相稱。“上午得斐然函，寄喬風、鳳舉函，魯迅函”。從此以后，日記中沒有再稱過“大哥”，不是“魯迅”就是“L”，可見兄弟倆誤會之深了。

一個人堅持寫日記不容易，能把日記保存下來更非易事，比如戰(zhàn)爭，比如時局，我保存的十冊《吳宓日記》，表面上是從1910年至1948年吳宓日記總匯，可里面既有缺天的也有缺月的，還有缺年的，這里面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也就是說，有的是作者沒有寫，有的是“文革”抄家時丟失，有的則是故意損毀。正像吳宓的女兒吳學昭在《整理說明》中說的一樣，這些日記“‘文革’中在西南師范學院被抄沒，一九七九年歸還家屬時已有殘缺”;“有些年日記是作者未記”;至于“一九四九年日記，被受作者委托保管的陳新尼教授于一九六六年秋焚毀”了。

日記保存之艱難從此也可見一斑，這也是我們看到的文人日記的珍貴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