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曾鞏·先大夫集后序》散文鑒賞

公所為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臺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類次①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于家。

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②焉，后生小子，治術業于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③雋美，而長于諷諭，今類次樂府以下是也。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于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④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⑤大臣從官執事⑥之人，觀望懷奸⑦，不稱天子屬⑧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⑨，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⑩，其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

始公尤見奇于太宗，自光祿寺丞{11}、越州監酒稅{12}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13}。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14}，及西兵起{15}，又以為自陜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于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16}終。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17}，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管榷{18}，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19}初，四方爭言符應{20}，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21}奸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圣臣直{22}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

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馀條。在京西，又與三司{23}爭論，免民租，釋逋負{24}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

公所嘗言甚眾，其在上前{25}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后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

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余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里{26}，其于虛實之論可核矣。

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謹序。

【注】

①類次：按文體分類依次編排。②擯（bìn鬢）：拋棄。③閎（hóng宏）深：博大，深厚。④疾：痛恨。⑤推：推究。⑥從官：指帝王身邊的侍從官員。執事：古時指侍從左右供使令的人。⑦觀望懷奸：見風使舵，心懷奸詐。⑧屬（zhǔ主）任：托付，委任。⑨難言：詰難責備的話。⑩出：古意指離開京城到地方去任職。{11}光祿寺丞：光祿寺屬官，職責是參與準備祭祀、朝會及酒宴諸事。{12}監酒稅：收取酒稅的官。{13}轉運使：宋初所設的州府以上的行政長官，負責一路或數路財賦，并督察地方官吏。{14}知制誥：負責為皇帝起草詔令的官。{15}西兵起：指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西夏兵圍攻靈武一事。{16}齟齬（jǔyǔ咀語）：上下齒不相配合。此指意見不合，彼此相惡。{17}集：同“輯”。輯睦，安定。{18}管榷（què確）：宋代一種制度，對茶、酒等實行國家專賣。{19}祥符：全稱“大中祥符”。宋真宗趙恒年號。{20}符應：也叫“瑞應”。古時以所謂天降“符瑞”，附會與人事相應，稱做“符應”。{21}絀（chù處）：貶退，排斥。{22}主圣臣直：因君主圣明，故臣下敢于直言。{23}三司：指鹽鐵、度支、戶部三部門。為宋代主管國家財政的中央機構。{24}釋逋（bǔ補）負：取消（百姓）拖欠的賦稅。逋，拖欠。負，虧欠。{25}在上前：留在御前。指被皇帝留下來不批發的奏章。{26}表里：此指言行和思想。

本文寫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是曾鞏為已故祖父的文集所作的后序。曾致堯，字正臣，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進土，歷任秘書丞、轉運使、尚書戶部郎中等職，性格貌似迂闊而實則耿介，對曾鞏的影響很深。因死后追贈右諫議大夫，因此曾鞏稱之為“先大夫”。

曾鞏一生，都非常崇敬祖父，又尤為贊賞祖父這種勇言當世得失的精神，不僅親自整理其文集，還求請當時文壇的大手筆歐陽修、王安石為作神道碑銘和墓志銘。本文便是他在整理曾致堯的文集后，為文集作的一篇序文。

關于曾致堯的生平事跡本文中筆墨不多，一是因為歐陽修所撰寫的曾致堯神道碑銘中，已作了詳細記敘，本文便專寫為碑銘所“不盡載者”。再就是曾致堯的“歷官行事”并不是本文的寫作重點，本文重在論述他的生平言行中所表現出來的崇高品德。

本文雖然是一篇文集序，但其實是借評論祖父的文集來頌揚祖父的政績和人品。所以，實際上成了一篇別具一格的人物傳論。文章始終圍繞“勇言當世之得失”這一中心來陳述祖父的事跡，從他才入仕時勇言當世之得失，激烈地批評朝廷官員“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到屢次受到打擊與排斥，被排擠出京城去任地方官，但“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清晰地為讀者刻畫出了一位忠君愛民、剛直好諫的官員形象，突出了曾致堯不為利害禍福所動的思想品德。

為了進一步增強印象，曾鞏舉出幾個具體的事例來加以論證：一是在太宗、真宗兩朝，曾致堯本來受到皇帝賞識幾度官職升遷，卻又都因“常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后來真宗想重新召用他時，他又在這關鍵時刻上書，“語斥大臣尤切”，以致“卒以齟齬終”。二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間，自天子至百官，崇尚道教之風極為濃烈，曾致堯卻極言力諫，“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奸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三是在任兩浙轉運使時，奏罷苛稅。四是在京西任職時，“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而這些都反映在他的文集中，他自己也因此而落了個“以齟齬終”的結局。

縱觀全文，曾鞏融感情于敘事之中，顯得感慨低回。曾鞏對祖父的了解，主要是假之于曾致堯的遺著和親舊間的傳聞。文章取夾敘夾議的形式，將自己的議論與對祖父生平事跡的介紹結合得非常緊密，使得文章飽含感情。既為祖父的悲劇命運而感嘆，感嘆當時朝臣的非難及天子優容納諫的圣德；又不能直言批評造成這一命運的君主，只好撫卷長嘆：“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這是感慨，但感嘆之中又有諷刺，是諷刺與批評的一種含蓄的表達形式，也更加凸顯一種鮮明的對比和深刻的矛盾。

不難猜想，曾致堯文集所輯集的，又正是這類批評尖銳、言辭激切的章表文字，人物本身的坎坷經歷與文集的內容，都決定著文章易于顯現出一種辭危言苦的特點和傾向。本篇序文卻采用夾敘夾議的方法，以敘述人物直言批評時政的事跡為主，不時雜以慨嘆與評論，反復稱述其直言忠諫的品格，措辭也極有分寸，藏鋒不露，感人肺腑。

后人評論

方苞在《唐宋八家文百篇》中認為曾鞏的散文“能與歐、王并驅，而爭先于蘇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