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許地山先生

地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以他的對種種學問好知喜問的態度，以他的對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對朋友的提攜輔導的熱誠，以他的對金錢利益的淡薄，他絕不像個短壽的人。每逢當我看見他的笑臉，握住他的柔軟而戴著一個翡翠戒指的手，或聽到他滔滔不斷地講說學問或故事的時候，我總會感到他必能活到八九十歲，而且相信若活到八九十歲，他必定還能像年輕的時候那樣有說有笑，還能那樣說干什么就干什么，永不駁回朋友的要求，或給朋友一點難堪。地山竟自會死了——才將快到五十的邊兒上吧。

他是我的好友。可是，我對于他的身世知道得并不十分詳細。不錯，他確是告訴過我許多關于他自己的事情；可是，大部分都被我忘掉了。一來是我的記性不好；二來是當我初次看見他的時候，我就覺得“這是個朋友”，不必細問他什么。即使他原來是個強盜，我也只看他可愛；我只知道面前是個可愛的人，就是一點也不曉得他的歷史，也沒有任何關系！況且，我還深信他會活到八九十歲呢。讓他講那些有趣的故事吧，讓他說些對種種學術的心得與研究方法吧；至于他自己的歷史，忙什么呢？等他老年的時候再說給我聽，也還不遲啊！

可是，他已經死了！

我知道他是福建人。他的父親做過臺灣的知府——說不定他就生在臺灣。他有一位舅父，是個很有才而后來做了不十分規矩的和尚的。由這位舅父，他大概自幼就接近了佛說，讀過不少的佛經。還許因為這位舅父的關系，他曾在仰光一帶住過，給了他不少后來寫小說的資料。他的妻早已死去，留下一個小女孩。他手上的翡翠戒指就是為紀念他的亡妻的。從英國回到北平，他續了弦。這位太太姓周，我曾在北平和青島見到過。

以上這一點：事實恐怕還有說得不十分正確的地方，我的記性實在太壞了！記得我到牛津去訪他的時候，他告訴了我為什么老戴著那個翡翠戒指；同時，他說了許許多多關于他的舅父的事。是的，清清楚楚的我記得他由述說這位舅父而談到禪宗的長短，因為他老人家便是禪宗的和尚。可是，除了這一點，我把好些極有趣的事全忘得一干二凈；后悔沒把它們都筆記下來！

我認識地山，是在二十年前了。那時候，我的工作不多，所以常到一個教會去幫忙，做些“社會服務”的事情。地山不但常到那里去，而且有時候住在那里，因此我認識了他。我呢，只是個中學畢業生，什么學識也沒有。可是地山在那時候已經在燕大畢業而留校教書，大家都說他是個很有學問的青年。初一認識他，我幾乎不敢希望能與他為友，他是有學問的人哪！可是，他有學問而沒有架子，他愛說笑話，村的雅的都有；他同我去吃八個銅板十只的水餃，一邊吃一邊說，不一定說什么，但總說得有趣。我不再怕他了。雖然不曉得他有多大的學問，可是的確知道他是個極天真可愛的人了。一來二去，我試著步去問他一些書本上的事；我生怕他不肯告訴我，因為我知道有些學者是有這樣脾氣的：他可以和你交往，不管你是怎樣的人；但是一提到學問，他就不肯開口了，不是他不肯把學問白白送給人，便是不屑于與一個沒學問的人談學問——他的神態表示出來，跟你來往已是降格相從，至于學問之事，哈哈……但是，地山絕對不是這樣的人。他愿意把他所知道的告訴人，正如同他愿給人講故事。他不因為我向他請教而輕視我，而且也并不板起面孔表示他有學問。和談笑話似的，他知道什么便告訴我什么，沒有矜持，沒有厭倦，教我佩服他的學識，而仍認他為好友。學問并沒有毀壞了他的為人，像那些氣焰千丈的“學者”那樣，他對我如此，對別人也如此；在認識他的人中，我沒有聽到過背地里指摘他，說他不夠個朋友的。

不錯，朋友們也有時候背地里講究他；誰能沒有些毛病呢。可是，地山的毛病只使朋友們又氣又笑的那一種，絕無損于他的人格。他不愛寫信。你給他十封信，他也未見得答復一次；偶而回答你一封，也只是幾個奇形怪狀的字，寫在一張隨手拾來的破紙上。我管他的字叫做雞爪體，真是難看。這也許是他不愿寫信的原因之一吧？另一毛病是不守時刻。口頭的或書面的通知，何時開會或何時集齊，對他絕不發生作用。只要他在圖書館中坐下，或和友人談起來，就不用再希望他還能看看鐘表。所以，你設若不親自拉他去赴會就約，那就是你的過錯；他是永遠不記著時刻的。

1924年初秋，我到了倫敦，地山已先我數日來到。他是在美國得了碩士學位，再到牛津繼續研究他的比較宗教學的；還未開學，所以先在倫敦住幾天，我和他住在了一處。他正用一本中國小商店里用的粗紙賬本寫小說，那時節，我對文藝還沒有發生什么興趣，所以就沒大注意他寫的是哪一篇。幾天的工夫，他帶著我到城里城外玩耍，把倫敦看了一個大概。地山喜歡歷史，對宗教有多年的研究，對古生物學有濃厚的興趣。由他領著逛倫敦，是多么有趣、有益的事呢！同時，他絕對不是“月亮也是外國的好”的那種留學生。說真的，他有時候過火地厭惡外國人。因為要批判英國人，他甚至于連英國人有禮貌，守秩序，和什么喝湯不準出響聲，都看成愚蠢可笑的事。因此，我一到倫敦，就借著他的眼睛看到那古城的許多寶物，也看到它那陰暗的一方面，而不至糊糊涂涂地斷定倫敦的月亮比北平的好了。

不久，他到牛津去入學。暑假、寒假中，他必到倫敦來玩幾天。“玩”這個字，在這里，用得很妥當，又不很妥當。當他遇到朋友的時候，他就忘了自己：朋友們說怎樣，他總不駁回。去到東倫敦買黃花木耳，大家做些中國飯吃？好！去逛動物園？好，玩撲克牌？好！他似乎永遠沒有憂郁，永遠不會說“不”。不過，最好還是請他閑扯。據我所知道的，除各種宗教的研究而外，他還研究人學、民俗學、文學、考古學；他認識古代錢幣，能鑒別古畫，學過梵文與巴利文。請他閑扯，他就能——舉個例說——由男女戀愛扯到中古的禁欲主義，再扯到原始時代的男女關系。他的故事多書本上的佐證也豐富。他的話一會兒低降到販夫走卒的俗野，一會兒高飛到學者的深刻高明。他談一整天并不倦容，大家聽一天也不感疲倦。

不過，你不要讓他獨自溜出去。他獨自出去，不是到博物院，必是入圖書館。一進去，他就忘了出來。有一次，在上午八九點鐘，我在東方學院的圖書館樓上發現了他。到吃午飯的時候，我去喚他，他不動。一直到下午五點，他才出來，還是因為圖書館已到關門的時間的原故。找到了我，他不住地喊“餓”，是啊，他已餓了十點鐘。在這種時節，“玩”字是用不得的。

牛津不承認他的美國的碩士學位，所以他須花二年的時光再考碩士。他的論文是《法華經》的介紹，在預備這本論文的時候，他還寫了一篇相當長的文章，在世界基督教大會上去宣讀。這篇文章的內容是介紹道教。在一般的浮淺傳教師心里，中國的佛教與道教不過是與非洲黑人或美洲紅人所信的原始宗教差不多。地山這篇文章使他們聞所未聞，而且得到不少宗教學學者的稱贊。

他得到牛津的碩士。假若他能繼續住二年，他必能得到文學博士——最榮譽的學位。論文是不成問題的，他能于很短的期間預備好。但是，他必須再住二年；校規如此，不能變更。他沒有住下去的錢，朋友們也不能幫助他。他只好以碩士為滿意，而離開英國。

在他離英以前，我已試寫小說。我沒有一點自信心，而他又沒工夫替我看看。我只能抓著機會給他朗讀一兩段。聽過了幾段，他說：“可以，往下寫吧！”這，增多了我的勇氣。他的文藝意見，在那時候，仿佛是偏重于風格與情調；他自己的作品都多個有些傳奇的氣息，他所喜愛的作品也差不多都是浪漫派的。他的家世，他的在南洋的經驗，他的舊文學的修養，他的喜研究學問而又不忍放棄文藝的態度，和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想，大概都使他傾向著浪漫主義。

單說他的生活方式吧。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雖然他對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說宗教對他完全沒有影響。他的言談舉止都像個詩人。假若把“詩人”按照世俗的解釋從他的生活中發展起來，他就應當有很古怪奇特的行動與行為。但是，他并沒做過什么怪事。他明明知道某某人對他不起，或是知道某某人的毛病，他仍然是一團和氣，以朋友相待。他不會發脾氣。在他的嘴里，有時候是亂扯一陣，可是他的私生活是很嚴肅的，他既是詩人，又是“俗”人。為了讀書，他可以忘了吃飯。但一講到吃飯，他卻又不惜花錢。他并不孤高自賞。對于衣食住行他都有自己的主張，可是假若別人喜歡，他也不便固執己見。他能過很苦的日子。在我初認識他的幾年中，他的飯食與衣服都是極簡單樸儉。他結婚后，我到北平去看他，他的住屋衣服都相當講究了。也許是為了家庭間的和美，他不便于堅持己見吧。雖然由破夏布褂子換為整齊的綾羅大衫，他的脫口而出的笑話與戲謔還完全是他，一點也沒改。穿什么，吃什么，他仿佛都能隨遇而安，無所不可。在這里和在其他的好多地方，他似乎受佛教的影響較基督教的為多，雖然他是在神學系畢業，而且也常去作禮拜。他像個禪宗的居士，而絕不能成為一個清教徒。

不但親戚朋友能影響他，就是不相識而偶然接觸的人也能臨時地左右他。有一次，我在“家”里，他到倫敦城里去干些什么。日落時，他回來了，進門便笑，而且不住地摸他的剛剛刮過的臉。我莫名其妙。他又笑了一陣。“教理發匠掙去兩鎊多！”我吃了一驚。那時候，在倫敦理發普通是八個便士，理發帶刮臉也不過是一個先令，“怎能花兩鎊多呢？”原來是理發匠問他什么，他便答應什么，于是用香油香水洗了頭，電氣刮了臉，還不得用兩鎊多么？他絕想不起那樣打扮自己，但是理發匠的錢罐是不能駁回的！

自從他到香港大學任事，我們沒有會過面，也沒有通過信；我知道他不喜歡寫信，所以也就不寫給他。抗戰后，為了香港文協分會的事，我不能不寫信給他了，仍然沒有回信。可是，我準知道，信雖沒來，事情可是必定辦了。果然，從分會的報告和友人的函件中，我曉得了他是極熱心會務的一員。我不能希望他按時回答我的信，可是我深信他必對分會賣力氣，他是個極隨便而又極不隨便的人，我知道。

我自己沒有學問，不能妥切地道出地山在學術上的成就何如。我只知道，他極用功，讀書很多，這就值得欽佩，值得效法。對文藝，我沒有什么高明的見解，所以不敢批評地山的作品。但是我曉得，他向來沒有爭過稿費，或惡意地批評過誰。這一點，不但使他能在香港文協分會以老大哥的身份德望去推動會務，而且在全國文藝界的團結上也有重大的作用。

是的，地山的死是學術界、文藝界的極重大的損失！至于談到他與我私人的關系，我只有落淚了；他既是我的“師”，又是我的好友！

啊，地山！你記得給我開的那張“佛學入門必讀書”的單子嗎？你用功，也希望我用功；可是那張單子上前六十幾部書，到如今我一部也沒有讀啊！

你記得給我打電報，叫我到濟南車站去接周校長嗎？多么有趣的電報啊！知道我不認識她，所以你教她穿了黑色旗袍，而電文是：“×日×時到站接黑衫女！”當我和妻接到黑衫女的時候，我們都笑得閉不上口啊。朋友，你托友好做一件事，都是那樣有風趣啊！啊，昔日的趣事都變成今日的淚源。你怎可以死呢！

不能再往下寫了……

（載1941年8月17日《大公報》）

【導讀】

最好的朋友

老舍與許地山1922年相識于北京，后來又在倫敦重逢。老舍走上文學創作之路也頗受許地山的影響，用老舍的話說，“他既是我的‘師’，又是我的好友”。當許地山不幸在香港病逝時，老舍含淚撰文悼念。

許地山雖然是老舍最好的朋友，可他對于許地山的身世并不清楚，這是老舍對朋友的信任與敬重，老舍甚至說：“即使他原來是個強盜，我也只看到他可愛。”老舍自述自己是中學畢業，而許地山則是燕京大學畢業而留校教書，但學歷的差別并沒有影響他們的友誼。

許地山的人品很好，“在認識他的人中，我沒有聽到過背地里指摘他，說他不夠朋友的”，他的毛病是不愛回信和不夠守時。可即便是這兩個毛病也有可愛之處，雖然沒有回信的習慣，老舍卻肯定地說：“我準知道，信雖沒來，事情可是必定辦了。”朋友之間的相知，可見一斑。

在倫敦時，許地山和老舍住在一處。當時，許地山正在埋頭于創作。老舍回憶道：“他正用一本中國小商店里用的粗紙賬本寫小說。”老舍能走上文壇并大有影響，與許地山的鼓勵有很大關系。老舍初寫小說時沒有信心，抓住其中兩段念給許地山聽，他聽后評價道：“可以，往下寫吧！”這大大增加了老舍寫作的勇氣。這段畫面，讀來令人動容。

文章最后說：“地山的死是學術界、文藝界的極重大的損失！”“不能再往下寫了……”對于許地山的死，老舍是無法控制住自己的眼淚的，相信讀者也會讀之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