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梅館記

龔自珍

江寧①之龍蟠②，蘇州之鄧尉③，杭州之西溪④，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⑤為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⑥，以繩⑦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殀⑧梅、病梅為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為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⑨，明告鬻⑩梅者，斫[[!B11]]其正，養其旁條[[!B12]]，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椶[[!B13]]縛;以五年為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辟病梅之館以貯之。嗚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閑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原載《定庵文集》〔注釋〕　①江寧：舊江寧府所在地，今南京。　②龍蟠：龍蟠里，位于今南京清涼山公園東南側。　③鄧尉：即鄧尉山，在蘇州城西南30公里，以“香雪海”聞名，是中國著名的賞梅勝地，其地因東漢開國功臣鄧禹得名。　④西溪：杭州老和山以北，由古蕩向西約9公里的水網地帶，統稱西溪，與孤山、靈峰并稱西湖三大賞梅勝地。　⑤欹(qī)：傾斜。　⑥明詔大號：公開宣布，大力號召。　⑦繩：以……為標準，按一定標準衡量、糾正。　⑧殀：同夭。短命，早死。 ⑨隱：隱衷，藏在心里的特別的嗜好。　⑩鬻(yù)：賣。　[[!B11]]斫：砍。　[[!B12]]旁條：旁逸斜出的枝條。　[[!B13]]椶：同棕，棕繩。〔鑒賞〕　龔自珍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和改良主義先驅。年輕時多次參加科舉考試，后入仕為官，道光十九年(1839年)辭官南歸，此后寫下許多著名文章，提倡政治改革，《病梅館記》即是其中之一。《病梅館記》是一篇寓意深刻又獨具特點的小品文，它將文學創作、社會批判和思想啟蒙巧妙地融合。以梅喻人，新穎地凸顯了對“人”的關注，帶有鮮明的人文色彩。

首先，龔自珍以梅的形象構建起一幅獨特的象征圖景。梅與蘭、竹、菊一起被稱為“四君子”，其孤潔傲世的品質是歷代文學、藝術作品中常見的題材，經過長期發展定格為特定的符號，一般用來描繪某個主體的精神品質。本文題為“病梅館記”，通篇只寫梅之病、殀，塑造了一種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梅的形象。“病梅”象征有思想卻受壓抑的士人，是殘缺、病態的個體，也是作者這幅象征圖景的中心。品梅標準象征清朝統治者選拔人才的畸形標準;“文人畫士”象征因循守舊、抱殘守缺的封建官員;“江、浙之梅皆病”象征中國社會盲目自大、守舊落伍、混濁如死水般的思想界;“療梅”象征作者革除時弊的愿望與行動。這是龔自珍經世致用思想的體現，以梅影射沉重的現實，表達了作者深重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其次，龔自珍借梅來闡明自己的人才觀。《病梅館記》全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寫“病梅”，介紹“病梅”產生的緣由以及“病梅”的特點。“江、浙之梅皆病”，是由畸形的品梅標準造成的：以曲、欹、疏為美，以直、正、密為不美，“直則無姿”、“正則無景”、“密則無態”。這是兩種截然相反的判斷人才的標準，統治者需要的是曲意、庸懦、守舊的庸才和奴才，而不是正直、求新、有思想的真才。以僵化的八股文作為判斷人才的標準，將士人拘限于故紙堆中，禁錮思想。第二部分寫“療梅”。“療梅”就是要破除封建統治對人才的束縛，“解其棕縛”，“縱之順之”，“復之全之”，讓人才獲得自由發展，個性得到解放。實現這點，需要改變選拔人才的標準。人才標準是時代的產物。人才標準不僅反映了不同社會與不同時期的人才觀，更體現了國家的統治策略。作為社會統治策略反映的人才標準，是影響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風向標。一個時代確立的某種人才標準，經歲月的積淀，往往會形成難以逾越的價值取向，對人們行為方式的取舍、風俗習慣的形成、社會教育的建構，起著引導作用。在中國古代占主導地位的人才標準是德才兼備。但德與才在不同時期各有偏重，一般來說，治世強調德大于才，亂世強調才大于德。德與才的內涵并非一成不變。“德”最初來自儒家思想，強調君子個人的德性修養，隨著統治者的治國之略的變化，“德”的內涵演變為“三綱五常”，其核心是“忠君”。“才” 指真才實學，在中國古代衡量真才實學的重要途徑是“出仕”，即做官。加之古代“重義理輕技藝”的傳統，除了“出仕”，其他都為賤業。士人如何才能“出仕”，唯一的途徑便是做好八股文。在科舉制度的大棒下，士人沉浸于八股文的研究。科舉制度的本意，是要延攬天下人才，讓有真才實學的人參與國家的政治活動。到清代適得其反，“本為求才計，變成欺人技”，坑害了廣大士人的身體與學問，使國家蒙受很大的損害。八股文做得好，為考官青睞，就是士子踏進仕途的敲門磚。八股取士制度的推行，使士人們的知識結構、生活情趣，不出揣摩剿襲的范圍，他們所關注的也局囿于功名、八股選本的小天地。士人們的生機活力和個性被消磨殆盡，成為龔自珍眼中的“病梅”。龔自珍生活的嘉慶、道光時期已逢衰世，上述情況不僅沒有改變，反而變本加厲。讓龔自珍更抑郁的是，盡管已出現了人才危機，統治者卻不思改變。康乾時期的文字獄仍令知識分子心有余悸，龔自珍在《詠史》中感慨道：“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統治者為加強思想上的統治和禁錮，繼續以八股文作為科舉考試的規定文體。這種人才選拔標準造成的結果是：真才因能力突出、個性鮮明而遭到排擠、貶官甚至誅殺;剩下的多是圓滑浮世、八面玲瓏的假才。龔自珍在《乙丙之際箸(塾)議》中感慨：“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即使“才士與才民出”，可是卻有“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于戮之”。扼殺的原因，竟然是“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歷史上每一次的思想解放，都是從人才標準的變更開始的。“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這傳世的名言表明，龔自珍要人們從“病梅”中解脫出來。這具有承前啟后的啟蒙作用，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充分肯定龔自珍作為時代開拓者的作用：“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第三，龔自珍提倡一種健康自然的審美藝術觀。《病梅館記》中，龔自珍提到兩種截然相反的審美觀。清代的精美繁復的時代觀念，令文人畫士以曲、欹、疏的梅為美，以直、正、密的梅為不美，以病為美，以自然健康為不美，體現了一種畸形的審美藝術觀。龔自珍主張通過療梅恢復梅的直、正、密的狀態，意味著提倡一種健康自然的審美藝術觀。審美藝術觀是時代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縱觀中國歷史，審美藝術觀和思想觀念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漢唐的大氣磅礴、健康飽滿，宋明的清麗典雅，無不折射出時代觀念的影子。時代觀念的價值標準直接影響審美藝術觀的形成與演變，審美藝術觀又對個體的心性與情操、社會價值取向產生重要影響。因此，一種健康自然的審美藝術觀有利于知識分子的人格和心性的塑造，有利于知識分子個性的培育和發展。龔自珍希冀人們從畸形審美觀中解脫，其“思想之啟蒙”意義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