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面子”

“面子”，是我們在談話里常常聽到的，因為好像一聽就懂，所以細想的人大約不很多。

但近來從外國人的嘴里，有時也聽到這兩個音，他們似乎在研究。他們以為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國精神的綱領，只要抓住這個，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辮子一樣，全身都跟著走動了。相傳前清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他沒有面子；他既然沒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風了。這是不是事實，我斷不定，但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頗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頗疑心他們想專將“面子”給我們。

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還好，一想可就覺得胡涂。它像是很有好幾種的，每一種身份，就有一種“面子”，也就是所謂“臉”。這“臉”有一條界線，如果落到這線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丟臉”。不怕“丟臉”，便是“不要臉”。但倘使做了超出這線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臉”。而“丟臉”之道，則因人而不同，例如車夫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爺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才成為“丟臉”。但車夫也并非沒有“臉”，不過這時不算“丟”，要給老婆踢了一腳，就躺倒哭起來，這才成為他的“丟臉”。這一條“丟臉”律，是也適用于上等人的。這樣看來，“丟臉”的機會，似乎上等人比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車夫偷一個錢袋，被人發(fā)見，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撈一批金珠珍玩，卻仿佛也不見得怎樣“丟臉”，況且還有“出洋考察”，是改頭換面的良方。

誰都要“面子”，當然也可以說是好事情，但“面子”這東西，卻實在有些怪。9月30日的《申報》就告訴我們一條新聞：滬西有業(yè)木匠大包作頭之羅立鴻，為其母出殯，邀開“貰器店之王樹寶夫婦幫忙，因來賓眾多，所備白衣，不敷分配，其時適有名王道才，綽號三喜子，亦到來送殯，爭穿白衣不遂，以為有失體面，心中懷恨……邀集徒黨數(shù)十人，各執(zhí)鐵棍，據(jù)說尚有持手槍者多人，將王樹寶家人亂打，一時雙方有劇烈之戰(zhàn)爭，頭破血流，多人受有重傷。……”白衣是親族有服者所穿的，現(xiàn)在必須“爭穿”而又“不遂”，足見并非親族，但竟以為“有失體面”，演成這樣的大戰(zhàn)了。這時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卻可以完全不管。這類脾氣，是“紳商”也不免發(fā)露的：袁世凱將要稱帝的時候，有人以列名于勸進表中為“有面子”；有一國從青島撤兵的時候，有人以列名于萬民傘上為“有面子”。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說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說，人應該“不要臉”。現(xiàn)在說話難，如果主張“非孝”，就有人會說你在煽動打父母，主張男女平等，就有人會說你在提倡亂交——這聲明是萬不可少的。

況且，“要面子”和“不要臉”實在也可以有很難分辨的時候。不是有一個笑話么？一個紳士有錢有勢，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罷，人們都以能夠和他扳談為榮。有一個專愛夸耀的小癟三，一天高興的告訴別人道：“四大人和我講過話了！”人問他：“說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門口，四大人出來了，對我說：滾開去！”當然，這是笑話，是形容這人的“不要臉”，但在他本人，是以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為“有面子”了。別的許多人，不是四大人連“滾開去”也不對他說么？

在上海，“吃外國火腿”雖然還不是“有面子”，卻也不算怎么“丟臉”了，然而比起被一個本國的下等人所踢來，又仿佛近于“有面子”。

中國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這“面子”是“圓機活法”，善于變化，于是就和“不要臉”混起來了。長谷川如是閑說“盜泉”云：“古之君子，惡其名而不飲，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飲之。”也說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10月4日

【導讀】

“做戲氣味的民族”

“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亢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于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面的分量多。這就是因為太重體面了，總想將自己的體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這樣的言語動作來。總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復合關鍵，便是這‘體面’。”

這段話出自魯迅《馬上支日記》，轉引自美國傳教士S mit h日文譯本《支那人氣質》一書。可見，中國人好“面子”的特點，已經(jīng)引起外國人的高度關注。《說“面子”》中的洋人算是看透中國人的面子外交了，他們“專將‘面子’賣給我們”，卻要著我們的土地、財產、權利。大官們“死要面子”，國家及黎民百姓則“活受罪”。魯迅進一步指出，中國人的“要面子”和“不要臉”往往是一回事，甚至到了是“面子”就要的荒唐地步。更可惡的是，一些所謂正人君子打著“要面子”的旗號，干著“不要臉”的勾當。

文中，魯迅列舉了哪些事例？有怎樣的特點？結合所列事例想一想，這篇文章究竟是寫給哪些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