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教育何以能救中國(節(jié)選)

梁漱溟

今日講題為《民眾教育何以能救中國·》在座諸同學或已知余在山東辦理鄉(xiāng)村建設研究院。既知余所從事者為鄉(xiāng)村建設運動，余更希望諸同學能深知鄉(xiāng)村建設運動之做法即為民眾教育。此點毫不含糊，清清楚楚：走民眾教育的途徑完成鄉(xiāng)村建設。余心目中以為民眾教育之所以能救中國，乃是從余自己說起。昨日曾與諸先生談及，余于任何專門學問，專門功夫，皆未嘗研究，皆未曾做過，特以中國問題重重迫我，使我不能不思量，不考慮，不發(fā)愁，而欲求其解決之方法。因之乃參考各方意見，留心他人見解，最后我得一結論。我之所以認為民眾教育可以救中國者，實屬從研究中國問題得來，非從研究民眾教育得來。民眾教育乃辦法，中國有問題乃事實，從方法入手以求吻合問題，此實不可能;其順序當從問題入手，歸納一方法，則此方法當不期而切合問題。余今日所欲申述者，即從中國問題的研究而歸入于民眾教育;關于此點，余當以極簡短之意見貢獻于諸同學。……余認為解決中國問題之動力，在知識分子與鄉(xiāng)村農民兩者構成一大力量而后始可解決中國問題。……余認為如果知識分子肯下鄉(xiāng)與農民結合，去甘肅陜西等地留學，不去外國留學;在知識分子自身，可以糾正許多虛見，在農民方面得了知識分子之幫助，不啻添了耳目口舌，頗有生氣當可免于死氣沉沉，了無生趣。今日鄉(xiāng)村農民之痛苦，城市人民恒未知其萬一;而鄉(xiāng)村人民雖有口舌，究之高吭呼號，聲聞不遠，非賴筆之為文以求眾目共見不可。使知識分子親歷民間，深知農民之疾勞，寫為文章，昭告世人，然后再進一步為農民謀改進之方法。如利用水塘，經營養(yǎng)魚，開辟荒山，從事造林，此非已使民眾具備頭腦乎·民眾既具有頭腦，耳目口舌，又已齊備，則中國問題之解決，何難之有·余恒以為欲求中國問題之解決，應先知問題之灼點所在。余認為中國問題之灼點，即在知識分子與農民。知識分子之革命，須由鄉(xiāng)村農民做起;良以農民為潛伏之最大力量，此種力量一經發(fā)動，則任何問題不期而可有辦法。中國問題所應下的功夫，在文化之培養(yǎng)與建造，或者有一日不能免于內部爆發(fā)與推翻舊秩序之事實;但就目下言之，實無舊秩序可以推翻，惟有從正面培養(yǎng)文化，補充文化，建造文化。而建造新秩序之問題，乃培養(yǎng)的問題。如民主政治為社會的一種秩序，但民主政治之實現(xiàn)，厥為先使多數人具備民主政治之常識，了解民主政治之意義而后此種秩序方可造成。知識分子為文化所寄托，負有培養(yǎng)、補充、建造文化之責任，此實無可旁貸者也。民眾教育系知識分子與鄉(xiāng)村民眾互通聲氣之一辦法。余以為知識分子領導農民，建設鄉(xiāng)村厥為取道民眾教育。民眾教育不在鄉(xiāng)村建設上做工夫，則民眾教育必落空;鄉(xiāng)村建設不取徑于民眾教育，則一切無辦法。今日吾人從事鄉(xiāng)村建設工作所辦事業(yè)，如領導民眾造林、養(yǎng)魚、改良農業(yè)等，皆為新事業(yè)，而非民間所固有者，亦皆屬民眾教育之功課。再如民間固有之陋舊積習，如纏足、吃鴉片煙等，亦為吾人所亟宜設法改革者。余以為民眾教育工作不外固定的與流動的兩種：固定的如教育民眾讀書識字，在使民眾獲有一工具耳;流動的則要因地因時制宜，——在匪患正深之地而對民眾講休閑教育，必無益于實事也。總之，吾人今日所從事之工作，從目的說為鄉(xiāng)村建設，從方法說系民眾教育。此種工作全屬在文化建造上做工夫，其結果可以解決中國問題，使中國無問題可言。

原載1934年10月11日《鄉(xiāng)村建設》旬刊4卷7、 8期合刊

〔鑒賞〕　此為梁漱溟1934年5月31日，在江蘇無錫所作的演講。講演的宗旨是，民眾教育的完成之日，就是中國社會問題得以解救之時。解決中國問題的動力是，知識分子下鄉(xiāng)與農民打成一片，“構成一大力量而后始可解決中國問題”。他主張“走民眾教育的途徑完成鄉(xiāng)村建設”。在梁漱溟看來，中國社會的種種問題，實質上是鄉(xiāng)村遭受破壞的問題。自20世紀20年代到抗戰(zhàn)爆發(fā)前，鄉(xiāng)村建設成為具有全國性的政治思潮與社會運動。這個時期的中國，正是軍閥混戰(zhàn)最熾熱的階段，而自然災害又頻頻發(fā)生，再加上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內憂與外患使農村經濟凋敝，農民生活苦不堪言。1931—1936年，全國因災荒死亡的人數近700萬。一些有識之士，把復興農村、救濟農村當作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切入點。由對農村問題的重視，產生了鄉(xiāng)村建設運動。鄉(xiāng)村建設運動，是指把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包括在內的，具有改良性質的社會活動。這一運動基本上是一批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搞起來的，而沒有出過國門的只有梁漱溟一人。在鄉(xiāng)村建設旗號下，河北定縣(以晏陽初為代表)、南京曉莊(以陶行知為代表)、北平清河(以燕京大學為代表)、山東鄒平(以梁漱溟為代表)等地，出現(xiàn)了一批以平民教育為中心的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實驗區(qū)。而規(guī)模與影響最深廣的，卻是一直待在本土的梁漱溟。因為只有梁漱溟的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在理論與實踐上兼而有之，其他人大多以實踐為主，很少有系統(tǒng)理論。從事鄉(xiāng)村建設的人們，有一個基本見解，那就是中國的社會問題，不是政治、經濟問題，也不是外族壓迫的問題，而是文化或教育問題。如梁漱溟在演講中所說，“與其謂之為政治問題，毋寧謂之為文化問題”。而“民族對外抵抗問題”，“此一問題仍屬文化問題”;經濟問題“仍與前兩問題無異，皆在于文化之補充與培養(yǎng)”(《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481—483頁)。中國不需要任何根本變革，只要到鄉(xiāng)間去從事平民教育，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事情就可迎刃而解。梁漱溟的基本觀點，或者說他觀察中國問題的大前提，以為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列強入侵中國所旨趣的政治、經濟、民族三大問題，“歸根到底是文化問題”。而中國社會是一個農村社會，如何提高鄉(xiāng)村民眾的文化素質就成為關鍵所在。梁漱溟斷言：“余認為解決中國問題之動力，在知識分子與鄉(xiāng)村農民兩者構成一大力量而后始可解決中國問題。”具體的做法：一是知識分子關心農民的疾苦，向社會反映他們的心聲，“使知識分子親歷民間，深知農民之疾勞，寫為文章，昭告世人”。二是用先進的方法從經濟上幫助農民：“再進一步為農民謀改進之方法。如利用水塘，經營養(yǎng)魚，開辟荒山，從事造林，此非已使農眾具備頭腦乎·”三是改革民俗陋習：“如纏足、吃鴉片煙等，亦為吾人所亟宜設法改革者。”四是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教育民眾讀書識字，在使民眾獲有一工具耳”。要落實這四項事宜，必定要設立一個組織去推動與實行。這個組織，就是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縣作鄉(xiāng)村建設實驗時設立的鄉(xiāng)農學校。講演中沒有涉及鄉(xiāng)農學校，但鄉(xiāng)農學校是梁漱溟鄉(xiāng)村建設的特色所在。鄉(xiāng)農學校作為實現(xiàn)他理想的組織，是一個集政治、經濟、教育、軍事于一體的機構。“我們的理想是政、教、富、衛(wèi)合一。我們在鄒平正實驗著行政機關教育機關化的理想，用村學代替村公所，用鄉(xiāng)學代替區(qū)公所，縣自治機關系統(tǒng)，就是縣政府—鄉(xiāng)學—村學。鄉(xiāng)學、村學既是鄉(xiāng)村自治機關，又是鄉(xiāng)村教育機關。”(1934年梁漱溟在第二次農村工作會議上報告)村學、鄉(xiāng)學，就是鄉(xiāng)農學校，這不僅是教育機構，更是鄉(xiāng)村的基層組織。鄉(xiāng)民是學眾，學長由德高望重的人擔任，教員是知識分子。“總之，吾人今日所從事之工作，從目的說為鄉(xiāng)村建設，從方法說系民眾教育。此種工作全屬在文化建造上做工夫，其結果可以解決中國問題，使中國無問題可言。”這篇演講有三點值得關注。一是梁漱溟敏銳地感覺到了中國問題的突破口在農村，雖然他沒有找到解決農村問題的正確途徑。二是強調知識分子到農村去，與農民同生活，指導農民進行經濟活動，提高農民文化修養(yǎng)。三是提出教育救國論的主張。他與在河北定縣搞平民教育的晏陽初一樣，對教育功能抬得很高，都是教育救國論者。梁漱溟以為，一旦社會出了問題，教育可以隨時修繕之;社會之所以有暴力，是由于教育不在社會中占據主要地位的緣故。梁漱溟以為民眾教育的實現(xiàn)，就是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完成的保證，同教育萬能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