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學院

從1924的秋天，到1929的夏天，我一直的在倫敦住了五年。除了暑假寒假和春假中，我有時候離開倫敦幾天，到鄉間或別的城市去游玩，其余的時間就都銷磨在這個大城里。我的工作不許我到別處去，就是在假期里，我還有時候得到學校去。我的錢也不許我隨意地去到各處跑，英國的旅館與火車票價都不很便宜。

我工作的地方是東方學院，倫敦大學的各學院之一。這里，教授遠東近東和非洲的一切語言文字。重要的語言都成為獨立的學系，如中國語、阿拉伯語等；在語言之外還講授文學哲學什么的。次要的語言，就只設一個固定的講師，不成學系，如日本語；假如有人要特意地請求講授日本的文學或哲學等，也就由這個講師包辦。不甚重要的語言，便連固定的講師也不設，而是有了學生再臨時去請教員，按鐘點計算報酬。譬如有人要學蒙古語文或非洲的非英屬的某地語文，便是這么辦。自然，這里所謂的重要與不重要，是多少與英國的政治、軍事、商業等相關聯的。

在學系里，大概的都是有一位教授，和兩位講師。教授差不多全是英國人；兩位講師總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外國人——這就是說，中國語文系有一位中國講師，阿拉伯語文系有一位阿拉伯人做講師。這是三位固定的教員，其余的多是臨時請來的，比如中國語文系里，有時候于固定的講師外，還有好幾位臨時的教員，假若趕到有學生要學中國某一種方言的話；這系里的教授與固定講師都是說官話的，那么要是有人想學廈門話或紹興話，就非去臨時請人來教不可。

這里的教授也就是倫敦大學的教授。這里的講師可不都是倫敦大學的講師。以我自己說，我的聘書是東方學院發的，所以我只算學院里的講師，和大學不發生關系。那些英國講師多數的是大學的講師，這倒不一定是因為英國講師的學問怎樣的好，而是一種資格問題：有了大學講師的資格，他們好有升格的希望，由講師而副教授而教授。教授既全是英國人，如前面所說過的，那么外國人得到了大學的講師資格也沒有多大用處。況且有許多部分，根本不成為學系，沒有教授，自然得到大學講師的資格也不會有什么發展。在這里，看出英國人的偏見來。以梵文、古希伯來文、阿拉伯文等說，英國的人才并不弱于大陸上的各國；至于遠東語文與學術的研究，英國顯然地追不上德國或法國。設若英國人愿意，他們很可以用較低的薪水去到德法等國聘請較好的教授。可是他們不肯。他們的教授必須是英國人，不管學問怎樣。就我所知道的，這個學院里的中國語文學系的教授，還沒有一位真正有點學問的。這在學術上是吃了虧，可是英國人自有英國人的辦法，絕不會聽別人的。幸而呢，別的學系真有幾位好的教授與講師，好歹一背拉，這個學院的教員大致的還算說得過去。況且，于各系的主任教授而外，還有幾位學者來講專門的學問，像印度的古代律法、巴比侖的古代美術等等，把這學院的聲價也提高了不少。在這些教員之外，另有位音韻學專家，教給一切學生以發音與辨音的訓練與技巧，以增加學習語言的效率。這倒是個很好的辦法。

大概地說，此處的教授們并不像牛津或劍橋的教授們那樣只每年給學生們一個有系統的講演，而是每天與講師們一樣的教功課。這就必須說一說此處的學生了。到這里來的學生，幾乎沒有任何的限制。以年齡說，有的是七十歲的老夫或老太婆，有的是十幾歲的小男孩或女孩。只要交上學費，便能入學。于是，一人學一樣，很少有兩個學生恰巧學一樣東西的。拿中國語文系說吧，當我在那兒的時候，學生中就有兩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一位老人是專學中國字，不大管它們都念作什么，所以他指定要英國的講師教他。另一位老人指定要跟我學，因為他非常注重發音；他對語言很有研究，古希臘、拉丁、希伯來，他都會，到七十多歲了，他要聽聽華語是什么味兒；學了些日子華語，他又選上了日語。這兩個老人都很用功，頭發雖白，心卻不笨。這一對老人而外，還有許多學生：有的學言語，有的念書，有的要在倫敦大學得學位而來預備論文，有的念元曲，有的念《漢書》，有的是要往中國去，所以先來學幾句話，有的是已在中國住過十年八年而想深造……總而言之，他們學的功課不同，程度不同，上課的時間不同，所要的教師也不同。這樣，一個人一班，教授與兩個講師便一天忙到晚了。這些學生中最小的一個才十二歲。

因此，教授與講師都沒法開一定的課程，而是兵來將擋，學生要學什么，他們就得教什么；學院當局最怕教師們說：“這我可教不了。”于是，教授與講師就很不易當。還拿中國語文系說吧，有一回，一個英國醫生要求教他點中國醫學。我不肯教，教授也瞪了眼。結果呢，還是由教授和他對付了一個學期。我很佩服教授這點對付勁兒；我也準知道，假若他不肯敷衍這個醫生，大概院長那兒就更難對付。由這一點來說，我很喜歡這個學院的辦法，來者不拒，一人一班，完全聽學生的。不過，要這樣辦，教員可得真多，一系里只有兩三個人，而想使個個學生滿意，是做不到的。

成班上課的也有：軍人與銀行里的練習生。軍人有時候一來就是一撥兒，這一撥兒分成幾組，三個學中文，兩個學日文，四個學土耳其文……既是同時來的，所以可以成班。這是最好的學生。他們都是小軍官，又差不多都是世家出身，所以很有規矩，而且很用功。他們學會了一種語言，不管用得著與否，只要考試及格，在餉銀上就有好處。據說會一種語言的，可以每年多關一百鎊錢。他們在英國學一年中文，然后就可以派到中國來。到了中國，他們繼續用功，而后回到英國受試驗。試驗及格便加薪俸了。我幫助考過他們，考題很不容易，言語，要能和中國人說話；文字，要能讀大報紙上的社論與新聞，和能將中國的操典與公文譯成英文。學中文的如是，學別種語文的也如是。厲害！英國的秘密偵探是著名的，軍隊中就有這么多、這么好的人才呀：

和哪一國交戰，他們就有會哪一國言語文字的軍官。我認得一個年輕的軍官，他已考及格過四種言語的初級試驗，才二十三歲！想打倒帝國主義么，啊，得先充實自己的學問與知識，否則喊啞了嗓子只有自己難受而已。

最壞的學生是銀行的練習生們。這些都是中等人家的子弟——不然也進不到銀行去——可是沒有軍人那樣的規矩與紀律，他們來學語言，只為馬馬虎虎混個資格，考試一過，馬上就把“你有錢，我吃飯”忘掉。考試及格，他們就有被調用到東方來的希望，只是希望，并不保準。即使真被派遣到東方來，如新加坡、香港、上海等處，他們早知道滿可以不說一句東方語言而把事全辦了。他們是來到這個學院預備資格，不是預備言語，所以不好好地學習。教員們都不喜歡教他們，他們也看不起教員，特別是外國教員。沒有比英國中等人家的二十上下歲的少年再討厭的了，他們有英國人一切的討厭，而英國人所有的好處他們還沒有學到，因為他們是正在剛要由孩子變成大人的時候，所以比大人更討厭。

班次這么多，功課這么復雜，不能不算是累活了。可是有一樣好處：

他們排功課表總設法使每個教員空閑半天。星期六下午照例沒有課，再加上每周當中休息半天，合起來每一星期就有兩天的休息。再說呢，一年分為三學期，每學期只上十個星期的課，一年倒可以有五個月的假日，還算不壞。不過，假期中可還有學生愿意上課；學生愿意，先生自然也得愿意，所以我不能在假期中一氣離開倫敦許多天。這可也有好處，假期中上課，學費便歸先生要。

學院里有個很不錯的圖書館，專藏關于東方學術的書籍，樓上還有些中國書。學生在上課前、下課后，不是在休息室里，便是到圖書館去，因為此外別無去處。這里沒有運動場等等的設備，學生們只好到圖書館去看書，或在休息室里吸煙，沒別的事可做。學生既多數的是一人一班，而且上課的時間不同，所以不會有什么團體與運動。每一學期至多也不過有一次茶話會而已。這個會總是在圖書館里開，全校的人都被約請。沒有演說，沒有任何儀式，只有茶點，隨意地吃。在開這個會的時候，學生才有彼此接談的機會，老幼男女聚在一起，一邊吃茶一邊談話。這才看出來，學生并不少；平日一個人一班，此刻才看到成群的學生。

假期內，學院里清靜極了，只有圖書館還開著，讀書的人可也并不甚多。我的《老張的哲學》《趙子曰》與《二馬》，大部分是在這里寫的，因為這里清靜啊。那時候，學院是在倫敦城里。四外有好幾個火車站，按說必定很亂，可是在學院里并聽不到什么聲音。圖書館靠街，可是正對著一塊空地，有些花木，像個小公園。讀完了書，到這個小公園去坐一下，倒也方便。現在，據說這個學院已搬到大學里去，圖書館與課室——一個友人來信這么說——相距很遠，所以館里更清靜了。哼，希望多喒有機會再到倫敦去，再在這圖書館里寫上兩本小說！

（載1937年3月《西風》第七期）

【導讀】

英倫一瞥

老舍先生從1924年秋天到1929年夏天，擔任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講師。他以一個中國人的視角，客觀地評價了東方學院中的教師和學生。

這里的教師與絕大多數英國人一樣，具有褊狹的愛國主義情感與偏見，“他們的教授必須是英國人，不管學問怎樣”，“設若英國人愿意，他們很可以用較低的薪水去到德法等國聘請較好的教授，可是他們不肯”。同時，他們開設課程也很功利，“這里所謂的重要與不重要，是多少與英國的政治、軍事、商業等相關聯的”，而所收的學生也講求利益最大化，來者不拒，“到這里來的學生，幾乎沒有任何的限制”，“只要交上學費，便能入學”。

東方學院的學生對自己的課程有很大的主動性，學生要學什么，教師就得教什么，“來者不拒，一人一班，完全聽學生的”，“教授與兩個講師便一天忙到晚了。”一個英國醫生要求學中國醫學，雖然教授也不甚了解，可還是敷衍了一個學期。這種針對學生需求的教學，更能激發學生的內驅力，深得老舍的欽佩。

其中，老舍著墨最多的是兩類人，一類是軍人，一類是銀行里的練習生。從軍人學習外文的態度，可見英國人自強的品質。他們差不多都是世家出身，很有規矩，而且很用功。一個才二十三歲的年輕軍官，已通過四種語言的初級考試，令老舍在吃驚之余感嘆：“想打倒帝國主義么，啊，得先充實自己的學問與知識，否則喊啞了嗓子只有自己難受而已。”老舍看到了英國國民性的積極之處，希望能夠給中國以借鑒，愛國之情蘊含其中。

與此相對，“最壞的學生是銀行的練習生們”，他們“來到這個學院預備資格，不是預備言語，所以不好好地學習”，更致命的是，他們懷著自傲和褊狹的愛國情緒，“他們也看不起教員，特別是外國教員”。老舍在此大加撻伐，“沒有比英國中等人家的二十上下歲的少年再討厭的了，他們有英國人一切的討厭，而英國人所有的好處他們還沒有學到”。其實，也有作為一個弱國留學生被壓抑的抗爭。

老舍利用東方學院圖書館的清靜，完成了《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等小說。每每念到那里的老師和學生，那里清靜的圖書館，老舍就希望有機會再去倫敦。可見，倫敦，在老舍眼里，也不僅僅是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