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喲,人類的春天

郭沫若

“五四”運動的歷史到現在竟有了二十二周年了。這個有光輝的紀念日——五月四號，被定為了“青年節”，這意義是很值得闡發的。青年是發展的動力，同時也就是進步的象征。人類社會乃至一切自然界的進化關鍵，可以說就操持在青年的手里。宇宙中舉凡運行的軌跡都呈拋物線形，近來已由物理學家證明，連太陽光線從前以為是直線進行的，其實也是采取曲線的行徑。年有春夏秋冬，人有幼少壯老，都同樣是拋物線形的軌跡。假使沒有明年的春夏，萬類便只好永遠的死亡，假使沒有第二代的青年，人類的一切便只好永遠的衰歇。青年喲，人類的春天!就靠著有這青春的一季，使我們每一個人的精神發展，進行到拋物線的頂端;也就靠著有這不斷的青春的來復，使我們整個民族或整個人類的精神發展，永遠保持著上行的階段。前一代的拋物線的頂端成為后一代拋物線的起點。向上的波瀾，一波未平，一波繼起，就這樣使必趨沒落的拋物線變為永遠進展的無窮曲線。自然及人類是這樣進化了來，也將這樣進化起去。所爭者只是在：無意義的運行或有意識的策動。人類也經過了很長遠的無意識時代，這時代快要成為過去了。對于運行軌跡的研究愈透辟，策動運行的意識便愈清醒。我們把“五四”定為青年節的意義，也就是這種意識覺醒的明白表示了。我們希望：“五四”運動時所表現的那種磅礴的青年精神要永遠保持下去，而今后無數代的青年都要保持著五四運動的朝氣向前躍進。繼承“五四”，推進“五四”，超過“五四”。使青年永遠文化化，使文化永遠青年化。文化的本質其實即可以定義為“人為的進化”。它是對于自然界的一種斗爭，對于凡是不利于進化的自然界的暴力及其惰力。人類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在它本身也具有自然的暴力和惰力，當它能征服暴力和惰力(連它自己本身在內)的時候，它是自然界的主人，文化的創造者。當它馴服于暴力與惰力之下而聽其支配的時候，它是自然界的奴隸，文化的閹割者或破壞者。暴力的行使者和身受者，雖然有主動與被動之分，同樣是為暴力所支配的奴隸。不能克服他人的暴力而俯首帖耳，固然沒有擔當創造文化的資格，不能克服本身的暴力而趾高氣揚，結果也只是破壞既成文化而墮入獸域。“五四”運動一方面反對帝國主義，這是反對人類社會的最大暴力，另一方面反對封建制度，這是反對中國本身的最大惰力。運動的精神和文化的本質合拍，故爾“五四”運動成為文化運動的紀念碑，中國文化乃至中國民族經這一運動而青年化了。“五四”以來的二十二年間的進展，毫不夸張地，可以說抵得上“五四”以前的二千二百年間的進展。我們不要為泥古的習慣所囿，應該把眼光看著前頭。二千二百年來的文化積蓄，固然有它精粹的成分存在，值得我們研究、闡發、保存、光大，但從那年代的久遠和適用價值的有限上來看，我們的進步實在是十分迂緩，這不僅中國是這樣，凡是文化意識覺醒以前的近代各民族，毫無例外地，都是這樣。到了現代，空前的距離有了無限的縮短，時間的范疇得到無限的擴充，人力的效率增大到了無窮倍。這是事實，也可以說是人力造成的奇跡。我們雖然還未走到近代文化的最高峰，但自“五四”以來，我們是不息的在向上走著。這路是荊棘的路，但同時也是爭取榮冠的路。我們要發揮我們文化民族的使命，便不得不斗爭。沒有斗爭便沒有文化。目前的世界有極端瘋狂的暴力正在向著文化摧殘，向著創造文化的精神摧殘，把人類拖到黑暗的悲慘的死滅地獄。我們要從這世界末日中把文化救起，把創造文化的精神救起，救起自己本身，救起全民族，救起全人類。救民族，救人類，并不是空洞的夸言壯語，也希望不只是空洞的夸言壯語。要做，也是容易的事體，在每個人的份內，就請從自己做起吧。在目前大動蕩的時代，每一個人都應該是不愿意墮入那死滅地獄的。但要從那種結局中把自己救起來，須得徹底反抗那種摧殘文化的暴力，同時并須克服自己內心的茍且偷安、甘為順奴的那種惰性。所以目前要救自己，便須得人人成為反帝、反封建的戰士。目前的時代，或許會被人認為變例，其實無論處在任何時代，人人都須得自救。克服自己的暴力不以妄施于人，克服自己的惰力不甘受別人的橫暴，這是每一個人對于自己的義務，同時也是對于社會的義務。所謂“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①，正是這種精神。有這種精神，才可以救濟自己，更進而救濟民族，救濟人類。無論平時和戰時，每一個人對于自己所最難克服而且也最當克服的便是馴服于老衰現象的惰力吧。每一個人把青壯年時期一過，肉體的大部分官能便翻過拋物線的頂點而走向老衰的下坡路。這是每一個人所難免的自然惰力，幾乎是絕對地不能克服的。但也非真正絕對地不能克服。在這兒精神的力量的確是可以克服肉體的衰殘。這并不是神秘的唯心論，而是可以找出科學的根據的。便是人體的各種細胞組織中，發展的歷程并不一致，凡是官能低級的組織，如筋肉系統，便發展快而早衰，官能高級的組織，如神經系統，卻發展徐而后謝。偉大的人便能以后謝的精神力量統御早衰的肉體官能，決不向老衰屈伏。古今中外有不少的偉大人物，他們直到老年都還能保存著他們的活動能力，那秘密就在這兒。一句話揭穿，便是古人所說的“老當益壯”。孟子有句話說得好：“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②。這句話如要免得被人專向消極方面去解釋，似乎竟可以改說為“大人者不失其青年精神者也”。偉大人物便是永遠的青年，他們不僅把老衰現象克復了，甚至連死亡現象都可以克復。他們的著書、傳記、墳墓，都在發生著作用，真真是所謂“精神不死”。老年人都須得青年化，青年人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世間上青年化的老人很少，而老人化的青年卻偏偏多。就在我們自己的眼前，就已經有不少的青年是未老先衰了。這原因，一部分固由于青年自己的不努力，不自愛，或自暴自棄，而一大部分是由于老年人的管教錯誤。文化意識未覺醒的老年人不僅自己不思振作，反而倚老賣老，以老人的氣習、生活、思想、行動來繩范青年;青年人在這種管束之下，有的不自覺地便馴致頹唐，有的卻反撥地趨于墮落，就這樣便斷送了無數的青年。一個人老當益壯的精神強，那人必然偉大;一個人未老先衰的氣象十足，那人必然腐敗。一個民族，老當益壯的人多，那個民族也一定強;一個民族，未老先衰的人多，那個民族也一定弱。我們中國在以前是大可以稱為老人國的，積弱的原因一部分也就存在這兒。古時候我們中國的教育，差不多是把青年當成罪人在看待的。所謂“撲作教刑”③，把這個觀念表示得非常明白。“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死的打活的，老的打小的，打出了做老爺的來呢，做老爺的又打做老百姓的，做老百姓的又打做老大老二的。萬般皆是打，老氣滿中華。好多年辰以來，中國人實在老衰得不堪了。你叫中國民族怎么能夠強，中國文化怎么能夠有進步呢·“五四”運動之所以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分水嶺，便是把老氣的支配推翻了一大部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不是逐漸振作起來了嗎·我們且看那可以成為建筑材料的樹木，只要那樹木的種子是落在土壤肥沃的原野里，它能得到充分的陽光、空氣、水分、養料，它在自然發育的狀態中，必然成為參天的大木，極有用的建筑器材。人要加以管理，只要注意到陽光、空氣、水分、養料的供給，或者為它排除昆蟲或其他外來災害，那樹木的發育自然可以得到幫助而被促進。管理，只是助成，并不是拘束。假如把那同樣的樹苗，拿來種在庭園或花盆里，自幼加以無理的剪削、拳屈、束縛，使它成為一定的型，那樹木便不能遂其自然的成長而成為畸形的物什。這些畸形的物什在某種意義上或者可以中觀瞻，但不中實用。一旦畸形一被形成，即使加以解放，放還自然，也不能恢復它原有的樹性。它是在無理的管束之下已經僵老了。教育的意義和這林木的培植，應該沒有兩樣。我們對于青年應該充分地給以營養資料，不時地對于外來災害加以防護，讓其自然發展，那他一定是可以成為大器的。青年的精神便是向上的精神，沒有本來就不自愛而自甘墮落的青年，除非是精神病患者。真正可以作為青年導師的，認真說只有那永遠不老的偉大的人。古人也有“人師”和“經師”的區別，所謂“經師易遇，人師難逢”④。經師是供給材料的技術家，人師是指導精神的領港者。職司教育的人，連易遇的技術家的責任都未能盡職，卻往往愛以難逢的精神領港者自居，一般的青年能夠被培植為盆栽小景，都要算是僥幸的了。孔夫子在中國的歷史上終不失為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知老之將至”的人。他是負責的教育技術家，而同時又能“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是稱職的精神領港者。他誠然有一個人格的規矩尺度，但他不必一定要把這種規矩尺度來繩范人，他說道：“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⑤孔子能取狂狷，正是深切地了解青年氣質的人。記得羅素也曾經有過類似的主張，是說青年的性質就驕傲一點也無妨事。青年的性質偏于進取，在老成者視之，自不免近于狂。青年的心地潔白無染，有好些俗套的行為在所不屑，在世故者視之，自不免近于狷。狂與狷能夠見容于孔子，這大約是現代的教育家所應該取法的吧。視青年為罪人的時代，在中國應該是老早過去了，青年自己也應該以民族的主人、文化的創造者，自尊自重。

原載1941年5月4日重慶《新華日報》

〔注釋〕　①“自反而不縮……吾往矣”句：語見《孟子·公孫丑上》。褐寬博，古代貧賤者所穿的寬大粗布衣服。全句大意是： 反躬自問，如果自己所行理虧，即便面對卑賤的匹夫，我也不去恐嚇人家;反躬自問，如果自己所行有足夠的理由，即便面對千軍萬馬，我也將勇往直前。　②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語見《孟子·離婁下》。大意是：具有偉大人格的人，是葆有童心的人。　③撲作教刑：語見《書·虞書·舜典》。撲：戒尺;教刑：上古刑法的一種。大意是：用體罰的辦法規訓人。　④經師易遇，人師難逢：語見《資治通鑒·漢紀》。大意是：找個教某個專業技術的老師很容易，找個教你如何做人并能以身作則的老師很難。　⑤“不得中行……不為也”句：語見《論語·子路》。大意是：我不能與奉行中庸之道的人結交，只能與狂者、狷者為伍了。然而，狂者自有進取之心，狷者也有一定的自我約束。〔鑒賞〕　郭沫若(1892—1978)，中國現代文學家、詩人、考古學家，也是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早年創作的《女神》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之作，又與郁達夫等人一同在上海創立文學社團“創造社”，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本文是為紀念五四運動二十二年而作。五四運動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它的主體是青年，作者把歌頌的對象指向青年別有深意，著眼的是長遠，絕非應景之作。在他看來，青年是一種精神的符號，是發展的動力，也是進步的象征。這個觀點是通篇的文眼所在。文中透露出作者的浪漫主義氣質，由宇宙中運行著的物體呈現出拋物線形的特征，聯想到人類社會也有發展曲線，一波又一波，無窮地蜿蜒。他又以季節作喻：“年有春夏秋冬，人有幼少壯老，都同樣是拋物線形的軌跡。假使沒有明年的春夏，萬類便只好永遠的死亡，假使沒有第二代的青年，人類的一切便只好永遠的衰歇。青年喲，人類的春天!就靠著有這青春的一季，使我們每一個人的精神發展，進行到拋物線的頂端;也就靠著有這不斷的青春的來復，使我們整個民族或整個人類的精神發展，永遠保持著上行的階段。”世間有了青年，就有了生機和希望，像春天一樣蓬勃。他愿春天永駐，五四運動所表現的“磅礴的青年精神”得以代代相傳。文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命題，就是“使青年永遠文化化，使文化永遠青年化”。青年的“文化化”，是指青年要有思想修養，能批判、博取，有文化創造精神;而文化的“青年化”，是指樂于吐故納新，有判斷力和銳氣，有朝氣和張力。文化屬于“人為的進化”。和自然界的進化不同，人類的進化是主動性的策動，有意向性的。人與一般動物的區別，就在于人有自覺意識，是有高級神經系統的文化生物。但是，人畢竟也有動物性的一面，有自己的弱點。五四運動關注社會的健康運行，其反對帝國主義，是對整個世界最大暴力的抗爭;其反對封建主義，是對中國社會最大惰力的阻遏。五四運動高揚人的旗幟，也就是文化的旗幟，是文化運動的一座紀念碑。作者肯定了五四運動以來二十二年間的進展，指出過去的文化積蓄有好的東西值得繼承光大，然而從長遠和適用的角度來看，進步的幅度還不夠大，不甚滿意。所以國人依然任重道遠，要踏著荊棘，在極端瘋狂的暴力摧殘文化的當下，用拯救文化、創造文化的精神，“救起全民族，救起全人類”。面對這一艱巨、切實的任務，作者認為，每個個體都有擔當的責任，然后促進人類集體素養的提升。作者寫這篇文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硝煙彌漫，日本法西斯肆無忌憚地蠶食我國廣袤的領土，廣大民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他看到了形勢的嚴峻，個人和集體互動的必要性。“在每個人的份內，就請從自己做起吧”。既要“徹底反抗那種摧殘文化的暴力，同時并須克服自己內心的茍且偷安、甘為順奴的那種惰性”，“克服自己的暴力不以妄施于人，克服自己的惰力不甘受別人的橫暴，這是每一個人對于自己的義務，同時也是對于社會的義務。”這里，我們看到了對現實的正視，不尚空談，短兵相接。問題提得又是何等尖銳!作者引用了《孟子·公孫丑上》里的一句話，要求每個人能夠自我反省，面向未來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個人如有這種精神，才有希望“救濟自己，更進而救濟民族，救濟人類”。文章層層遞進，以相當的篇幅批評了“老人化的青年”現象，認為人的肌體會走向老化、衰殘，但精神應該永葆年輕：“偉大的人便能以后謝的精神力量統御早衰的肉體官能，決不向老衰屈伏。”“偉大人物便是永遠的青年，他們不僅把老衰現象克復了，甚至連死亡現象都可以克復。他們的著書、傳記、墳墓，都在發生著作用，真真是所謂‘精神不死’。”偉人以他們畢生的努力，創建了讓后世景仰的功業的紀念碑，他們對后人仍有著生生不息的影響。社會之所以會出現“老人化的青年”的現象，一部分由于青年自身的不努力，不自愛，或自暴自棄;然而一大部分是由于老年人管教錯誤，自己保守、暮氣，還以這樣或那樣的緊箍咒來限制青年。古代教育的弊病，就是用威嚴逼迫青年，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條，使得青年在老人面前膽戰心驚，唯唯諾諾。老年人影響青年人，人的守舊的惰性會像人體生理基因一樣遺傳，也實在可怕。“我們中國在前是大可以稱為老人國的，積弱的原因一部分也就存在這兒。”這一點睛之筆，引導讀者反顧歷史，有穿透力，實在讓人悚然警醒。作者提醒人們，一方面老年人要青年化，為人師者應做出榜樣，做那永遠不老的人，指導精神的領港者。另一方面要愛護青年，轉變對青年人的教育方式。猶如對林木的培植，充分地給以養料，增強對災害的抵抗能力，讓其自然發展，不以把青年“培植為盆栽小景”為滿足，而使之成為大器。應當像孔子那樣育人，提倡進取精神;也應當像羅素所主張的，青年驕傲一點也無妨。這些道理，在今天也是適用的，我們所要造就的是生氣勃勃的一代。唯此，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希望，人類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