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與民主教育

鄧初民

任何民族，任何人類，到了它的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劃開了群體的一致性，而有了各種社會層對立時，某一群人(或某一社會層)借著一種強制權力(后來便演進為公權力或政權)來統治另一群人的行為，就有了必要。這種一群人統治另一群人的行為，就是政治行為。這種政治行為，不是徒然的，主要(或唯一)是要達到一種經濟目的，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結果，或者是經濟上的優勢者占有者，為要永久保持其優勢和占有，需要政權的行使來統治、支配經濟上之劣勢者或不占有者，例如奴隸社會主人之對于奴隸，封建領主之對于農奴，資本社會之資本主之對于雇工。或者是經濟上的劣勢者或不占有者，為要消極的解脫其經濟劣勢和不占有地位;積極的創建一種經濟平等，政治平等，文化平等的社會，需要政權的行使來制服、平抑、甚至取消經濟上的劣勢者或占有者，如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蘇維埃政權之對舊俄的資本家、地主、僧侶、貴族、王室等等。這次全世界范圍內的民主主義反法西斯戰爭，其政治意義為“尊重各民族有權自由決定其所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其經濟目的，則在“促進世界各國經濟上之全面合作，以謀各國人民勞動標準之提高，經濟之進步及社會之安全”，“使各國俱能在疆土以內安居樂業，并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匱乏。”(以上所引俱見《大西洋憲章》①)因此，我們可以結論為：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不平衡狀態，經濟上的優勢者和劣勢者，占有者和不占有者，都需要政權的行使來完成各自的經濟任務，達到各自的經濟目的，政治便成為經濟之集中表現，成為完成經濟任務達到經濟目的之一手段，政治是服從于經濟的。但這一完成經濟任務，達到經濟目的政治手段，其本身亦有其任務與目的，即完成經濟任務的政治任務，達到經濟目的之政治目的。自從政治本身其任務需要完成，其目的需要達到以后，一切社會意識形態的東西，只成為完成政治任務達到政治目的之一手段，例如宗教、學術、思想等等之政治作用就是這樣的。較具體而又強有力的一種完成政治任務達到政治目的手段，莫如教育。試看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經濟要求，產生了古代的、中世紀的奴隸政治、專制政治，便有古代的中世紀的奴隸教育、專制教育。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要求，產生了近代的民主政治(雖然是形式的，虛偽的，但有舊型的新型的不同)，便有近代的民主教育。由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要求，產生了蘇聯的民主政治，便有蘇聯的最新型的民主教育。因此我們可以結論為：自從政治本身成為一種目的后，有了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教育是完成政治任務達到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教育是服從于政治的。這里，我們主要的論點，是“民主政治與民主教育”，如前所附注，民主有舊型的，新型的，而蘇聯的民主政治還是最新型的民主政治，然則這里我們所論述的民主政治，是那一種型的民主政治呢·是否需要申論·由于民主政治之有舊型新型最新型的區別，民主教育當然也有這幾種區別，然則我們在這里所論述的民主教育，又是那一種型的民主教育呢·是否需要申論·這可以說都有必要，我們可以大概的說：在今天舊型的民主(亦即資產所有者一階級專政的民主)是過去了，而最新型的民主(亦即蘇聯工人大眾的民主)還一時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圍內實現。今天民主的主潮是新型的民主(亦即各階層各黨派聯合的民主)，因此，我們這里所論述的民主政治與民主教育，也就是新型的民主政治與民主教育。然則什么是新型的民主政治與民主教育·這仍是一個復雜而又龐大的題目，沒有篇幅讓我們細加申論。根據我們前面提出的論綱：“有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這里重要的不是什么是民主教育的問題，而是什么是民主政治的問題。什么是民主政治呢·顧名思義的從其抽象概念來定義，可以說民主政治就是由人民作主的政治，以人民為主體的政治，人民是主人，政府是公仆，一切公務員都是人民的勤務員。但民主政治又是一種制度，由這種制度所表現的形式來說，凡是民主制的國家，必然要有人民選舉的國會及各級議會，必然要有由國會及各級議會所制定頒布的法律，而這種法律必然要為舉國上下所共同遵守，所謂法律之前，萬人平等，尤其是人民的權利義務，必然要明確規定于各種法律之中，尤其是憲法之中，如人民有選舉權被選舉權，乃至創制，復決，罷免諸權，人民有言論、思想、出版、集會、結社、遷徙、營業、信教、通信秘密之各種自由，乃至罷工、罷市、游行、示威之各種自由，這些都是民主政治之最低限度的自由，也就是民主政治之最明顯的標幟。但是在舊型的民主政治中，這些在法律條文上雖有規定，而在實際政治生活中，人民未必都能享有，如在法律上規定出版的自由，而在實際上不給以出版的紙張及印刷等都是明顯的例證，而在法西斯國家，則干脆剝奪人民一切自由與權利。所以民主政治有形式與實質之別，這次世界大戰，是民主反法西斯的戰爭，因而所爭取的是實質的民主——新型的民主，雖然民主的進路也不會就停止在一步上，也就是說歷史的車輪，必然要由新型的民主，走向最新型的民主，但這是后話。實際的民主與新型的民主，或者說新型的民主與舊型的民主，已經是在許多年月中，常常擾亂人們的腦筋，使它模糊、混亂。目前到了民主反法西斯戰爭決定勝利的時候，許多原來的法西斯份子，準法西斯份子，半法西斯份子，也想拿民主的外衣來包裹法西斯殘骸，因而法西斯也喊出民主的口號來，也就是說“強盜也喊捉強盜”，這樣，擾亂人們腦筋的，就不僅是形式的民主與實際民主的問題，還有一個民主與法西斯的問題。民主說得太多了，法西斯也聽得太熟了，真誠擁護民主的人們，口里說“民主”“民主”，骨子里是法西斯的人們，口頭上也在喊“民主”“民主”，一不當心，就“魚目混珠”了，所以在說明什么是民主政治的時候，固然要把形式的民主與實質的民主，舊型的民主與新型的民主區別開來，尤其要把新型的民主，實質的民主，與法西斯的民主(法西斯假扮的民主，實質上是法西斯)區別開來。民主與法西斯這兩個概念，由于習焉不察，由于魚目混珠，正在這個當兒擾亂了人們的腦筋，模糊了人們對于民主與法西斯之正確認識，在這里使得我們必需把民主小姐(借用陶行知先生的名詞)與法西斯魔鬼(我自創的)的畫像具象化，我以為凡是在實際上(不是在形式上，不是在法律條文上)，人民享有上述各種權利(選舉、創制、復決、罷免諸權利)與上述各種自由(言論、出版、思想、集會、結社等等自由)的地方，亦即沒有新聞檢查制度的地方，沒有鎮壓人民的各種法令的地方，沒有秘密警察的地方，沒有集中營等等的地方，沒有不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的地方，沒有人身之不能獲得確切保障的地方，才是民主小姐管領的地方，否則就是法西斯魔鬼統治的地方。民主小姐的可愛、可戀、可敬的美麗，與法西斯魔鬼的可恨、可惡、可殺的丑惡兇狠，是亮晶晶的紋理明晰的兩座大理石塑像，決不是可以任意顛倒的抽象的概念，在這里是行動決定一切，是事實決定一切的問題，不是有否法西斯思想的問題。什么是民主政治呢·請把民主小姐那座美麗的大理石塑像看看，這是實質的民主，不是形式的民主，這是新型的民主，不是舊型的民主，有了這種民主政治的地方，才有這種民主政治的教育。你感覺到今天的教育不民主，甚至憤慨今天的教育不民主嗎·這是應該的，但這不是教育本身的問題，這不能單從教育本身求得解決，這是由于政治不民主，教育是服從于政治的，教育是完成政治任務達到政治目的的一手段，你必需把整個政治生活改變，必需使整個生活民主化了，教育才能民主化。教育界的講學自由，讀書自由，閱報自由，選課自由，轉學自由，推而及于言論、思想、集會、結社等等自由，都發源于整個政治生活的民主自由。熱心，努力，拼死要求民主教育的人們，首先需熱心努力，拼死要求民主政治!

原載1945年11月1日重慶《民主教育》創刊號。又見1945年12月18日《文萃》第一年第十一期

〔注釋〕　①大西洋憲章：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范圍進一步擴大，美、英迫切需要協調反法西斯的戰略。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于1941年8月在大西洋北部紐芬蘭阿金夏海灣的軍艦上，舉行大西洋會談，簽署并發表了名為《羅斯福和丘吉爾的聯合宣言》，即《大西洋憲章》。憲章提出對法西斯國家作戰和民主重建戰后和平的目標，對于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和打敗德、日侵略者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鑒賞〕　鄧初民(1889—1981)，字昌叔，又名鄧希禹，湖北石首人，愛國民主人士、社會科學家、教育家，長期從事社會科學和社會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曾任中國政治學會名譽會長、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著有《政治科學大綱》、《中國社會史教程》等。鄧初民是中國知識分子中較早期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之一。在思想上一直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長期把教學和著書立說與中國革命的斗爭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從事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工作，積極參加民主運動和民主斗爭。他通過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在中國建立了新的政治學體系，成為“民主教授”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家。1941年開始，他在重慶就抗戰勝利前后國內外政治發展和民主建設問題，撰寫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呼吁民主政治，抨擊國民黨獨裁統治，推動了國統區民主思想的宣傳。本篇即是其中之一，著重闡述民主政治和民主教育的理論。鄧初民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以“現實論理學”(即唯物辯證法)為理論依據，從現實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政治的發展過程，去研究社會發展過程中發生的政治現象。他把政治關系的運動法則，納入社會內部的階級對立之上進行分析，而“這種一群人統治另一群人的行為，就是政治行為”。他認為，政治行為都是為了一定的經濟目的的。無論是統治階級維護其經濟上的地位和利益，還是被統治階級獲取經濟上的利益和地位，都需要通過政權的行使來實現。就政治與經濟的關系而言，他主張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認為離開了經濟結構，便不能說明政治的變化和發展。也就是說，政治只是完成經濟任務、達到經濟目的的手段，而要完成政治任務達到政治目的，則要依賴于社會意識形態的東西，諸如宗教、學術、思想等等。他認為意識形態中，“較具體而又強有力的一種完成政治任務達到政治目的手段，莫如教育”。奴隸社會及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適應其經濟、政治發展要求，分別產生了“中世紀的奴隸教育、專制教育”、“近代的民主教育”和“蘇聯的最新型的民主教育”，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進而他指出經濟構造形成社會的基礎，政治法制形成社會的第一上層建筑，其余道德、宗教等意識形態形成社會的第二上層建筑，三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緊密關系。因此，“自從政治本身成為一種目的后，有了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教育是完成政治任務達到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教育是服從于政治的”。他把民主大致分為三類：舊型的民主(資產所有者一階級專政的民主)、新型的民主(各階層各黨派聯合的民主)和最新型的民主(蘇聯工人大眾的民主)。認為由于最新型的民主“還一時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圍內實現”，因此當時世界民主的主流是新型的民主。本篇討論的，是新型民主政治與民主教育的關系。他認為既然“有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那么首要的就是厘清民主政治的定義：“民主政治就是由人民作主的政治，以人民為主體的政治，人民是主人，政府是公仆，一切公務員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和價值體系，表現在各種民選政治機構及其制定的法律上，其核心就是尊重和保護公民的權利、義務和自由，這“是民主政治之最明顯的標幟”。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就是為了追求實質的民主——新型的民主，并隨著歷史車輪的前進最終走向最新型的民主。在鄧初民看來，歸根結底，教育的不民主源于政治的不民主，既然“有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那就必須首先改變政治生活，教育才能民主化。教育的一切自由諸如講學、讀書、選課等，乃至言論、思想、集會結社等等自由，都發端于政治生活的民主自由。所以，他熱切冀望“熱心，努力，拼死要求民主教育的人們，首先需熱心努力，拼死要求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