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香港

我經過我所視為“畏途”的香港，算起來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帶著一點行李，但并沒有遇見什么事。第二回是單身往來，那情狀，已經寫過一點了。這回卻比前兩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為曾在《創造月刊》上王獨清先生的通信中，見過英國雇用的中國同胞上船“查關”的威武：非罵則打，或者要幾塊錢。而我是有十只書箱在統艙里，六只書箱和衣箱在房艙里的。

看看掛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說是一種經歷，但我又想，這代價未免太大了，這些行李翻動之后，單是重行整理捆扎，就須大半天；要實驗，最好只有一兩件。然而已經如此，也就隨他如此罷。只是給錢呢，還是聽他逐件查驗呢？倘查驗，我一個人一時怎么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當日無事。第二天午后，茶房匆匆跑來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關！開箱子去！”

我拿了鑰匙，走進統艙，果然看見兩位穿深綠色制服的英屬同胞，手執鐵簽，在箱堆旁站著。我告訴他這里面是舊書，他似乎不懂，嘴里只有三個字：

“打開來！”

“這是對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識的我的話呢。”自然打開來，于是靠了兩個茶房的幫助，打開來了。

他一動手，我立刻覺得香港和廣州的查關的不同。我出廣州，也曾受過檢查。但那邊的檢查員，臉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話。每一包紙或一部書，抽出來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亂。的確是檢查。而在這“英人的樂園”的香港可大兩樣了。檢查員的臉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話。他只將箱子的內容倒出，翻攪一通，倘是一個紙包，便將包紙撕破，于是一箱書籍，經他攪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開來！”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試一試罷。

“可以不看么？”我低聲說。

“給我十塊錢。”他也低聲說。他懂得我的話的。

“兩塊。”我原也肯多給幾塊的，因為這檢查法委實可怕，十箱書收拾妥帖，至少要五點鐘。可惜我一元的鈔票只有兩張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時還不肯獻出去。

“打開來！”

兩個茶房將第二箱抬到艙面上，他如法炮制，一箱書又變了一箱半，還撕碎了幾個厚紙包。一面“查關”，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減到七元，即不肯再減。其時已經開到第五箱，四面圍滿了一群看熱鬧的旁觀者。

箱子已經開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罷，我想著，便停止了商議，只是“打開來”。但我的兩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厭倦了似的，漸漸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篋，每箱只抽二三十本書，拋在箱面上，便畫了查訖的記號了。其中有一束舊信札，似乎頗惹起他們的興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過四五封之后，也就放下了。此后大抵又開了一箱罷，他們便離開了亂書堆：這就是終結。

我仔細一看，已經打開的是八箱，兩箱絲毫未動。而這兩個碩果，卻全是伏園的書箱，由我替他帶回上海來的。至于我自己的東西，是全部亂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園真福將也！而我的華蓋運卻還沒有走完，噫吁唏……”我想著，蹲下去隨手去拾亂書。拾不幾本，茶房又在艙El大聲叫我了：

“你的房里查關，開箱子去！”

我將收拾書箱的事托了統艙的茶房，跑回房艙去。果然，兩位英屬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床上的鋪蓋已經掀得稀亂，一個凳子躺在被鋪上。我一進門，他們便搜我身上的皮夾。我以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并不看名刺，只將里面的兩張十元鈔票一看，便交還我了。還囑咐我好好拿著，仿佛很怕我遺失似的。

其次是開提包，里面都是衣服，只抖開了十來件，亂堆在床鋪上。其次是看提籃，有一個包著七元大洋的紙包，打開來數了一回，默然無話。還有一包十元的在底里，卻不被發見，漏網了。其次是看長椅子上的手巾包，內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銅子數十枚，看完之后，也默然無話。其次是開衣箱。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鎖匙略遲，同胞已經捏著鐵簽作將要毀壞鉸鏈之勢，幸而鑰匙已到，始慶安全。里面也是衣服，自然還是照例的抖亂，不在話下。

“你給我們十塊錢，我們不搜查你了。”一個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說。

我就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來，要交給他。但他不接受，回過頭去再“查關”。

話分兩頭。當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時，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網籃。但那檢查法，和在統艙里查書箱的時候又兩樣了。那時還不過搗亂，這回卻變了毀壞。他先將魚肝油的紙匣撕碎，擲在地板上，還用鐵簽在蔣徑三君送我的裝著含有荔枝香味的茶葉的瓶上鉆了一個洞。一面鉆，一面四顧，在桌上見了一把小刀。這是在北京時用十幾個銅子從白塔寺買來，帶到廣州，這回削過楊桃的。事后一量，連柄長華尺五寸三分。然而據說是犯了罪了。

“這是兇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來，指著向我說。

我不答話，他便放下小刀，將鹽煮花生的紙包用指頭挖了一個洞。接著又拿起一盒蚊煙香。

“這是什么？”

“蚊煙香。盒子上不寫著么？”我說。

“不是。這有些古怪。”

他于是抽出一枝來，嗅著。后來：不知如何，因為這一位同胞已經搜完衣箱，我須去開第二只了。這時卻使我非常為難，那第二只里并不是衣服或書籍，是極其零碎的東西：照片，鈔本，自己的譯稿，別人的文稿，剪存的報章，研究的資料……我想，倘一毀壞或攪亂，那損失可太大了。而同胞這時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于是大悟，決心拿起手巾包里十元整封的角子，給他看了一看。他回頭向門外一望，然后伸手接過去，在第二只箱上畫了一個查訖的記號，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約打了一個暗號罷——然而奇怪，他并不將錢帶走，卻塞在我的枕頭下，自己出去了。

這時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鐵簽，惡狠狠地刺入一個裝著餅類的壇子的封口去。我以為他一聽到暗號，就要中止了。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繼續工作，挖開封口，將蓋著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為兩片，然后取出一個餅，捏了一捏，擲入壇中，這才也揚長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煙塵陡亂，亂七八糟的小房里，悟出我的兩位同胞開手的搗亂，倒并不是惡意。即使議價，也須在小小亂七八糟之后，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猶言如此凌亂，可見已經檢查過。王獨清先生不云乎？同胞之外，是還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膚的主人翁的。當收款之際，先看門外者大約就為此。但我一直沒有看見這一位主人翁。

后來的毀壞，卻很有一點惡意了。然而也許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鈔票去，只給銀角子。銀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里，沉墊墊地，確是易為主人翁所發見的，所以只得暫且放在枕頭下。我想，他大概須待公事辦畢，這才再來收賬罷。

皮鞋聲橐橐地自遠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時，是一個白人，頗胖，大概便是兩位同胞的主人翁了。

“查過了？”他笑嘻嘻地問我。

的確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問呢？或者因為看見我的行李特別亂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罷。

他從房外拾起一張《大陸報》附送的圖畫，本來包著什物，由同胞撕下來拋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過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經走過，“查關”該已收場了，于是先將第一只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還是不行。一個同胞又來了，叫我“打開來”，他要查。接著是這樣的問答——

“他已經看過了。”我說。

“沒有看過。沒有打開過。打開來！”

“我剛剛捆好的。”

“我不信。打開來！”

“這里不畫著查過的符號么？”

“那么，你給了錢了罷？你用賄賂……”

“………”

“你給了多少錢？”

“你去問你的一伙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個又忙忙走來，從枕頭下取了錢，此后便不再看見——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見桌子上聚集著幾件東西，是我的一把剪刀，—個開罐頭的家伙，還有一把木柄的小刀。大約倘沒有那十元小洋，便還要指這為“兇器”，加上“古怪”的香，來恐嚇我的罷。但那一枝香卻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動，全船反顯得更閑靜了，茶房和我閑談，卻將這翻箱倒篋的事，歸咎于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販雅片的。”他說。

我實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壽有限，“世故”無窮。我一向以為和人們搶飯碗要碰釘子，不要飯碗是無妨的。去年在廈門，才知道吃飯固難，不吃亦殊為“學者”所不悅，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評。胡須的形狀，有國粹和歐式之別，不易處置，我是早經明白的。今年到廣州，才又知道雖顏色也難以自由，有人在日報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變灰色，又不要變紅色。至于為人不可太瘦，則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夢里也未曾想到的。

的確，監督著同胞“查關”的一個西洋人，實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伙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