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的婦女與婦女的解放

茅　盾

做這篇文字的人，元來是極力主張婦女解放的，不過他的鬼意思以為：凡是新潮流雖然只應迎受，不應抗拒;而我們怎樣去迎受這新潮流來實現在我們的社會中;我們迎受之前，應該有怎樣一個準備·這種種方面，都應該先來細細考慮。否則，徒然企慕這名詞好，便去仿效，這是“盲從”;沒有忖量自己的程度和情形，便去勉強摹效，這是“妄作”;“盲從”和“妄作”，都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又以為婦女應當解放不應當解放的討論話，現在是不配說了;我們當前的問題，是解放的準備，和解放的以后。所以這篇文字，更不高談學理;只是就婦女解放問題，下個嚴冷的批評。卻先要請列位明白：我是極力主張婦女解放的一人。我們先想想，婦女解放這要求，是根據什么思想來的。我可以回答道：是根據人類平等的思想來的。因為凡是人類，都是平等的;奴隸要解放，所以那些奴隸(是就中國最舊的男尊女卑觀念說)的婦女也應得解放。在舊禮法底下，婦女不許有自由的意志，不許有知識，不許有自由的行動和言論，被“三從”“四德”等等的信條，束縛得絲毫不能動，一言以蔽之：“人的權利”，剝奪凈盡;現在要解放，就是要恢復這人的權利，使婦女也和男人一樣，成個堂堂底人，并肩兒立在社會上，不分個你高我低。這便叫婦女的解放。但是right①的對面，就是duty。既然享受了人的right，便該盡人的duty。人的duty，不只是衣食住，維持自己的生存;也不只是當兵納稅，做個所謂“國民”;人的責任，一面要維持前代以及現代的文化，一面欲擴充他，增進他，傳給將來。社會是應該前進的。這前進的擔子，是全社會人共任的。不來同挑這擔子的，一定也不是自由人，就是未解放的人。舊禮法認女子是無人權的，所以也不把這副擔子，擱在他們肩頭;——“國家大事，非婦人所知。”這句話，就表示婦女不負大事責任。“良妻賢母”便是從這“女不負責”主義中發生的教條。現在欲讓婦女從良妻賢母里解放出來;男人要把改良社會促進文化的擔子分給他們;婦女要準備精神學好本事來接這擔子;這才稱是真解放。能這樣的婦女，便是“解放的婦女”。所以婦女的解放，是男子一面的事情;而欲使這解放成為有意思的，澈底的，真的解放，那就不能專責成男子;男子只能在旁邊幫忙，提倡;卻不能替婦女一手包辦。到底成功不成功，還在婦女自己——就是婦女自己能做“解放的婦女”。這是我對于婦女解放問題的鬼意思，也就是本文要說的主點。主點明白了，我們再看我們現在社會中的情形，和這理論差得如何。本來談到婦女解放問題，劈頭第一件要事，便是社會對于歷來禮教的信仰心如何，和容受新思想的程度如何，現在姑且假定這兩層障礙，是不成討論的問題(因為有了這兩層，解放一事，便是根本的不可能)，只就物質的一面看。先看社會的生活狀況怎樣。我們大家知道，凡是一種改革，一定要跟著時勢走;不能專靠思想方面的提倡。在Industrial Revolution之前，決不會有capitalism， capitalism，不到極端，也決不會有labour question;這婦人問題也是這樣來的：一方是受了近代人生哲學(ethics)的影響，一方是女子知識增高，和生活情形改變的結果。我們從太古的家族制度看起，一直到現在;先是母系家庭，后來成父權，先是男女共同生活，后來變成女子從社會里擠出，退到家庭;以及現在女子仍舊回到社會上的趨勢，都是和生活情形有關系。因為中古時代社會組織不完備，女子知識不完全，所以不得不守在家里，管理雜務。這一半是能力不足，不能到社會上辦事，一半也因實在家里也少不得個料理雜務的人。現在，如西洋的社會情形，可就不同了。一方面物質文明發達，家里的勞動少了，很不必要個人專管;一方面女子知識增高，實在不配專做這些雜務。加之新思潮又逼著掀翻舊思想的藩籬，自然要產生婦女解放問題了。然而最初的要求，還只限于上流有識婦女的政治解放。所謂女子參政權(woman suffrage)就是，這是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開端的(美國)。到近年女子受高等教育的更多，經濟困難逼著來，就起了女子的職業問題。而社會上有許多職業，還是不許女子做，所以又加了職業解放一個要求。這次大戰②，加入勞動界的女子無數，便又起了女子勞動問題。他們的社會情形是如此，所以直逼著婦女解放問題起來。但是看看我們自己如何·老實說，我們社會的情形，還沒有逼著女子從家里出來;家庭的組織，還少不了女子。況且大部分的女子，也實在沒有能力可到社會辦事。試問女子從家庭里解放出來，——從良妻賢母主義底下解放出來——到社會上，卻無事可做，或者有事而不能勝任;這解放又有什么意思呢·我想現在的新婦女，也一定以為這解放是不名譽的解放，不屑受的。所以我說我們先要變更我們的社會生活;卻不是說社會生活沒有變更以前，便可以不談解放。我們要利用這時機去準備一切。倘然準備未完成，情形未到以前，便胡亂一做;徒然弄成家庭以及社會的擾亂罷了。而且反要加厚反對的勢力。這社會情形的尚未容許，是我們談婦女解放問題者第一件應該考慮的事情。但是環境的勢力到底不是絕對的;我們人有改造環境的能力。所以談到婦女解放問題的第二個著眼點，就落在婦女自己身上。我所謂婦女自己身上的事情，便是知識問題。我國婦女大多數缺乏普通知識，這是不必諱言的。近年開了許多女學校，高小最多;高小畢業的女子，何曾有完全的常識。中等以上的女校，本來就少;畢業的女生，也未必個個能滿人意。所以我國婦女的知識，可以說是尚在水平線以下。但這不算是可恥的事。我國婦女之無知識，不是婦女自己的不好，是歷來的社會信條害他們的。婦女的能力薄弱，也是因為社會一向不許婦女有能力，所以自然退化。欲把他們已退化的能力從新喚起來，使他們無知識的腦筋有知識，并不是件難事。只要男子肯極力幫忙，女子肯自己發奮。女子中已受高等學問的，我希望他們且慢來和男人竭力爭女權;我希望他們極力去提拔他們墮落的無知的姊妹，力爭上游;先把自己一邊的人弄好，再一齊立起來和男子爭;那時男子雖欲不解放女子，也是勢所決辦不到——事到那時，男子也不會再等女子來開口了。若照現在的情形做去，就算辦到解放，也只是片面的，半身不遂的;無識而趨時的婦女，也許要借此做出許多罪惡。我想這種解放，明白的新婦女，也決不要的。再進一層講，我們對于現在力求解放的新婦女，嚴格批評一下，看他們到底趕得上美國的Mrs.Abigail Adams③和Susan B.Anthony④英國的Mrs.Pankhurst⑤法國的Sophie Grouchy么·不要說學問，他們的精神毅力，高尚理想，高貴人格趕得上么·這種嚴格的責備，我本來不愿加之于人;再放低講，只問他們自身究竟有沒有解放·我該死該死，我竟欲說大多數是連自身都沒有解放!他們(我當然不敢說是全體，但不能不信是大多數)天天說生活獨立，究竟何曾獨立;真一身養一口的，還是幾個苦女工。自命為群眾的先驅，究竟何曾在物質的欲望方面脫卻社會的羈絆，有超于時俗的高尚理想。至于那些借解放的美名以行一己的便利的更不消說了!實在的情形是如此，無怪那守舊的以為是破禮教之大防，維新的也以為非解放的真意，非難的聲調，四下里一齊起了。所以我以為將來萬一女子解放運動失敗，怪不得男子阻撓的緣故，因為男子對不利于己的自然要阻撓;只該女子自怪自己的能力不足。歐洲女子的權力，也是因為大戰里出了力，才能夠伸長。可知男人狃于歷史的習慣，不喜女子解放，是人類大概都同的，不能專怪中國的男子頑固。但是作者自信還不算守舊，對于婦女解放本來是非常贊成;不但贊成，還很愿幫忙;所以不辭淺陋，在這里多嘴。并且我的解放論調，是以男女絕對平衡，同擔改良社會促進社會之責任為究竟目的。我所期望于女同胞者過厚，所以我的觀察也更嚴。卻始終不以“盲從”“妄作”為然。我以為現在正是預備時期;重大的責任，全在已受教育的婦女;我對于他們的希望——也就是規勸——有四條：一、 先求解放自己，確立高貴的人格和理想，比時俗高出一層，不受群盲暗示的擾亂。二、 應該了解新思潮的真意義;所謂解放，是意志刻苦的精神解放;人類的生活，是互助的生活，不單是要求和爭奪。三、 希望他們現在盡力增高自己一邊的程度，放十二分精神去扶助無識的困苦的姊妹，不要白費精神來空爭。四、 希望他們的活動，不出于現社會生活情形所能容許的范圍之外。以上四條，都是上文已經說過的，現在總結起來當本篇的結論。倘然能夠辦到，就沒有男子的助力，一定也會達到解放的目的，何況男子中不乏愿意出力的人呢。我再鄭重說道：“解放的婦女與婦女的解放是相連;欲求婦女的解放，先求有解放的婦女。”

原載1919年11月15日《婦女雜志》第5卷第11期

〔注釋〕　①right：英語，意即權利。下文的duty，英語，意即義務。　②這次大戰：指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　③Mrs.Abigail Adams(1744—1818)：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的夫人。　④Susan B.Anthony(1820—1906)：美國社會改革運動的參加者，曾與人合著《婦女參政史》。　⑤Mrs.Pankhurst(1858—1928)：英國女權主義者。〔鑒賞〕　人們通常知道茅盾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和文化活動家，但他還是杰出的社會活動家，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之一。他早期的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現在的人們知道不多。事實上，在20世紀20年代，風華正茂的茅盾不僅在文學界名聞遐邇，而且在思想文化領域也是一員非常活躍的干將，很有建樹。《解放的婦女與婦女的解放》發表于五四運動期間。難能可貴的是，茅盾在那個時候對婦女解放的見解就已進入深度的理性層面，直接切入到婦女解放運動的發生、目的、任務和途徑等問題。他冷靜而又深入地思考婦女解放在我國的可能性，所碰到的障礙，以及婦女解放如何成為現實。文章開首提出，怎樣迎受這個潮流使之在社會中實現，而實現之前還得做什么準備·在結尾提出，要求婦女的解放，先要求有解放的婦女。筆者認為，這是立體的“婦女解放論”。茅盾對婦女解放的態度旗幟鮮明，他指出婦女解放在理念上依據的是人類平等的思想。人類平等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包括性別的平等，人的解放理應包括婦女的解放。幾千年來，婦女得不到與男子平等的地位，還居于男子的奴隸，這是歷史造成的。舊的禮法不把婦女當人看待，不準婦女有自由的意志、知識和言論及行動的自由，使婦女失去了做人的權利，實在是荒誕無稽。翻過這陳舊的不合理的一頁，就要“使婦女也和男人一樣，成個堂堂底人，并肩兒立在社會上，不分個你高我低”。文章的核心是強調婦女自身的素養和作用不可忽視，它關系到婦女解放能否實現的問題。男子要接受新思想，扔掉“大男子主義”，站到整個人類解放的高度，為婦女的解放鼓與呼，支持婦女解放，為其助一臂之力。但男子對婦女的解放究竟不能，也無法一手包辦。作為解放的婦女，權利與義務是相適應的，須和男子一起扛起社會前進的擔子，倘若解放了的婦女無法支撐這副擔子，不能履行這應盡的義務，就難以完全實現婦女的解放，不能爭得自己的榮光。婦女當然也要讓全社會人刮目相看才好。作者看得分明，舊時人們認為“國家大事，非婦人所知”，把婦女排斥在參與社會建設、國家發展的使命之外，現在要讓婦女擺脫唯有做家庭的賢妻良母的觀念，要打碎壓迫、制約婦女的枷鎖，充實自己，走上社會，來承擔自己所應承擔的擔子，才是真正的解放。“能這樣的婦女，便是‘解放的婦女’。”這是富有見地的。要改變這種狀況，光靠思想的提倡是不夠的，需要社會制度的變革才行，需要群起而行的造勢才行。作者回顧了世界歷史，提到了英國的工業革命，提到了資本主義，提到了社會化勞動。18世紀的工業革命以機器取代人力，以大規模工廠化生產取代個體工場手工生產，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由此，西方的婦女走出了家庭，參加社會化的勞動，隨著物質文明的發展，又受到近代人生哲學的熏染，提升了自己的知識水平，較早觸及了婦女解放的問題，意識到要掀翻舊思想的藩籬。從上流有識婦女開始，女子參與政治，有了參政權，更不一樣。女子接受高等教育，需要經濟的支撐力，又延伸了婦女的職業要求，打破對婦女從業限制。作者反觀了婦女受壓迫的歷史。從遠古的家族制度起，先是母系社會，后來變成服從父權，女子從社會里被排擠出去，重新回到家庭。到了中古時代，社會組織仍不完備，女子只能從事家務，何以參與社會事務，更何談婦女的解放·作者洞若觀火，察覺到“凡是一種改革，一定要跟著時勢走”。也就是說，婦女要解放，非得倒逼自己，看清大勢，看到陋習陳規的危害，振作起來，切實改變社會生活的現狀不可。當時中國社會的情形，如同作者坦言的：“還沒有逼著女子從家里出來，家庭的組織，還少不了女子。況且大部分的女子，也實在沒有能力可到社會辦事。”婦女要參與社會環境的改造，也要正視自己的不足，發奮努力，自尊、自愛、自立和自強。譬如，力求接受高等教育，使自己的知識超出一般的水平;之后再提攜落后、愚昧的姊妹，引導她們和自己一起，走上解放的正路;待全體的婦女醒悟了，團結一致了，有力量了，“男子雖欲不解放女子，也是勢所決辦不到”。婦女倘若不能適應社會對自己的要求，所謂的解放就無從實現，勉強的“解放”或是空中樓閣，或“半身不遂的”。而且，“無識而趨時的婦女，也許要借此做出許多罪惡”。這是值得警醒的。作者還把當時的女子，與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的夫人、美國社會改革運動的參加者Susan B. Anthon、英國女權主義者Mrs.Pankhurst等比照，在精神毅力、所懷理想和人格方面，相距甚遠。這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借鑒，希望我國的婦女要挑戰自己，克服自己的局限，努力向上走，爭得同男子的平等。婦女的解放，是一個過程，要卸掉沉重的歷史和自我的包袱，路漫漫矣!婦女解放，既有社會和男子的傳統阻遏，又有婦女自身的原因。就后者，作者提出了四條希望，強調婦女要確立高貴的人格，堅持自身精神解放特別是思想道德觀念解放，提高自己，相互扶持，真正成為“解放的婦女”。中國婦女解放的狂飆時代嚴格地說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充塞在當時新聞、論說、學術文章與文學作品中的，便是這一主題。茅盾在“五四”前后發表了相當數量的專論婦女解放的文章，不愧是一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理論家。他的一些主張，今天看來仍有現實意義和深遠的啟示。而婦女解放，歸根結底還是人的解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