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墨子·非命下》原文鑒賞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①。若不先立儀而言，譬比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②，吾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眾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于天下^③。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于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

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圣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④。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驅馳田獵畢弋^⑤，內湛于酒樂^⑥，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⑦，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成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饑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⑧，此皆疑眾遲樸^⑨。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后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⑩：“允不著⁽¹¹⁾，惟天民不而葆⁽¹²⁾。既防兇心⁽¹³⁾，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¹⁴⁾： “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¹⁵⁾，用爽厥師⁽¹⁶⁾。”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發曰⁽¹⁷⁾：“惡乎君子!天有顯德⁽¹⁸⁾，其行甚章。為鑒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¹⁹⁾。惟我有周，受之大帝⁽²⁰⁾。”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箭之篇以尚⁽²¹⁾，皆無之，將何若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²²⁾，而利其唇吻也⁽²³⁾，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染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衽，多治麻統葛緒⁽²⁴⁾，捆布繡，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匱若信有命而致行之⁽²⁵⁾，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急乎紡績織紉⁽²⁶⁾，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²⁷⁾;下以持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損其國家⁽²⁸⁾，傾覆其社稷者，此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 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注釋】 ①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應為“不可不先立儀而言”。儀：儀法、規矩。 ②鈞：古代制陶器用的一個轉輪。朝夕：即日規，是古代利用日影以測定時間的一種儀器。 ③令問：同令聞，好名聲。 ④而：能。 ⑤畢：古時用于捕獵的帶柄的網。弋：用系繩的箭發射。 ⑥湛：同沈，沈湎。 ⑦罷：同疲，軟弱。 ⑧術：同述，即復述有命的說法。 ⑨遲樸：應為“遇樸”。遇：通愚，即愚弄。 ⑩總德：上古逸書的篇名。 (11)允不著：果真對天不恭順。允：信、真：著;應為“若”，順。 (12)而：能。葆：同保。 (13)防：通方，比同。 (14)仲虺之告：逸《書》篇名。仲虺：商湯的左相。告：同誥。 (15)式：通用，因而。增：同憎，厭惡。 (16)爽：當是“喪”之誤。 (17)去發：當是“太子發”之誤(從孫星衍說)周武王名發，原是文王的太子。這里當指《太誓》的上篇，因以“太子發上祭于畢”發端而名之。 (18)有：同右，輔佐。 (19)祝降其喪：謂天絕紂王之命，降予喪亡以示懲罰。祝：斷。 (20)大帝：應為“大商”，商朝。 (21)十簡：同什簡，指書籍。以尚：之上。 (22)惟舌：應為“喉舌”(從王引之說)。 (23)唇吻：指嘴巴。(24)麻��：即麻絲(從王引之說)。(liu音劉)。 (25)蕢若：蕢同籍。藉若，即假若。 (26)急乎：應為“怠乎”，懶于。 (27)不使：認為不順從。使：當作從。 (28)共損：共，當是失之誤：失損，即喪失。

【今譯】 墨子說：凡是要發表言論，就不可以不先立下一個準則，然后再講。如果不先立下一個準則就講，就好比在制陶工的轉輪上安置日規一樣，我認為雖然有測定時間的日規，其結果必然無法靠它來測定出準確的時間。因此判定言論是否合理，也有三條準則。是哪三條準則呢?第一是考求史實，第二是審察本原，第三是付之于實際。何從考求史實呢?就是考求古代圣王的事跡。何從去審察本原呢?就是要審察人們耳目所見的實情。如何去付之于實際呢?就是具體運用到對國家、百姓的治理方面，看它的實際效果。這就是判定言論是否合理的三條準則。

所以從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當他們治理天下的時候，就說：務必要推崇孝子，以勉勵人們都敬事雙親，務必要尊重賢良的人，以引導人們從善。因此施政教化，重在賞善罰惡。認為只要這樣去做，天下的混亂局勢，就可以得到治理，國家的危險情形，就可以安定。如果認為這話不對，那么試看從前夏桀統治下的動亂，到了商湯就治理好了;商紂王統治下的動亂，到了周武王就治理好了。在那個時候，社會沒有改變，人民也沒有改變，只是統治者改變了政治措施，民風也就隨之而改變。在桀、紂的統治下，天下就動亂;在湯武的統治下，天下就太平。天下之所以太平，是由于湯、武的力量;天下之所以動亂，是由于桀、紂的罪過。這樣看來，安危和治亂的關鍵，在于統治者的政治措施，哪里有什么“天命”的主宰呢?所以，從前的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當他們施政于天下時，都說：一定要使饑餓的人有飯吃，使受凍的人有衣穿，使勞苦的人得到休息，使動亂的局勢得到治理，他們因此而能揚美名于天下，怎么可以說這是“天命”呢?這確實是因為他們的努力啊!現在的賢人君子，尊重賢才，又努力研究施政的經驗，所以在上能得到王公大人的獎賞，在下能得到眾百姓的稱贊，他們因此而能揚美名于天下，這難道也是因為有“天命”嗎?這也是因為他們的努力啊!

但是，現在堅持有“天命”的人，他們的觀點不知道是根據從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賢士呢?還是根據從前夏商周三代的暴君壞人?如果從他們的說法來看，就一定不是出于從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賢士，而一定是出自暴君壞人。現在，那些認為有天命存在的人，就好比從前夏商周三代的暴君夏桀、商紂王、周幽王、周厲王，他們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能抑制自己對于聲色的貪求，而是隨心所欲，在外馳騁捕獵，在內則沈湎于飲酒作樂，不顧他們國家百姓的政事，總做無益的事情，殘害百姓，違背民心，于是喪失了他們的國家。他們對此的說法，不是指出自己的軟弱無能。治理不力，而必定說自己命里注定要喪失國家。即使從前夏商周三代的一般無能的、不好的人，情況也是這樣。他們不能很好地事奉雙親和君長，厭惡恭敬謙虛，喜歡傲慢無禮，貪圖吃喝，懶于做事，以致衣食財用不足，所以有身受饑寒凍餓的憂患。他們對此的說法不是指出自己的軟弱無能，做事不勤勉，必定說：我命里注定了要受窮。從前夏商周三代不老實的人，也是這樣。

從前的暴君造出了命運前定的說法，一般平民又將它進一步演述，去欺騙那些忠厚老實的人。前代圣王早已擔心到這一點，所以寫在竹簡和素帛上，刻在金石上，雕鏤在盤孟上，留傳給后代子孫。有人問：記載在什么書上呢?夏禹的《總德》上就曾說：“若真對天不恭順，那么天和人民都不能保護他。既然有了險惡之心，天就會給予懲罰。不重視自己德行的修養，天命怎么能保護他呢?”《仲虺之誥》上說。“我聽說夏桀矯稱受命于天，借此來統治黎民百姓，天帝于是憎惡他，使他喪失了民眾。”他把本來不存在的天命謊稱為是存在的，所以說是“矯稱天命”，如果“天命”確實存在，他說是有，哪里談得上是“矯稱天命”呢?從前夏桀堅持“天命論”來實行他的統治，商湯就作了《仲虺之誥》來反對他，《太誓》上《太子發》篇曾說：“啊，君子!上天保佑有明德的人，這事非常明顯。可作為借鑒的并不遙遠，就在殷紂王的時代。他說人有‘天命’，認為敬天沒有必要，祭祀沒有好處，貪暴沒有妨害。上帝因此不贊助他，使他的九州之地都喪失了;上帝認為他不順從，因而斷絕了他的性命，降下喪亡的懲罰。而我們周朝，則繼承了商朝的大命。”從前商紂王堅持“天命”論來實行他的統治，周武王就寫了《太誓》的《太子發》篇來反對他。你們何不向上考察商周虞夏的典籍，從這些書籍篇章上溯歷史，都沒有“天命”的說法，為什么會這樣呢?

墨子說：當今天下的君子研究文學發表言論，不是為了使他們的喉舌辛勞，使他們的嘴巴變得快利，他們內心確實是為了對國家、鄉里、人民在治政上有所貢獻。現在王公大人之所以一早就上朝，很晚才回家，以審理案件，治理政事，自始至終都這樣做，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因為他們知道，辦事勤勉，國家就一定治理得好;如不勤勉，就一定會混亂;努力辦事勤勉。國家就一定安定，如不勤勉，就一定危險。所以不敢懈怠。現在卿大夫之所以竭盡全身力量，絞盡腦汁，對內治理好官府，對外征收關市山林湖泊魚梁的稅利，用來充實倉廩府庫，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因為他們知道，勉力做事，他們的地位就能得到提升，如不勉力去做，他們的地位就會降低;努力的人一定顯榮，不努力的人就會聲譽掃地，所以不敢懈怠。現在農夫之所以早出晚歸，努力耕田種植，多收糧食，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因為他們知道，努力耕作就能夠富足，不努力耕作就會窮困;努力耕作就能夠吃飽，不努力耕作就會挨餓，所以不敢懈怠。現在婦女之所以早起睡晚，努力紡紗織布，多制麻絲葛線，織出成捆的布帛，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因為她們知道，努力紡織就能富足，不努力紡織就會窮困;努力紡織就能穿得暖，不努力紡織就會受凍，所以不敢懈怠。現在如果人們相信有“天命”而影響到自己的行動，那么，對于王公大人來說，就必然會荒于審理案件治理政事，卿大夫就必然會懶于治理官府，農夫就必然會懶得耕田種植，婦女就必然會懶得紡紗織布了。而如果王公大人荒于審理案件、治理政事，卿大夫懶于治理官府，那我認為天下一定會混亂了。如果農夫懶得耕田種植，婦女懶得紡紗織布，那我認為天下衣食財用就必然要缺乏了。如果照這種情況去治理天下，向上敬事天帝鬼神，天帝鬼神也認為是不順從天意的;向下保養百姓，百姓也認為對他們是不利的，就必然會離散出去，不能為主上所用。因而入城守衛就不能鞏固，出城攻伐就不能取勝。從前夏商周三代的暴君，夏桀、商紂王、周幽王、周厲王之所以會喪失他們的國家，喪失他們的社稷，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因此墨子說：現在天下的士君子，如果心中果然想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那么對于堅持“天命”論者的說法，就不可不堅決加以批判，因為“天命”是一些暴戾的君王所造出來的，是由一些平民演述出來的，不是仁人應說的話。現在要行仁義的人，不可不審察并堅決加以反對的，就是這個“天命”論。

【總案】 《非命》共有三篇，這是下篇。“非命”的觀點，是墨子在與儒者辯論中針對儒家“天命”觀提出來的。墨子認為，國家的興亡，取決于統治者的治理;人的貴賤貧富，決定于各自的努力。如果信守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思想，那作為統治者就必然會荒于政治，導致天下混亂;作為黎民百姓就必然會荒廢生產，導致衣食不足。墨子這種“非命”意識，有樸素的唯物因素。文章一開頭就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即判斷是非真偽，一要有歷史的依據，二要憑人們所見所聞的實情，三要看付諸實行的效果。接著，作者就運用“三表”法對“天命”問題加以鑒別和辯析。首先從歷史上看， “三代圣王”禹湯文武治理有方，故天下治，“三代暴王”桀紂幽厲施政無道，故天下亂，因而得出結論：安危治亂在于人為，哪有什么“天命”!作者援用“圣王”們的考察作驗證，引用夏禹、商湯、周武王的書籍，說明古代典籍上都沒有“天命”的說法，證明“天命”之說的荒唐。作者又從現實的角度指出，如果信奉“天命論”，王公卿大夫以及勞動者就會拋棄本業，導致天下混亂、衣食匱乏的后果。“三表”法是一種以實踐為基礎的認識論，以“三表”法來論析，使文章論據充實，道理堂正，具有難以辯駁的邏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