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梁靖云 【本書體例】

【原文】：

《論語·微子篇》⁽¹⁾：楚狂接輿⁽²⁾，歌而過孔子曰⁽³⁾：

鳳兮，鳳兮⁽⁴⁾，何德之衰⁽⁵⁾。往者不可諫⁽⁶⁾，來者猶可追⁽⁷⁾。已而，已而⁽⁸⁾，今之從政者殆而⁽⁹⁾。

孔子下⁽¹⁰⁾，欲與之言；趨而辟之⁽¹¹⁾，不得與之言。

【鑒賞】：

這是一首諷諫歌謠。歌辭的作者是春秋時楚國的隱士接輿。《論語·微子》、《莊子·人間世》、嵇康《圣賢高士傳》、《韓詩外傳》等書中均簡要記錄過其事跡片斷。歷代注家對其身世說法不一，茲錄稽康《圣賢高士傳》〈引自朱自清《古詩歌箋釋三種》〉中的一般記載，雖不一定完全可靠，但對我們了解接輿其人的思想性格，不無參考價值。

“狂接輿，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曰：‘愿先生治江南。’接輿笑而不應(yīng)；使者去。妻從市來，曰：‘門外車馬跡何深也?’接輿具告之。妻曰：‘許之乎?’接輿曰：‘富，人之所欲，子何惡之?’妻曰：‘吾聞至人樂道，不以貧易操，不為富改行。受人爵祿，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曰：‘誠然，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載紝器，變姓名，莫知所之。嘗見仲尼，歌而過之曰……”

從這段注和類似的其他記載中，可以略知接輿是一個有一定道德修養(yǎng)和治世能力的“賢”者，但卻不愿從政，而是退隱山野，過著自食其力的勞動生活，因佯狂不仕，故人稱楚狂。

詩歌諷諫的對象是孔子。

根據(jù)《論語》記載，接輿是在孔子赴楚后住地的門外吟唱的。孔子在屋里聽到歌聲，隨即下堂出門，想和接輿交談，然而接輿已經(jīng)走了。歌聲從大門外傳入堂內(nèi)，說明接輿吟唱時聲音之洪亮，明明是唱給孔子聽的，卻又故意“趨而避之”，其行動確乎有點顛狂。然而，從詩歌的內(nèi)容看，顛狂是假，對孔子進行諷諫，才是他的真意。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詩歌一開始就以第二人稱的口氣，聲聲呼喚“鳳凰啊，鳳凰啊”，這是一個暗喻，表面上是對孔子的一種贊美。這里借用鳳凰來諷喻孔子，意謂“你不是自詡為才德高尚的人嗎?“接著，詩意陡轉(zhuǎn)，提出“你的圣德為什么這樣衰微了呢”，用反問的語氣，指斥孔子空有德高望重的虛名，并無德行可言。古代相傳，鳳遇圣君乃出現(xiàn)，如值衰世則隱而不見。在接輿等當(dāng)時的隱士看來，春秋后期，社會混亂，壞人當(dāng)?shù)溃胁诺碌娜吮井?dāng)隱退，而孔子卻周游列國，積極宣傳改革政治的主張，實在是不識時務(wù)。這在《論語》的《長沮桀溺耦而耕章》(《微子篇》)中也可以得到證明。隱士桀溺對子路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在接輿、桀溺等隱士看來，亂世隱退，逃避現(xiàn)實，才算有德之人，所以朱熹《論語集注》說“何德之衰”是譏其人(孔子)不能隱為‘德衰’也”。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是接輿對孔子經(jīng)歷的評價，也是給孔子指出的道路。接輿對孔子過去的挽救天下的危亡，風(fēng)塵仆仆、周游列國的行動是完全否定的。認為過去的孔子，已無法勸阻；今后還可用“正確”的行動去補救已往的過失，那就是，避世隱居，當(dāng)一個接輿那樣具有“風(fēng)德”的人。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注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fù)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這種解釋是很有道理的。接輿用復(fù)沓的歌詞，強烈的感情，勸告孔子“算了吧，算了吧，”因為世亂已達極點，統(tǒng)治者沒有德行，都處于危亡的邊緣，勸孔子不必再辛勞的奔波勞碌了。在這兩句話中接輿給孔子開列的處世藥方，雖然是不足取的，但他對現(xiàn)實社會清醒的認識和強烈的批判態(tài)度卻是值得稱贊的。

總之，這首詩歌，通過隱士對孔子的諷諫，表現(xiàn)了當(dāng)時的隱士們對社會現(xiàn)實的政治態(tài)度和思想感情，他們尖銳地揭露和抨擊春秋末年奴隸主階級黑暗的政治統(tǒng)治，這是很有現(xiàn)實意義的，但他們那種逃避現(xiàn)實斗爭的態(tài)度則是消極的，和他們的主觀愿望相反。這首詩歌在客觀上刻劃了一個積極干預(yù)社會現(xiàn)實，努力推行改革主張的正面形象，反映了一種健康向上的人生態(tài)度，這才是真正值得提倡的。這首詩歌本身，并沒有正面刻劃孔子聽了接輿諷諫后的心理狀態(tài)。只是在《論語》中記載了“孔子下，欲與之言”的行動，至于“言”什么，沒有說。但我們從《論語》的其它篇章中，卻可以清楚地知道，孔子絕不會按照隱士們指引的道路去逃避現(xiàn)實，歸隱山林。孔子這種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是應(yīng)當(dāng)充分肯定的。這也正是孔子的偉大之處。

這首詩在藝術(shù)手法上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反映了我國早期民間歌謠創(chuàng)作的一些規(guī)律。顧頡剛《論詩經(jīng)所錄全為樂歌》一文中說過：“詩歌是民眾為了發(fā)泄內(nèi)心的情緒而作的；他并不為聽眾計，所以沒有一定的形式。他如因情緒的不得已而再三詠嘆，以至有復(fù)沓的章句時，也沒有極整齊的格調(diào)。”〈引自朱自清《古詩歌箋釋三種》〉顧先生的論述對象們認識這首詩歌的藝術(shù)特點是頗有啟發(fā)的。在《接輿歌》中，作者運用比喻開頭，以鳳凰暗比孔子，增加了詩歌的形象性，這和《詩經(jīng)》中“比”的寫法是一致的。對偶句的運用，“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是典型的對偶；多用復(fù)沓詞語，便于抒發(fā)強烈的感情，唱出和諧的音韻，如“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即是，這些寫作手法，在后代的詩歌中都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在章法上，每兩句構(gòu)成一層意思，但各層字句不等，沒有整齊的章段。在《詩經(jīng)》里，不同層次的內(nèi)容，復(fù)沓重唱，給詩歌帶來了更多的節(jié)奏感和音樂性，這種結(jié)構(gòu)顯然是受到民歌古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