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崔曙庭

裴松之所作的《三國志注》，是現(xiàn)存的最早的也是較好的一個注本。

裴松之(公元372－451年)，字世期，南北朝時宋河?xùn)|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在東晉時曾歷官司州主簿、治中從事史等職。劉宋取代東晉以后，裴松之深為宋武帝劉裕所寵信，認為他有“廊廟之才”，得到重任，歷任國子博士、中書侍郎、太中大夫等職。宋文帝劉義隆看到西晉初年陳壽所作的《三國志》內(nèi)容比較簡略，于是令裴松之為該書作注。從元嘉三年(公元426年)開始，經(jīng)過三年左右的時間，便完成了注書任務(wù)。當(dāng)時劉義隆看裴注以后，夸贊他說：“裴世期為不朽矣。”可見裴注在當(dāng)時就受到賞識。直到今天，我們?nèi)哉J為裴注為我們研究三國時期的歷史，提供了大量的史料，這種貢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裴松之注《三國志》與《史記》三家注和《漢書》的顏注，重點均有所不同。《史記》、《漢書》的注，著重在文義的訓(xùn)釋，以及名物制度、地理沿革等的解說，而《三國志》注，則主要是針對該書的簡略，而增補了大量的史料。在陳壽撰寫《三國志》時，由于時代隔得近，有關(guān)寫三國時期的歷史著作，不是看不到，就是尚未編寫出來。到了南北朝時，魏晉時期關(guān)于三國歷史的著作，就大量涌現(xiàn)出來，裴松之可以充分利用這些材料，作為注《三國志》之用。根據(jù)《三國志》注所引書目，錢大昕在《二十二史考異》中，列舉了一百四十多種，而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則列出了一百五十余種。其實錢、趙二書所列舉的書目數(shù)字，還不是全部引書之?dāng)?shù)，據(jù)近人詳細統(tǒng)計，裴注引書當(dāng)在二百種以上。

裴松之從四個方面對《三國志》進行了注補工作。第一，補其缺漏。陳書所不載而應(yīng)該載入的史事，均收入以補其缺。第二，條其異同。凡是同一事而各說不一的，又不能判斷誰是誰非的，則一并收入，以備異同。第三，正其謬誤。對于明顯的錯誤記載，或違背常理的議論，一一予以糾正。第四，論其得失。對時事和陳壽的不正確看法，進行評論。以上四條，概括起來，就是補缺、備異、糾繆、評論。這四條中，前三條都是要用史料來說明問題的，所以都是屬于補充史料的范圍，只有最后一條是評論文字，不一定需要補充史料。

由于裴松之注書的重點是補充史實，所以在材料的引用方面，與其他注釋迥然不同。一般注史者在引用材料時，多只摘錄片斷文字作為例子，以說明問題而已，而裴注往往比較完整地抄錄全文，以備一說。這樣，在他的注文中就保存了大量完整的史事，為后人研究這一段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史料。這樣一來，注文的分量就大大超過了陳壽的本文，我們決不能因為注文比較詳盡，因而譏其繁蕪。何況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晉時代的二百多種著作，到唐代修《隋書·經(jīng)籍志》時，能見到的已經(jīng)不到四分之三，而到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所以賴裴注保存下來的那些史料，就顯得更加寶貴了。因此《三國志》正文與注文具有同樣重要的史料價值。過去金陵書局聚珍版印大字《三國志》，注文和正文字體一樣大，只是把注文低一格，以示區(qū)別，最能體現(xiàn)二者同等重要的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