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瑞明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為浩繁的一部官修史書。

元世祖忽必烈命修宋史，但對體例問題爭執不休，一種意見認為宋為正統，遼、金為割據。另一種意見認為，遼自唐末占據北方，與五代、北宋相次而終，當為北史；宋繼周統，至靖康之變，當為宋史；金破遼滅宋，據有中原，當為北史；建炎以后則當為南宋史。元代后期，社會矛盾激化，元順帝急于要從前代歷史上尋求治國良方，以維護其統治，公元1343年(至正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當時脫脫為相，主持修史，斷然決定，遼、金、宋都是正統，設局修三史。

《宋史》的志有一百六十二卷，在二十四史中，志的分量最重，其中《食貨志》十四卷，是《舊唐書·食貨志》的七倍；《兵志》十二卷，是《新唐書·兵志》的十二倍；《禮志》二十八卷，竟占二十四史所有禮志的一半。《宋史》列傳二百五十五卷，共寫了兩千多人的生平事跡。這樣一部龐大的史書，是在短短兩年半的時間內趕寫成的，公元1345年(至正五年)成書。

《宋史》保存了豐富的史料。宋代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皆具有新的特點，宋代的封建主義君主專制，采取了防止分裂割據再現的強有力的措施，完成統一。《宋史》卷三《太祖三》贊曰：“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經過四十年的勵精圖治，務農興學，慎罰薄斂，懲治貪污，廣開言路，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土地利用程度的提高，棉花種植的推廣，棉紡織業的興起，獨立經營的絲織作坊的出現，冶金、陶瓷、造紙、制茶業的發展，便錢務、交子務的設立，紙幣的行使，以及三大發明，這些事例，說明有宋一代，時代的內容非常豐富，勞動人民在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方面，皆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這些成就絕大部分在《宋史》上或多或少有所反映。

封建社會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宋史》卷一七三《食貨》上一，專說農田之制，從太祖即位談起，一直談到咸淳三年，說明宋代土地兼并問題始終是很嚴重的；與此同時，全國多廢田，多流民，真宗、仁宗時期，人口增加，耕地面積擴大，而京西的唐、鄧間拋荒的土地竟占十分之八九，因此有人提出，要將唐州廢為縣。小民百姓最感到痛苦的，是“催科無法，稅役不均”，要求“均平賦役”的呼聲較高。如何均平賦役，趙宋統治者作了一些表面文章，如派均稅官，行經界法，但吏治腐敗，毫無實效。宋代的官吏，“明賢者絕少，愚暗者至多”，賦役不能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予救。自趙匡胤始創猜疑之法，為防止兵變與政變，保全趙家之權益，痛抑一切聰明才智之士，諫官有以盡言而去職，御史有以振職而出臺；范仲淹的慶歷新政，王安石的熙寧新法皆以失敗告終。奸臣當道，忠良遭殃。這些情況，在《宋史》列傳中有比較多的記載，如《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就有“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宋代的政治，正不勝邪，是非不分，所謂“天子無一定之衡”，《宋史》提供了較多的事例。

《宋史》上有不少珍貴的史料，如卷五六《天文志》九記載，客星“至和元年五月己丑，出天關東南，可數寸，歲余稍沒。”這是說，公元1054年六月十日，新星出于金斗座，經過一年后，才稍微隱沒不見。這是目前世界公認第一顆超新星記錄。此外，《宋史》還記載了公元1006年和1181年的兩顆新星。《宋史》上的《天文》、《律歷》、《五行》等，雖充滿封建迷信的說教，但仍然保存了許多寶貴的天文氣象以及關于地震等自然災害的資料。

宋代道學(即理學)興起，在《宋史》上有比較充分的反映。道學，成為貫穿《宋史》的主導思想。因為元統治者企圖以儒家思想加強思想統治，特詔定以《四書集注》試士，集注的編者朱熹被推崇備至，朱熹是集道學之大成者，把三綱五常提高到天理的高度，使道學成為官方哲學。執筆編修《宋史》的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都是道學的忠實門徒，特別是歐陽玄，對道學頗有研究。他們都能體會貫徹元統治者的意圖。道學家的思想主張成為他們編寫《宋史》的原則綱領，他們為了很好地為君主專制服務，特立《道學傳》，大量選錄道學家的學說，宣揚唯心史觀。寫入《道學傳》的有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等二十四人，朱熹傳寫得最長、最詳盡。

《宋史·道學傳》為我們研究道學、了解道學家的本來面目，提供了不少史料。

宋代農民起義，以“等貴賤，均貧富”為綱領口號，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宋史》在道學思想的支配下，對宋代頻繁的農民起義沒有給予一定的篇幅，對農民起義首領，只立了《方臘傳》，是作為《童貫傳》的附傳出現，而且視起義農民為“盜”或“賊”，這是與其他封建“正史”共同的地方。對當時的改革家王安石，則多有歪曲不實之處。但是對推薦秦檜可任大事的張浚，對蔡京腹心葉夢得，卻百般回護，在他們的傳里，為之隱惡揚善。這種是非失當的現象，在《宋史》中比較普遍。因為元代修《宋史》，多本之宋代《國史》，而宋之《國史》又多據各家事狀、碑銘編綴成篇，故是非不可盡信。周世宗親征壽州時，劉仁贍降。此事已經歐陽修辨明其非，《宋史·袁彥傳》仍以訛傳訛。《宋史·曹友聞傳》記元兵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而李顯忠早在六七十年前死去。如另有一李顯忠，則當加以說明。《宋史》對不應立傳的卻立了傳，如卷四一九的宣繒、別之杰、鄒應龍、金淵，卷四二〇的張磻、饒虎臣、戴慶炣，都只敘履歷，絕無一言一事，根本無立傳的必要。而對布衣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水工高超創造黃河決口合龍的新技術，都付缺如。《宋史》的遺漏較多。突出的問題是繁雜蕪穢，卷三五七既有李熙靖，卷四五三又有李熙靖，考其事跡，實系一人，并非偶同姓名者，這就是一人兩傳。傳與傳，表與傳，紀與傳，傳文與傳論之間，互相矛盾，如《陳宜中傳》謂尹玉等皆戰死，張全不發一矢；《尹玉傳》則稱張全等抗戰軍敗。《宋史》前后詳略不一，北宋的歷史講得很完備，因為有王偁《東都事略》及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作為參考；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的歷史也寫得不錯。但南宋中葉以后，就寫得過于簡略，尤其是把南宋末年最后兩個小皇帝即端宗(趙昰)、帝昺(趙昺)削去帝號，不寫入本紀。

由于《宋史》存在不少問題，有人作改寫的嘗試。明代柯維騏，為了一心一意改寫宋史，竟然采取“自宮”的辦法。他以宋為正統，遼、金為附庸，合三史為一史，經過二十年的努力，旁征博引，考訂偽誤，增補缺漏，修成《宋史新編》二百卷。這部書對《宋史》謬誤雖多有訂正，但見聞不廣，在史料上很少有所增補；至于以宋為正統，尤屬偏見。與柯維騏《宋史新編》體例相似的有明代王維儉的《宋史記》二百五十卷，這書只有傳抄本，藏北京圖書館。明代王洙的《宋史質》一百卷，以明繼宋，將遼、金列于外國，并削元一代之年號。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稱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統，后繼以太祖之曾祖、祖父，至順帝至正十一年，即以為明元年。清代有志于重修宋史的人很多，陳黃中寫出了一個未定稿《宋史稿》二一九卷。清代的陸心源見《宋史》卷帙浩繁，又多遺漏，于是根據《續資治通鑒長編》、雜史、文集所載墓志及方志等書，增補列傳七八一人，附傳六四人，編成《宋史翼》四十卷。這些重修的書，都只能作為《宋史》的補充，而不能代替《宋史》，其史料都不及原《宋史》詳細。因此《宋史》仍不失為重要的史料書。為了糾正《宋史》上的一些錯誤，有不少考證文章，如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宋史刑法志考證》，糾正了很多錯誤；聶崇歧《宋史叢考》對本紀與地理志的錯誤進行了訂正。

《宋史》的版本較多，有元代“至正本”、明代“成化本”、清乾隆“武英殿本”等。1977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宋史》四十冊，經過標點、分段、校勘，雖然其中有一些錯誤，但仍是目前容易得到的比較好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