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川詩甄辨柿札

杜牧的集子，由他外甥裴延翰編集。裴延翰《樊川文集序》云：
延翰自撮發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始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余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涂稿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簽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辯、碑、志、序、記、書、啟、表、制，離為二十編，合為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
既是親屬手編，樊川詩該是很可靠的;但自宋代以來，仍有人廣事捃采，編成《樊川外集》、《樊川別集》，這固然保存了一部分杜牧詩，然而隨之也就混入了不少他人的作品。清編《全唐詩》，擷摭圖全，又未加考訂，因而，《全唐詩》杜牧集中混入了更多的他人作品。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排印清馮集梧《樊川詩集注》，據《全唐詩》校補，增加《樊川集遺收詩補錄》，其中大量詩作和許渾集重出。
為此，筆者參證諸書，摘錄一些材料，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則，因為有關樊川詩的疑點還很多，有不少問題還有待研究探討;二則，本文是隨筆性的，漫無詮次，因而命之為《樊川詩甄辨柿札》。
 

一 《樊川外集》、《樊川別集》及其他

《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樊川文集》二十卷，《宋史·藝文志》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八始多出外集一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所載同。陳氏云：“外集皆詩也，又在天臺錄得集外詩一卷，別見詩集類(企按：《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九“詩集類”未收錄樊川集外詩，疑脫漏)，未知是否?”然而，早于晁、陳兩氏的鄭樵，已在《通志·藝文略》里著錄《樊川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鄭樵早年周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所見極博。田槩在宋仁宗熙寧六年三月編集的《樊川別集》，他已經見到，所以《通志》中能加以著錄。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十一云：“所謂集外詩，疑即指別集言之。”這個推測，未必切當。田槩編書后，有《樊川別集序》冠其首，標其書為《樊川別集》。晁、陳兩氏未能見到田槩此書，所以未加著錄，他們斷不會誤把《樊川別集》當作集外詩。景蘇園影宋本《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楊守敬定它為北宋槧本，原藏日本楓山官庫。楊守敬于東京使館時，“不惜重費，使書手就庫中影摹以出。”(見景蘇園影宋本《樊川文集》楊守敬題跋)這個刊本被發現，不僅可以證明鄭樵《通志·藝文略》的著錄是正確的，也可以證明晁公武、陳振孫、劉克莊等人，當時都還沒有見到過這個本子(此說采自景蘇園影宋本《樊川文集》楊壽昌題跋)。
最令人奇怪的是，劉克莊在《后村詩話》中說：“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是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劉克莊所謂的三卷“續別集”，其他書籍均未見著錄。楊守敬認為，“則知后村所見續別集，更為后人所輯。”(見景蘇園影宋本《樊川文集》楊守敬題跋)余嘉錫認為：“恐止是南宋末葉書坊偽造之本耳。”(《四庫提要辨證》卷二十一)楊、余兩氏之說可信。“續別集”當是南宋時好事者誤將許渾詩輯成的，書坊又不加考索，率然刊刻，造成混亂。

二 《樊川集遺收詩補錄》絕大多數是許渾詩

《樊川集遺收詩補錄》共補錄杜牧詩五十六首。
這些詩，《全唐詩》編者指出與許渾詩重出者為六首。計：《泊松江》，一作許渾詩，題作《夜泊松江渡寄友人》;《宣城送蕭兵曹》，一作許渾詩;《寄兄弟》，此詩又見許渾集，題作《寄小弟》;《寄桐江隱者》，一作許渾詩;《送大昱禪師》，一作許渾詩;《題白云樓》，一作許渾詩，題作《漢水傷稼》。
《全唐詩》問世后，馮集梧注釋《樊川詩集》四卷，附錄《樊川別集》、《樊川外集》未注。他的《樊川詩注自序》云：“牧之詩向多有許渾混入者。此四卷外，又有外集、別集各一卷，茲多未暇論及，蓋亦以牧之手所焚棄而散落別見者，非其所欲存也。”他或許認為《全唐詩》杜牧集中大批和許渾集重出的詩，不是杜牧所作，所以他在輯《樊川詩補遺》時把它們剔除在外，未加補錄。(有九首不和許渾詩重出而見于《全唐詩》的杜牧詩，錄入《樊川詩補遺》中。)
開封師范學院中文系《全唐詩》校訂組，于一九六二年發表《<全唐詩>重出失注索引》，指出《全唐詩》中杜牧集和許渾集重出互見詩共有五十五首：《樊川詩集》一首，題為《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迎，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南許渾先輩》;《樊川外集》一首，題為《愁》;馮集梧補輯的《樊川詩補遺》二首，題為《吳宮詞》二首;《樊川集遺收詩補錄》五十一首，除《宣州開元寺贈惟真上人》、《川守大夫劉公，早歲寓居敦行里肆，有題壁十韻，今之置第，乃獲舊居，洛下大僚，因有唱和，嘆詠不足，輒獻此詩》、《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將歸郊扉言懷，兼別示亦蒙見贈，凡二十韻，走筆依韻》、《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劉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韻》、《留題李侍御書齋》等五首詩以外，《樊川集遺收詩補錄》中的絕大多數詩，都和許渾集重出互見。即使開封師范學院中文系《全唐詩》整理小組未指出的五首詩中，也還有四首不是杜牧的作品，詳見下文。
劉克莊“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這句話，很值得重視。因為《樊川詩集》、《樊川別集》和《樊川外集》中僅有二首詩和許渾詩重出。“十八九皆許渾詩”，當然不是針對這些詩集講的。那么，為什么會在《全唐詩》中有大量的杜牧、許渾重出詩呢?顯然，這是《全唐詩》編纂者的過失，他們把劉克莊所見過的、“十八九皆許渾詩”的樊川續別集，混入《全唐詩》杜牧集中。
《樊川集遺收詩補錄》所收錄之杜牧詩，絕大多數該是許渾詩，除上述諸點外，還有如下兩點可以補充：
(1) 許渾手書真跡可證《樊川集遺收詩補錄》中有二十九首詩為許渾作，絕不會是杜牧作品。
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六載：“唐許渾烏絲欄詩真跡”，手跡前有許渾題記，云：
余丱歲業詩，長不知難，雖志有所尚，而才無可觀。大中三年，守監察御史，抱疾不任朝謁，堅乞東歸。明年少閑，端居多暇，因編集新舊五百篇，置于幾案，聊用自適，非求知之志也。時庚午歲三月十九日，于丁卯澗村舍，手寫此本。
岳珂于手跡后，加上按語：“右唐郢州刺史許渾所書烏絲欄詩一百七十一篇真跡，分上下二卷，織組間錯，辭格華古，筆妙爛然，見為三絕。”經逐一核對，《樊川集遺收詩補錄》中有二十九首詩，見之于許渾真跡，各詩題名如下：
聞開江相國宋公下世二首出關過鮑溶宅有感寄兄弟秋日卜居招書侶西山草堂貽隱者夜泊松江渡寄友人(《樊川集遺收詩補錄》題作《泊松江》)石池送蘇協律從事振武懷政禪師院送荔浦蔣明府赴任秋夕有懷秋霽寄遠經古行宮宣州開元寺贈惟真上人秋晚懷茅山石涵村舍留題李侍御書齋行次白沙館先寄上河南王侍郎越中聞范秀才自蜀游江湖綠蘿貽遷客宿東橫山瀨陵陽送客贈桐江隱者(《樊川集遺收詩補錄》題作《寄桐江隱者》)送太昱禪師
(2) 《樊川集遺收詩補錄》所收錄之《題白云樓》，在許渾集中題作《漢水傷稼》(見《全唐詩》卷五百三十五)并有序云：“此郡雖自夏無雨，江邊多穡，油然可觀。秋八月，天清日朗，漢水泛濫，人實為災，軫念疲羸，因賦四韻。”詩云：“西北樓開四望通，殘霞成綺月懸弓。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高下綠苗千頃盡，新陳紅粟萬箱空。才微分薄憂何益，卻欲回心學釣翁。”序言與詩意全合，可見這首詩原為許渾作品，不知何許人隨意刪去序言，改易題目，混入杜牧詩中去。

三 《聞開江相國宋下世二首》是許渾的感事詩誤入樊川集

《聞開江相國宋下世二首》，許渾集題作《聞開江宋相公申錫下世二首》，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六“許渾烏絲欄詩真跡”錄此詩，題作《聞開江相國宋公下世二首》。這兩首七言律詩當是許渾作。許渾集中另有一首五言律詩《太和初靖恭里感事》，云：“清湘吊屈原，垂淚擷蘋蘩。謗起乘軒鶴，機沈在檻猿。乾坤三事貴，華夏一夫冤。寧有唐虞世，心知不為言。”《全唐詩》于題下注云：“詠宋相申錫也。申錫為王守澄所抅，謫死開州，文宗太和五年事。”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二十三云：“此惟退相可以當之。文宗朝，宋申錫謀去宦官，反為宦官所抅，謫死。考本傳有王守澄欲遣騎就靖恭里屠申錫家語，知此為申錫作無疑。”
靖恭里感事詩和《聞開江宋相公申錫下世二首》的第二首，字句基本相同：“月落清湘棹不喧，玉杯瑤瑟奠蘋蘩。誰能力制乘時鶴，自取機沈在檻猿。位極乾坤三事貴，謗興華夏一夫冤。宵衣旰食明天子，日伏青蒲不敢言。”前人作詩，沿襲詩意者有之，詩意偶合者有之，但只是個別地方偶同。象《太和初靖恭里感事》和《聞開江宋相公申錫下世二首》第二首這樣，詩意和詞句基本相同的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因此，這兩首詩決不會一是許渾作，一是杜牧作。筆者認為這兩首詩是一詩兩稿。許渾先作《太和初靖恭里感事》，后又作《聞開江宋相公申錫下世二首》第一首。意猶未了，遂改五言律《太和初靖恭里感事》詩稿成為《聞開江宋相公申錫下世二首》的第二首。后人裒集許渾詩，把原稿、修改稿都收入集中。這種現象，在李白集中有好幾個例子。

四 辨證《樊川集遺收詩補錄》中的兩首詩

《樊川集遺收詩補錄》中有一首《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將歸郊扉言懷，兼別示亦蒙見贈，凡二十韻，走筆依韻》，當是許渾作，誤入樊川詩中。
這首詩首敘梁秀才的身世經歷，次敘梁和自己的友情。又云：“渭陽連漢曲，京口接漳濱。”原注云：“某自監察御史謝病歸家，蒙除潤州司馬。”杜牧并沒有這樣的經歷，他在《自撰墓銘》中對自己一生的仕途出處，敘述得非常清楚準確：“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里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據此，可知杜牧既未“謝病歸家”，又未被除“潤州司馬”，所以，《全唐詩》、《樊川集遺收詩補錄》以此詩為杜牧作，均誤。
《唐才子傳》卷七許渾傳云：“少苦學勞心，有清羸之疾，至是以伏枕免。久之，起為潤州司馬。大中三年，拜監察御史，歷虞部員外郎，睦、郢二州刺史。”辛文房這一段記載，和《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將歸郊扉言懷，兼別示亦蒙見贈，凡二十韻，走筆依韻》一詩的原注，有幾個地方吻合：一，許渾曾任“潤州司馬”，二，許渾曾為“監察御史”，三，許渾羸弱多病，“以伏枕免”。但是，辛文房以為許渾先為潤州司馬，后為監察御史，敘述時序比較含糊。我認為這首詩的原注較為清楚，而許渾又別有《臥病(時在京都)》、《余謝病東歸王秀才見寄今潘秀才南櫂奉酬》等詩，可為助證。可見，《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將歸郊扉言懷，兼別示亦蒙見贈，凡二十韻，走筆依韻》一詩，確是許渾作。
《樊川集遺收詩補錄》中還有一首《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劉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韻》，決非杜牧作。詩云：“賜第成官舍，傭居起客亭。”詩下原注：“某六代祖，國初賜宅在仁和里，尋已屬官舍，今于履道坊賃宅居止。”仁和里，履道坊，均是東都洛陽的里坊名。杜牧曾拜“真御史”，分司東都，但在他的詩文中，都未提及洛陽仁和里的舊第及寓居過的履道坊。他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上宰相求杭州啟》、《自撰墓銘》則多次提到長安安仁里舊第，與此了不相涉。
詩云：“商歌如不顧，歸棹越南靈。”詩下原注：“某家在朱方，揚子江界有南靈、北靈。”朱方，即唐代的潤州丹徒縣，《舊唐書·地理志》：漢縣屬會稽郡，春秋吳朱方之邑地。”杜牧從未在潤州任職過，也沒有在丹徒安過家，“某家在朱方”云云，顯系他人的鄉里。
考許渾集中有《下第歸朱方寄劉三復》一詩，和前云“某家在朱方”語相合。集中又有《南海府罷歸京口經大庾嶺贈張明府》、《京口閑居寄京洛友人》、《京口津亭送張崔二侍御》等詩，許渾家在潤州，是無疑的。許渾又有《江上喜洛中親友繼至》云：“全家南渡遠，舊友北來頻。罷酒松筠晚，賦詩楊柳春。誰言今夜月，同是洛陽人。”《郊園秋日寄洛中友人》云：“嵩陽親友如相問，潘岳閑居欲白頭。”則知許渾在洛陽的親友很多，這也和前云“某六代祖，國初賜宅在仁和里”語相合。由此可見，《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劉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韻》，當為許渾所作。前代編集杜牧詩的人，只知杜牧“分司東都”，就把這首詩誤收入樊川集中。

五 《樊川別集》中亦有他人詩混入

《樊川別集序》云：“予往年于棠郊魏處士野家得牧詩九首，近汶上盧訥處又得五十篇，皆二集(企按：指樊川詩集和外集)所逸者，其《后池泛舟宴送王十秀才》詩，乃知外集所無，取別句以補題。今編次作一卷，俟有所得，更益之。”
魏野、盧訥焉能無誤!
《子規》，明系李白詩混入;《蠻中醉》，亦見之張籍集。杜牧行跡未嘗至蜀地、嶺南，寫不出《子規》、《蠻中醉》一類的詩篇來。
長期以來被人們誤認為杜牧詩的《兵部尚書席上作》，系好事者偽托，未加考訂，誤收入集。詩云：“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偶發狂言驚滿座，三重粉面一時回。”景蘇園影宋本《樊川文集》于此詩后無注。《全唐詩》于詩后注出本事，然未標明出處。馮集梧注本則注明此事出于《古今詩話》，誤。這件本事，最早見之于唐孟棨的《本事詩》：
杜為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豪華，為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愿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余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閑逸，旁若無人。
宋以后詩話、筆記，多所征引。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三、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十五、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六、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五十六、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五均載此事。長期以來，此事此詩，成為文壇美談。
胡仔曾對此事提出過疑問。他在《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十五征引《古今詩話》后，又引《侍兒小名錄》，然后加上一段自己的看法：“《侍兒小名錄》不載此事，出于何書?疑好事者附會之也。”
這首詩確如胡仔所疑那樣，是好事者附會出來的。杜牧為御史，分務洛陽，是在唐文宗開成元年。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文宗皇帝改號初年，某為御史，分察東都。……其年(指開成二年)秋末，某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冬，某除補闕。”這段自述，和他的《自撰墓銘》的記述，完全符合：“拜真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李司徒是李愿。《舊唐書·李愿傳》云：“寶應(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版《舊唐書》卷一三三校勘記：寶應為代宗年號，李愿卒于穆宗長慶之后，當為寶歷之誤。《合鈔》卷一八四《李愿傳》作寶歷)元年六月卒，贈司徒。”唐文宗開成元年，杜牧分司東都時，李愿早已物故，怎能在洛陽邀宴詩人，并于席間惠贈歌伎呢?
又，李愿從未做過兵部尚書。考之史傳，李愿承父蔭，召授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后又歷仕左衛大將軍、檢校禮部尚書兼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尚書左仆射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寧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等。
據上數證，可知《本事詩》“杜為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云云，殆為好事者所為，不足據信。

六 贈杜詩訛為樊川詩

《樊川外集》載《走筆送杜十三歸京》，前人早已指出這不是杜牧作品。
馮集梧于題下注云：“胡震亨云：牧之卒年五十，此云六十，或非牧詩也。按：杜十三即牧之，此是送杜之詩，內兄年六十，作者自謂也。”馮集梧這個注極確。李商隱集中有《贈司勛杜十三員外》詩，杜牧曾任司勛員外郎，其姓氏、行第和官職均相吻合。岑仲勉《唐人行第錄》亦云：“故對此詩之較合理解釋，當是送者乃牧內兄之為郡守者，后人不求甚解，將此詩混入樊川集內也。”
又，詩云：“應笑內兄年六十，郡城閑坐養霜毛。”按杜牧《樊川詩集》卷四有《寄內兄和州崔員外十二韻》，云：“歷陽崔太守，何日不含情!”或許寫《走筆送杜十三歸京》一詩的，就是這一位和州崔太守。杜牧前妻為河東裴氏，《自撰墓銘》云：“妻河東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時卒。長男曰曹師，年十六，次曰祝柅，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女曰真，皆幼。”這位任和州崔太守的內兄，當是“別生二男”的后妻崔氏的哥哥。

七 杜牧詩混入許渾集中一例

《樊川詩集》卷四有《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迎，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南許渾先輩》，此詩亦見之于許渾集，題作《春雨舟中次和橫江裴使君見迎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南》。《全唐詩》和馮集梧《樊川詩集注》都未注明兩詩重出。開封師范學院中文系《全唐詩》校訂組于《<全唐詩>重出失注索引》一文中指明兩詩互見。
兩詩題略異，文字亦小有不同。杜牧集“雁初浴”，許渾集作“雁初落”;“吟暗淡”，許渾集作“吹暗淡”;“悵望春陰”，許渾集作“悵望青云”。盡管如此，兩詩實為一詩。
這首詩，當是杜牧作，混入許渾集中。
首先，《樊川詩集》四卷為裴延翰親手編集，他熟知舅父杜牧的行跡交游，這首詩有明確的人事、地望，裴不會誤編。其次，這首詩的前后，有若干首與之相關的詩作，如《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員外》、《和州絕句》、《題橫江館》，可證為同時之作。再次，這首詩后來傳至許渾處，許有酬答的詩篇，題為《酬杜補闕初春雨中舟次橫江喜裴郎中相迎見寄》，現存于許渾集中。詩云：“江館維舟為庾公，暖波微漾雨蒙蒙。紅橋迤邐春巖下，朱旆聯翩曉樹中。”此情此景，和杜牧的寄詩切合。后人編集許渾詩時，以為《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迎，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南許渾先輩》一詩為丁卯所作，又感詩題于義不通，故將題末“許渾先輩”四字刪去，傳鈔時文字亦有訛誤。

八 《隋苑》非李商隱作

《樊川外集》載杜牧《隋苑》一首，《全唐詩》云：“一作李商隱詩，題云《定子》。”
這首詩并不是李商隱寫的。詩云：“紅霞一抹廣陵春，定子當筵睡臉新。卻笑丘墟隋煬帝，破家亡國為誰人?”
景蘇園影宋本《樊川文集》于詩題下注云：“一云定子，牛相小青。”這里的牛相，指牛僧孺。他在唐文宗太和六年十二月罷相，出為淮南節度使，一任六載。(見《舊唐書·牛僧孺傳》)按太和六年到開成二年，李商隱僅二十多歲，忙于習業、應舉，也曾從太原幕、兗州幕。至開成二年，登進士第，東歸省親，冬，赴興元幕。史載沒有李商隱佐牛僧孺幕的材料，《隋苑》，也不可能是李商隱的作品。張采田《玉溪生年譜會箋》卷四云：“《赤壁》，見杜牧集，《定子》，見杜牧外集，……案以上八首，皆非本集，由后人采摭附入者。”
杜牧曾去淮南佐牛僧孺幕，《隋苑》詩當在此時所作。

九 杜牧《懷吳中馮秀才》誤作張祜詩

杜牧《樊川外集》有一首題為《懷吳中馮秀才》詩，云：“長洲苑外草蕭蕭，卻算遊程歲月遙。唯有別時今不忘，暮煙秋雨過楓橋。”已被錄入《全唐詩》卷五百二十四杜牧集中。
這首詩，亦見于《全唐詩》卷五百十一，云張祜作，題為《楓橋》。詩中文字，與杜牧《懷吳中馮秀才》詩大體相同，小有出入：“遊程”，張祜集作“游城”，“秋雨”，張祜集作“疏雨”。
這兩首重出詩，當是杜牧作，誤為張祜詩。在北宋時，就已經出現了這種互見現象。孫覿《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唐人張繼、張祜嘗即其處作詩紀游，吟誦至今，而楓橋寺遂知名天下。”(見《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二)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三“楓橋”條，還提到尤延之作《楓橋植楓記》，也征引了張繼、張祜詩為證，可惜尤袤其文今已散佚。范成大撰《吳郡志》，也都征引了張繼、張祜的楓橋詩。然而，王楙已經發現張祜《楓橋》詩和杜牧詩重出的問題。他在《野客叢書》卷二十三“楓橋”條，首先記載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又云：“近時孫尚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楓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祜詩為證，以謂楓橋名著天下者，由二人之詩，而不及牧之。按，牧之與祜正同時也。”范成大的《吳郡志》，也是既征引張祜的楓橋詩，又征引杜牧的《懷吳中馮秀才》。
筆者根據以下幾點，認為這首詩當是杜牧作的：一，北京圖書館藏宋蜀刻本《張承吉文集》十卷本、明龔半千編《中晚唐詩紀》之《張祜集》，均未收錄《楓橋》一詩。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卷三十二僅收杜牧《懷吳中馮秀才》詩，而張祜名下未見有《楓橋》詩。《全唐詩》卷五百十一，列《楓橋》詩于張祜集之最后一首，補入的痕跡極為顯明。二，杜牧集之詩題《懷吳中馮秀才》，與詩意比較吻合。詩從憶念著筆，回想與吳中馮秀才離別時過楓橋的情況，景與情融，抒寫了深厚的友誼和不勝緬懷的情愫。而誤記為張祜的那一首，詩題與全詩詩意無關涉。大致是杜牧詩在傳鈔過程中，脫漏題目，后人誤以為張祜詩，漫取詩尾“楓橋”二字為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