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轍: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云開闔，晝則舟楫出沒于其前，夜則魚龍悲嘯于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幾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于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鶩，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于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翁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云，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為快也!

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這篇題記作于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文中所言的張夢得和蘇軾此時均謫居齊安(今湖北黃岡)，但他們絲毫不以官場得失為介，一個于江邊筑亭攬勝，一個為其亭命名“快哉”，在貶謫生涯中表現出無往而不適的士節浩氣。當時正謫居筠州(今江西高安)的作者對此非常傾慕，遂緊扣“快哉”二字，酣暢筆墨，作成此文，揭示出君子處世如何自適其快的道理，有著很強的感染力和說服力。

全文共分三段。在首段簡要交代建亭和命名之事的基礎上，作者便于第二段分兩層說明快哉亭如此命名的緣由：一是可以觀覽江山勝景，二是能夠憑吊歷史遺跡。作者先運用形象的筆墨告訴人們，當登亭攬勝時，自然界的森羅萬象便會涌入眼底，在南北百里、東西三十里的廣大范圍內，江面“濤瀾洶涌”，天空“風云開闔”，晝則“舟楫出沒”，夜有“魚龍悲嘯”，呈現著迅猛沖擊的力量和激蕩感奮的氣勢;而遠處逶迤起伏的武昌(今鄂城)諸山，連綿不絕的蔥蘢草木，星星點點的漁夫樵父之舍，又表現出深遠幽邃的氣象。面對著大自然這種宏偉壯闊的場景，心地坦然的貶謫之人，自然會虛心納物，受到一種雄渾浩博氣質的感染，引出奮發振作的情緒，享受到因掙脫“小我”、忘卻鄙近而帶來的愉快和滿足。這時，一切眼前的利害得失都隨著大江東去而煙消云散了。接著，作者指出，登亭所見，不僅有江山勝景，而且有歷史遺跡。這里曾是三國時代的鏖戰之地，一代風流人物在此演出過驚心動魄的一幕。而今人們縱目遠眺，欣賞著前人威武雄壯的劇跡，就是世俗之士也會感到愉快，更何況我輩仁人君子，豈能不因此而拓展胸襟，自致遠大呢?這一段文字，可謂是寓理于景，作者將對“快哉”含義的闡釋蘊含在景物描寫之中，從而啟示人們超越小我，便是“快哉”。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放寬視野，對人生有新的體驗和新的認識，才不會因眼前的處境而悲觀頹唐。

描繪了登亭觀感之后，作者又趁勢生發出下面一大段議論，正面表述自己的思想。他首先就“快哉”二字的出處，引出宋玉《風賦》中關于風分雌雄之說，委婉地加以辨正：人有處境好壞的不同，因此對外物的感受一般也是各有差異的。“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是與颯然而至的清風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只是在于其境遇不同罷了。然而，張夢得和蘇軾此時都謫居齊安，處境不好，卻能修亭覽勝，處處“快哉”，這又是何緣故呢?作者進一步指出，對于外界的感受，并不完全決定于處境，同時還和心境有很大的關系。”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所謂“其中坦然”，就是超越自我，使內心不為外物所滯，呈現一種空明恬靜的狀態，改變對于生活的平庸的感覺方式。這樣，客觀處境的變異不僅不能傷害到自己的主觀性情，而且由天“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蘇軾詩《送參寥師》)，自己內心的情感還會在隨處可見的自然山水中得到陶冶和升華，進入一種處處快哉、無往不適的良性循環，順利地走完時有不平的人生旅途。這段議論，便是作者所要表達的中心思想。行文至此，作者又調轉筆鋒，巧妙地將話題引到張夢得的身上，指出他“不以謫為患”，公務之余便“自放山水之間”，在超越自我的修養上有著過人之處，所以能“窮耳目之勝以自適。”反之，有些身處逆境而悲傷憔悴的騷人思士，總覺得生活中充滿了苦味，即使面對著連山古木、清風朗月的勝景也會感到難以忍受，那么，整個人生對他們來說又何快之有呢?這一層文字，既是贊揚快哉亭的主人，與篇首記敘其建亭覽勝、得名“快哉”一事相呼應，顯得結構嚴密;也是以生活中的實例從正反兩面來證明上述論點，以收取論證周詳之效。至此，“快哉”二字的含義便在作者層層深入的議論中得到了詳盡的闡發，以至于“讀之令人心胸曠達，寵辱都忘”，堪稱是一篇千古快文。

此文問世前一年，作者寫的《武昌九曲亭記》，旨在闡發蘇軾不計個人得失、唯以“適意為悅”的生活情趣。雖然二者相比，構思有所不同，但立意卻大體近似。若將此二篇合讀，則不僅可以加深對本文主旨的理解，同時也能從中見出作者本人如何自處逐客生涯的胸襟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