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詩歌

巴西是由葡萄牙人、印第安人和黑人三大種族組成的國家。各族自身的文化傳統以及相互的融合，是決定巴西詩歌發展特征和歷史分期的重要因素。但隨著巴西文學的成熟和文學題材的重心轉向社會現實，文學中的種族特色趨于淡化，民族精神日益增強，于是形成了巴西文學的統一性。

在16世紀盛行耶穌會教士的教誨詩與宗教詩以及17世紀初流行應景詩之后，巴西詩歌史上出現了第一位具有個人風格的重要詩人格雷戈里奧·德·馬托斯(1633—1696)。他以詩歌形式揭露了殖民社會的弊病。他寫的抒情詩贊頌了巴西山河的壯麗，但最佳詩作則是揭示巴西社會現實的諷刺詩。詩人在其作品里表達了一種民族意識和巴西要從葡萄牙統治下獲得獨立的愿望。18世紀中葉，在被一場淘金熱席卷的米納斯熱賴斯地區，誕生了米內拉詩派。該派青年詩人都曾在葡萄牙受過教育，其中的一部分還成為文學院的成員。他們的詩作沿襲了學院式，即阿卡迪亞傳統。這些詩人回國后參加了米內拉組織的起義，但遭到失敗。他們的藝術領袖托馬斯·安東尼奧·貢薩加(1744—1810)被譽為巴西最偉大的抒情詩人之一。他的《迪爾塞烏的瑪麗莉婭》(1792)是巴西最著名的愛情詩篇。這些詩篇具有純潔的抒情色彩，風格優雅雋永，表現了性愛與精神之愛的理想結合。他和米內拉派另外兩位著名詩人克勞迪奧·曼努埃爾·達·科斯塔(1729—1789)和阿爾瓦倫加·佩諾托(1744—1793)，被譽為米內拉三大詩人。

米內拉派的其他詩人創作的詩歌中包括巴西最優秀的史詩。巴西里奧·達·加馬所寫的《啊，烏拉圭》(1764)是一首富有獨創性的詩篇，也是印第安主義浪漫詩歌的前驅。它追述了葡萄牙在西班牙的援助下，如何平定信奉耶穌教的印第安人的叛亂。圣塔·里塔·杜朗的《卡拉穆魯》具有濃厚的巴西藝術與文化色彩，但作為詩歌則缺乏獨創性，才華不足。這首詩描寫了迪奧戈·阿爾瓦雷斯在沉船之后發現了巴希亞，成為當地印第安人的酋長并更名為卡拉穆魯的故事。在上述作品中，詩人們對大自然作了不同的描寫。他們或師承阿卡迪亞派的觀點，賦予它牧歌式的優美和泛神論的特色;或沿循巴羅克—貢戈拉派的觀點，將它描寫成壯麗雄渾，具有創造力的存在。總之，在這些詩人的筆下，大自然均被涂上了某種主觀色彩，隱去了其原有的客觀面貌。

米內拉派在理論上深受盧梭及其他百科全書派思想家的影響，因而也被稱為原浪漫主義派。但巴西浪漫主義運動的真正興起是在國家獨立之后，巴西的浪漫主義文學是以描寫理想化了的土著人為基礎的。其發展史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時期：

一、初期(1836—1840)

貢薩爾維斯·德·馬加良埃斯(1811—1882)是巴西浪漫主義初期的代表人物，其詩歌以抒情性和宗教啟示為主要特色。他還是一位重要的文學史家，撰寫了《論巴西文學史》。這篇論文相當于一篇浪漫主義宣言書。除了關于浪漫主義的理論著述外，他還在其作品《詩意的嘆息與思念》中，闡述了浪漫主義在巴西的影響與追隨者的實例。但他本人則略輸詩才，其詩作也缺乏真正的浪漫主義色彩。

二、印第安主義時期(1840—1850)

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貢薩爾維斯·迪亞斯(1823—1864)。其詩作所表現出的理智與和諧，成為巴西浪漫主義詩歌的主導格調。他的詩作完美地融合了詩人對愛情的追求，對宗教的虔誠，對自然的迷戀，對國家的熱愛及對印第安人的同情。他所作的有關印第安人的詩歌最富有生活的情愫。其最著名的詩篇之一《流亡之歌》，表達了他對自己祖國巴西的無限眷戀。

三、個人主義、主觀主義、悲觀主義時期(1850—1860)

這一時期的代表詩人有阿爾瓦雷斯·德·阿塞維多(1831—1852)、戎凱拉·弗萊雷(1832—1855)和卡西米羅·德·阿布雷烏(1839—1860)。這些詩人的民族意識極為淡薄。他們接受歐洲頹廢派墮落的生活方式，其中不少人都英年夭折。阿布雷烏是巴西最淳厚質樸、富有才華的詩人，備受普通民眾喜愛。弗萊雷的浪漫主義詩歌忠實地反映了人們的苦難生活。

四、山鷹派社會詩時期(約1860—1880)

以山鷹派為代表的浪漫主義詩人在這一時期更密切地結合社會現實，創作了反映廢奴運動與巴拉圭戰爭(1865—1870)等重大社會問題的詩歌。偉大的“山鷹”詩人卡斯特羅·阿爾維斯(1847—1871)出于社會良知，從描寫印第安人的題材轉向反映廢奴思潮的主題，而成為巴西當時最著名的詩人。其詩作傾訴了黑人奴隸在肉體上和精神上所遭受的摧殘，表達了反對封建帝制和反對奴隸制度的進步思想。他的詩集《奴隸》包括兩首富有靈感的詩歌——《非洲的聲音》和《販奴船》。在《非洲的聲音》中，詩人虔誠地呼吁上帝為黑奴主持公正;在《販奴船》中，詩人表述了被囚禁在船艙里等待販賣到美洲的黑奴所忍受的痛苦。這些詩篇雖然不免有山鷹派固有的語言夸飾的缺陷，但確屬感人肺腑之作。

法貢德斯·瓦雷拉(1841—1875)生活于上述的第三、第四時期之間，但其詩作幾乎融匯了巴西浪漫主義詩歌所有的主要傾向。

因厭煩浪漫派詩歌語言的夸飾和極端浪漫派詩歌過度強烈的主觀主義色彩，嗣后一代的巴西詩人轉向了高蹈派。巴西的高蹈派雖然在本質上師承法國的高蹈派，但亦帶有巴西的特色。阿爾貝托·德·奧利維拉(1857—1937)、賴蒙多·科雷亞(1859—1911)和奧拉沃·比拉克(1865—1918)是巴西高蹈派的三位代表詩人。奧利維拉在三人中最忠實于高蹈派風格，其詩作亦最具巴西特征。科雷亞的詩歌富于妙趣，音樂性強，但情調悲觀，感情色彩濃烈。比拉克的詩歌則思想機敏，技法靈巧，語言流暢，別具一格。在《甲胄》一詩中，他表白了他對高蹈派的法國宗師的忠誠信奉。隨著高蹈派在巴西的興起，象征主義亦接踵而至。巴西的象征派詩人為數不多，知名者有克魯斯·伊·索薩(1863—1898)。象征派詩歌在巴西歷時短暫，但其影響卻經久不衰。另一位象征派詩人阿方索·德·古馬朗埃斯(1870—1921)是一位宗教詩人。

20世紀，巴西文學因受世界文學潮流的影響，出現了各種流派——懷疑主義、英國王爾德的犬儒主義、葡萄牙埃薩·德·克羅茲的失敗主義、意大利卡爾杜齊或鄧南遮的“野蠻”音律以及法國阿納托爾·法朗士的不可知論等。這一時期的巴西詩壇也因流派紛爭而缺乏共同的目標。1922年，圣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的一批青年詩人在圣保羅組織了一次“現代藝術周”活動，包括一系列音樂會、演講會和雕塑藝術展覽會。著名小說家格拉薩·阿拉尼亞在“現代藝術周”的開幕式上發表演說，表示支持。于是巴西掀起了一場具有本國特色的現代主義浪潮。

巴西現代派詩人主張先破后立。他們與舊的詩歌傳統決裂，既破除了高蹈派的夸飾和象征派的隱晦，也拋棄了邏輯和葡萄牙語的句法和詞語規范。他們摒棄傳統音律與韻式，主張絕對的自由詩體。他們突破詩歌與散文的界線，在詩里包容了生活細節的描寫。他們的詩作帶有明顯的民族色彩，以新的觀點解釋了巴西的歷史與現實，強調了黑人對巴西發展的貢獻與作用。

巴西現代派詩歌的早期代表是馬里奧·德·安德拉德(1893—1945)。1922年，他發表了《幻覺的城市》。這部現代詩集很快就成了巴西現代主義文藝的圣經，而他本人亦被尊為“新信仰的教皇”。安德拉德不僅是一位詩人，同時還是音樂、美學、視覺藝術和文藝批評等領域的現代主義大師。在巴西第一代現代派詩人中，梅諾蒂·德爾·皮基亞(生于1892)、吉列爾梅·德·阿爾梅達(生于1890)等一部分人，是從舊流派轉人現代派的。而羅納爾多·德·卡瓦略(1893—1935)、塞爾吉奧·布阿爾克·德·奧蘭達(生于1902)和曼努埃爾·班代拉(生于1886)以后又成為文學史家和文學批評家。其中班代拉最負盛名。他早在1922年之前便發表了帶有現代派色彩的作品，因而被譽為巴西“新詩歌施洗約翰”。他雖然為創立巴西的現代派詩歌做出了貢獻，但卻獨立不羈。他常常告誡詩人們應首先注重真正的靈感，其次再考慮創作的技巧。他的詩歌語言純樸而思想深邃。雖然他描寫的是人們日常的生活，平淡無奇，鮮有詩意，但一經他的詩筆點染便勾勒出一幅富有抒情色彩的畫卷。班代拉的貢獻除詩作外，還有他對巴西詩歌和其他文學作品所作的天才的評價。

第一代圣保羅詩人最為激進。他們一度都在《喇叭》雜志上發表作品。他們的領袖是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1890—1954)。這一批詩人充滿了民族主義精神和地域主義傾向。奧斯瓦爾德提倡“原始風格”;這種理論類似于法國的“異國風格”，他是一位奮斗不息的藝術家。后來他又組織了一個新的詩派，出版了體現法國作家蒙田影響的雜志《野蠻主義》。巴西文壇出現的外國文學影響，引起了梅諾蒂·德爾·皮基亞(生于1892)、卡西亞諾·里卡爾多(生于1895)、普利尼奧·薩爾加多(生于1901)等詩人的反對。他們組成了“綠黃色”派，主張以美洲印第安傳統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他們出版的刊物題名為《貘》，認為這種動物象征著南美大地野性的原始力量。

里約熱內盧的現代派詩人組織在政治上態度溫和，沒有引起資產階級的不安。其中一個較有代表性的組織由出版《假日》雜志的一批詩人組成，包括天才的女詩人賽西莉婭·梅雷萊斯(1901—1964)。《假日》雜志派主張詩歌要具有快速的表達節奏，要全面地反映現實，既具有巴西的特色，又體現文學的普遍性。

巴西的第二代現代派詩人雖然遍布全國各地，但其詩作表現的社會政治特征和宗教神秘主義傾向卻大同小異。卡洛斯·特魯蒙德·德·安德拉德(生于1902)是他們的社會政治傾向的代表。他的詩集《靈魂的沼澤》(1934)是當時巴西最重要的詩歌作品之一，但其后期的作品失去了詩人早期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的信念。穆里洛·孟德斯(生于1902)、奧古斯托·弗雷特里·施密特(1906)和賽西莉婭·梅雷萊斯是宗教神秘主義傾向的代表。孟德斯亦寫過帶玄學派格調的超現實主義詩歌。施密特既是詩人，又是實業家兼政治家，其詩作兼備《圣經》的靈感與惠特曼的節奏。賽西莉婭的后期詩作則轉向大自然、巴西的英雄歷史以及中世紀歐洲等題材。還應提及維尼西烏斯·德·莫賴斯(生于1913)和若熱·德·利馬(1895—1953)這兩位詩人。莫賴斯在現代派詩人中雖屬年輕一代，但其風格與年長詩人相比，僅在伯仲之間。利馬立志“恢復詩歌的基督精神”。他在1938年發表了《無縫衣》，1946年又出版了《黑人詩集》。這些詩作既滲透了基督精神，又具有鮮明的巴西民族特色。他的詩歌格調凝重，節奏規整，并以擅寫長行而著稱。他后來的詩作《十四行詩集》和《俄耳甫斯的發明》，在思想感情上雖與前期作品相仿，卻沒有前期作品那種明顯的說教色彩。利馬的晚期作品是表述個人痛苦的象征主義詩作。利馬的全部詩作恰好體現了巴西現代派詩歌各個階段的主要特征。

1942年以后的巴西詩歌流派，尚難作出確切的劃分。有些詩人自稱為“1945年的一代”。阿莫羅索·利馬(筆名：特里斯塔奧·德·阿塔伊德)則認為現代主義在1945年業已消亡，因此稱這一時期的詩歌為“新現代主義”。多明戈斯·卡瓦略·德·西爾瓦(生于1915)、若昂·卡布拉爾·德·梅洛·內托(生于1920)和熱爾·卡姆波斯(生于1924)是這一代詩人中的代表人物。這三位詩人的共同傾向是其詩作均帶有瑞士具體主義的色彩，主張詩歌應像圖解一樣鮮明地表現各種事物。

與此同時，老一輩的詩人仍在繼續創作，但作品的內容與風格均有所發展。例如，卡西亞諾·里卡爾多在早期現代主義衰落之時已達到了其創作的頂峰，但后期他轉而以現代科學為題材，寫出以心理描寫為特色的詩歌。總而言之，當代巴西詩歌已擺脫了傳統的形式而注重詩歌的結構美和語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