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義學與詩歌

語義學一詞源于希臘語，本義是“意義學”。語義學一詞的現代用法首見于法國學者布雷亞爾的《論語義學》(1897)，然而在布雷亞爾的論著里，語義學一詞的定義比我們現在所說的語義學定義要狹窄。

在人類的眼中，意義似乎是無所不在的，而意義總要牽涉到兩個術語：一個是指示符號，一個是所指意義。如果所指意義是明確的，或可辨認的，那么也可稱為所指事物;如果不是可以確切辨明的，又可稱為參照事物。

指示符號可以根據其指意方法分為三大類：自然符號、固定符號、象征符號。

一、自然符號

自然符號，通過真實世界上的某些實際的(通常又是偶然的)聯系，指示有關事物或情景;例如，“烏云翻滾的天空”是暴風雨的指示符號。自然符號是一種原始類型的指示符號;而固定符號和象征符號都是由之發展而來的。但是后兩種符號在發展過程中又分道揚鑣、特征各異了。

二、固定符號

固定符號所指的意義是約定俗成的，適用于了解與之相關的特定語言習慣的人群。例如：對于說英語的人，“tree”(樹)就是一種能夠指意的固定符號;對于懂算術的人，“10”就是一種能夠指意的固定符號;對于汽車司機和行人，交通紅燈就是一種能夠指意的固定符號。上述第三種固定符號(紅燈)也可起信號的作用;第二種(“10”)，在解題時也可起信號的作用。固定符號有四點特征值得注意：

1.由于固定符號與其所指意義之間的關系是由習慣所決定的，所以固定符號所指的意義一般十分明確。以英語詞tree為例，如果換到德語里使用了Baum，換到法語里使用了arbre，其語義不變，“樹”還是“樹”。同樣“10”在不同語言的數學描寫中，意義也不變。

2.固定符號與其所指意義的關系只能有一種正確的解釋。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固定符號只能指一種意義;如果所指意義超過一種，那么這些所指意義就應該能夠用不同的象征符號清晰地加以表示。此外，固定符號的所指意義應該是確定的;對于特定的論述或特定的科學范疇，這種所指意義應該是不變的。

3.任何固定符號的所指事物都具有下列兩種特征之一：(1)根據相似性或類似性而確立的邏輯的普遍性;(2)根據時空連續性而確立的存在的特殊性。這兩種常見的意義模式即是桑塔亞那所說的“話語的具體化”和“存在的具體化”。通常用以表示“話語的具體化”的是普通名詞(例如“人”);通常用以表示“存在的具體化”的是專有名詞(例如“約翰”)或特指化了的普通名詞(例如“我昨天見到的那個人”)。

4.固定符號適用于作確定陳述，或命題。這種命題，從邏輯意義上講，必須具有內在的連貫性(即不自相矛盾)，它所表述的真理也須相應具備潛在的證據。

固定符號明顯的實用價值導致了“固定語義學”的產生。固定語義學認為，不論在哪一個抽象層次上，固定符號都能用來表示一般的語義作用。因此，可以用這種語義學來分析各種作品中的語義作用(尤其是宗教作品與詩歌中的語義作用)，鑒別哪些是固定符號作用的變體，哪些是不符合固定符號語義作用的。固定語義學對詩歌的通常解釋是否定詩歌的語義功能而強調詩歌的心理效應。莫里斯說：詩歌是“一種鑒賞性、評價性的表述”;理查茲認為，詩歌的作用是影響讀者的感情和態度。

三、象征符號

這類指示符號是表意性象征符號，或叫做深度象征符號。這類指示符號對于詩歌以及宗教、神話等有關的領域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我們對“象征符號”加上了“表意”“深度”這樣的修飾語是為了區分這個名詞在長期流行的文學傳統中的意義和它在邏輯學及數學中的意義。在邏輯學和數學中，“象征符號”這個名詞，按我們現在的定義，是屬于一種特殊的、抽象類型的固定符號。固定符號和深度象征符號代表著語言的兩種互相補充、互相滲透的用法。這兩種用法是為了適應兩種互相補充的語義(一種是確定表意，一種是充分表意)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深度象征符號的作用是產生豐富的意義與聯想，通常要損失一些習慣意義和實用意義的準確性。例如，表示虔誠的基督徒的十字架，莎士比亞《麥克白》一劇中顯示惡兆的血與黑暗這兩種意象，神話中用以代表天、地的父母意象原型，都是深度象征符號。很明顯，更有趣、更重要的詩歌語義表達均須采用深度象征符號。固定語義學是根據固定符號表意的嚴格規律來解釋詩歌的意義的，而詩歌語義學則不同。它是對各種具體詩歌中的深度象征符號的真實特性與語義作用進行分析，并建立一種正確解釋這些詩歌的意義的理論。

與上述提到的固定符號的四點特征相反，深度象征符號(或者說詩歌象征符號)的典型特征有如下七點：

1.深度象征符號雖然表示一種超越符號本身的意義，但在一定程度上符號與意義仍有關聯。十字架、塑像以及禮拜動作經過長期傳統的作用已經包含了大量屬于上天的宗教特征意義。在詩歌和藝術里，象征符號所具有的、與所指意義相關聯的特征，表明了詩人和藝術家對于表意手段本身的重視。詩人和藝術家不僅重視他們所要表述的意義，而且重視他們用以表意的手段。如果詩人和藝術家不能同時取得恰當表述意義和采用恰當的表意手段這兩個方面的成功，那么這樣的詩歌和藝術就會降低到純粹的抽象主義和實驗主義的水平，或降低為諷喻性或宣傳性的作品。

2.深度象征符號與表意單一的固定符號不同，它能表示多種意義。然而深度象征符號所表示的多種意義是融為一體的，而與這些意義個體的簡單相加有很大的區別;因此不能對合成這種總體意義的各種意義成分作單獨的分析。深度象征符號的多義性與簡單的雙關語或智語也不同。對于基督徒來說，十字架具有殉教和復活這兩重意義;這兩重意義既表現在基督身上，也表現為基督徒的最終天職。燕卜蓀所說的“模棱兩可”一般就是指詩歌語言的多義性。可是“模棱兩可”這個詞用在這里是不恰當的，因為“模棱兩可”是說這種意義也行，那種意義也行——二者任擇其一，而“多義性”則是同時包含兩種意義。

3.多義性中有一種特征十分重要，需要單獨加以討論——即原型特征。在許多深度象征符號里都可能存在隱約的或潛在的原型特征。凡是包含有更廣泛、更深遠的涵義的形象或特定概念，都會有其原型意義。這種原型，例如上天慈父，大地母親，死而新生，生命之糧，精神之酒，光明天使，黑暗魔鬼等等，都具有感情和認識方面的聯想功能;詩人可以巧妙地利用這些原型的聯想功能擴展他的語句的涵義范疇。真正的象征符號的原型事物不應與諷喻詩里的具體事物混為一談。諷喻詩里的具體事物只是用作普遍事物的一個示例。而象征符號的原型事物則不同，它是黑格爾和維姆薩特所說的“普遍性的具體化”以及歌德所說的“難測事物的一種生動顯示”。

4.固定符號所指的意義在一篇話語中，至少在原則上，是確定不變的;而深度象征符號，由于融合有多種意義，則可能隨上下文的不同而發生一定的變化。當然，這樣一些意義變化都是與其核心意義相聯系的，是核心意義在不同語義場合中的延伸。

5.詩歌語言主要追求語義的豐滿而不是邏輯的準確，因此特別適合于表達那些沒有確定的意義范圍和不能用意義固定的詞語表達的意義。這種語義特性可以借用攝影術語稱作“軟聚焦”。如果要追求邏輯的準確性，那就只有系統地略去語言的意義和引喻所包含的、超越了定義范疇的所有擴展意義。可是，這些擴展意義恰恰是深度象征符號之生命。此外，不管詩人如何去控制這些擴展意義，不同的詩歌讀者仍可能對這些擴展意義得出不同的理解。美國詩人弗羅斯特告誡他的讀者說：“詩歌的意義是含蓄的，不要試圖對詩歌的意義作明白的解釋。”但是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艾略特的不同見解，艾略特認為：“含蓄意義是圍繞于一個明亮的中心之外的一個光環;你不可能只有光環而沒有中心。”

6.固定符號的第三個特征是：或指“存在的特殊性”(即個體事物)，或指“邏輯的普遍性”(即種類概念)。“存在的特殊性”表示我們用以分辨世上各個事物的共同方法;“邏輯的普遍性”表示我們用以歸納各種性質和功能的種類概念以便對之作邏輯推論的共同方法。然而深度象征符號則能指示上述兩種意義以外的意義。詩人的作用不單是重復通常的對個體事物的分辨和對種類概念的歸納。雷米·德·吉爾蒙指出：“一個人寫作的惟一理由就是向他人揭示在他的鏡子上所反映出來的那種世界。”要表現這種個人所認識的世界，就一定要做到柯爾律治所說的“不協調的特性之間的平衡或妥協”。為此就需要作意義方面的調整，即如雷弗爾迪所說的那樣，“把人們認為相關的兩個相差甚遠的事物含蓄地聯系在一起。”用以完成這種意義調整的語言學手段是艾倫·泰特所謂的“熔合隱喻”。這種隱喻，不是亞里士多德和昆提利安所說的隱喻，也不是語法學家們所說的“縮簡的明喻”，而是H·里德所說的“綜合了幾種所觀察到的事物而構成的統一意象”。

7.固定符號的第四個特征是適用于作確定的陳述;然而，深度象征符號則不是用于作邏輯的命題，而是作深度的陳述。正如惠爾賴特指出，深度陳述與純粹命題之間的區別不僅在于上述六條深度象征符號與固定符號之間的區別，而且在于以下這一點——純粹命題的意義是嚴格的陳述，而深度陳述中的陳述因素則與疑問、感嘆、勸告和默認等因素中的一種或多種融合在一起。結果，反論成了深度陳述的一個常見特征，這是因為在深度陳述中的非陳述因素(即疑問、感嘆、勸告、默認等因素)具有淡化矛盾意義的作用，也是因為不同的意義在深度陳述中合成了假似斷言。詩歌里的反論用法不是修辭性的便是玄學性的。修辭性的矛盾組合語可以是一種純粹的詞語表面意義的矛盾組合(例如莎士比亞在《羅密歐與朱麗葉》中所使用的矛盾修飾法：“啊，沉重的輕松，嚴肅的虛榮”)，也可以是包含在一種意象或一種上下文中的“明是肯定，暗為否定”這樣一種矛盾組合。玄學性的矛盾組合語如艾略特的詩行：“因此黑暗將要變成光明，靜止將要變為舞蹈”。在這種用法里，矛盾的語言是用來表示一種超越常規經驗領域的真理，而這種超驗意義是通過嘲諷通常的矛盾法則、借助象征手法表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