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詩歌

詩歌表達人的一切感情與思想，表達他對周圍世界發生的一切事物的反應。古往今來詩人們總是盡力把對政治觀點的理解轉化為藝術形式，或者用詩歌形式記錄他們對重要政治變革的觀察。

雖然政治詩歌的寫作見于各個歷史時期，亦從不局限于某個地區和國家，但是在政治活動激烈頻繁的時代和地區則會涌現出更加大量的政治詩歌。例如中世紀整個地說來雖然政治詩歌較少，但是12世紀末葉和13世紀初的德國和法國卻由于政治動蕩而出現了大量的政治性抒情詩歌。這一時代的歷史和政治是以一些重要的斗爭為主導的——法國封建領主之間的斗爭，德國支持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的各邦國之間的斗爭以及教皇與世俗統治者之間的持續不斷的斗爭等。這一時代造就了兩位知名詩人：法國南方的貝特朗·德·博恩和德國的瓦爾特·馮·德·福格爾韋德。他們都創作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詩歌，有的是對重大事件的反應，更多的是對某些政治人物的抨擊，表現了強烈的黨派傾向和實用主義觀念。

同樣，以后的民族斗爭和民族革命也產生了大量政治詩歌。法國大革命為當時英國和德國的詩人們提供了時代的主題。英國的布萊克、華茲華斯、柯爾律治和雪萊，德國的荷爾德林、諾瓦利斯和席勒等都用詩歌反映了法國重大事件的發展過程——從恢復人世樂園的崇高希望到不斷增加的痛苦和失望。希臘從土耳其統治下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在18世紀末期到19世紀早期，不僅激勵了希臘詩人，如里加斯·費拉伊奧和狄奧尼修斯·索洛莫斯，也激勵了英國詩人拜倫和雪萊以及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等。在俄國，十月革命也激勵了亞歷山大·勃洛克和安德烈·別雷創作政治詩歌。更加強烈的反應見之于未來派詩人的作品之中，許多人把這次革命看作是他們對未來夢想的實現。西班牙內戰所激起的反應同樣強烈，但性質有所不同。痛苦、悲憤、對國家的非難推動了西班牙萊昂·費利佩及路易斯·塞爾努達的寫作活動。

一般說來，最能激勵詩人寫作政治詩歌的態度和形勢莫過于對國家的摯愛和對戰爭的反應。不幸的是，愛國主義常常產生像意大利鄧南遮那樣歪曲了民族精神的驕橫喧囂的作者，而像阿里斯多芬詩歌中的那種富于理性的愛國主義或者像魯珀特·布魯克在《戰士》一詩中所表現的那種含蓄的、溫柔的愛國之情，往往比較少見。

戰爭的壓力往往使得詩人改變他的寫作方向。為了對西班牙內戰作出反應，拉斐爾·阿爾維蒂這位富有才華的詩人，拋棄了寫作內心矛盾的超現實主義詩歌，轉而采取常規手法以便更好地表現現實的事件。同樣，法國的淪陷和德國人的占領刺激了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路易斯·阿拉貢和保爾·艾呂雅，使他們轉而創作反法西斯詩歌。尤其是阿拉貢，他的政活詩歌遠比他那些關于個人經歷的詩歌更加有力。當代美國詩人羅伯特·布萊一直關心社會和政治主題，而越南戰爭則促使他放棄了早期的表現主義手法，而采用一種更加直接、更加激越的手法來寫作抗議詩歌。

一首詩中政治和藝術圓滿結合的程度不僅取決于詩人的能力，也取決于他的寫作方法。當政治態度進入詩歌時，它可能融合于詩歌的結構，從而產生了表達個人與公眾激情的復雜混合物，例如葉芝的《1916年的復活節》。政治詩的另一個特點是語言具體、直接、明確，例如卡爾·夏皮羅的戰爭詩《轟炸的怒火》，布萊的近期作品，特別是《牙齒之母終于脫光了》(1970)，葉甫圖申科的大部分詩歌以及阿拉貢的一些詩歌。阿拉貢的《眼睛與記憶》(1954)一詩的開頭是：

向你致敬，親愛的黨，是你排除了苦難，是你使人們手挽著手成為兄弟。

除了對詩人優劣的明顯區別以外，還有一個問題：決定政治詩歌成敗的因素是什么?威廉·華茲華斯有兩首詩取得成功的程度大不相同，以此為例可以說明政治與詩歌二者之間的關系所影響的范圍。這兩首詩都是在政治的激勵之下創作的：一首是《序曲》(留待下面討論)，另一首是《1815年頌歌》。

在《1815年頌歌》中他以對上帝的頓呼表達了威靈頓將軍戰勝拿破侖在他心中所激起的民族主義熱情：

但是，在制定一個純粹的意圖時，

你最可怕的手段就是人，

——使他們堂堂列陣互相殺戮，

——是啊!你的女兒就是大屠殺。

雖然華茲華斯后來刪掉了這幾行詩句，但是其中所表現的預言式語氣和靜止的、缺乏理性的態度卻說明了詩人在寫作政治主題的詩歌時很容易落入這種陷阱。

在古希臘時代，詩人把自己看作社會上一名典型的成員，詩歌也獲得了社會地位，足以成為左右社會和政治力量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只有在這種情況下，詩歌才能成為代表公共利益和人民大眾的有力聲音。到了以后的時代，特別是在18世紀以后，詩人寫作有關公共事件的詩歌時，他所面對的聽眾可能和他沒有共同的信念，他所描寫的一系列行動和事件超出了他憑著個人經歷所能理解的范圍。像華茲華斯在寫作《1815年頌歌》時一樣，為了克服這些障礙和讀者進行交流，詩人可能選擇一些程式化的反應和信念作為寫作的內容，依靠他對激情的表現與藝術手法來吸引讀者。他所采取的公眾立場使他披上一層外衣，儼然是一位地位重要、講話可信的人物。按照一般人的政治生活觀念，詩人既然已經具備了這樣的身份和可信性，也就不需要再去探索實際的可信性了。

明顯具有這種特色的政治詩歌，有19世紀前半葉法國詩人維克多·雨果的多篇作品，以及19世紀后半葉英國詩人丁尼生、布朗寧、斯溫伯恩等人的作品。這些詩歌大多表現出一種關注公共利益的態度，采用陳詞濫調和預言式話語，借助激情表現與詩歌藝術手法，來達到說教效果。20世紀30年代的一些西方詩人以及許多前蘇聯詩人(如尼古拉·阿謝耶夫、安德烈·沃茲涅先斯基、亞歷山大·梅日諾夫等)同樣使用模糊的修辭手法和陳詞濫調。這些詩歌也同樣表現出詩人接近人民大眾、表達他們的心聲的態度;但同時也表明如果詩歌過分順應于公眾的傾向，反映公認的原則，那就可能有損于詩歌本身的品質。綜上所述，當然并不意味著詩歌與政治之間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僅是指出：不顧詩歌本身的藝術規律生硬寫出的政治詩歌是難以成功的。

要了解成功的政治詩歌需要具備什么條件，我們現在可以簡略地看看華茲華斯的《序曲》中那些關于政治與社會沖突的詩歌。這些詩歌的突出特點是呈現出完全屬于個人、卻又非常開闊的視野，在這一背景上詩人對當時的政治、經濟、處世的信條加以衡量，并對那個時代的重大事件——法國大革命——作了評價。因為華茲華斯是按照他個人的價值觀去審查政治原則和事件的，所以詩作《序曲》中的政治性章節就成功地避免了《1815年頌歌》或者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詩歌中那種靜止的或朦朧的看法，而表達了對可歌可泣經歷的敏感情懷，顯示出詩人所具有的才智。雪萊曾說：“詩人是世界的立法者，雖然無立法者的稱號”(《詩之辯護》，1821)，這里他所想到的就正是這種才智。

雪萊的意思似乎是說，就詩人能傳播最后決定人類歷史進程的思想這種意義上說，詩人能影響政治。無論寫作政治詩歌的詩人是否提出了人類的重大問題并最后給以解答，無論詩人是否具有預言未來時代人類思想的偉大力量，政治詩歌的成功取決于詩人個人洞察力對公眾問題所產生影響的大小，取決于一種超出任何具體問題或事件的眼界。

一切時代的優秀政治詩歌都顯然采用這種方式，荷馬和埃斯庫羅斯的詩歌是這樣;但丁的詩歌是這樣，他的《神曲》既是神學性的也是政治性的;莎士比亞的詩歌，特別是他的晚期政治戲劇，如《理查二世》和《科里奧拉努斯》也是這樣。彌爾頓的政治性十四行詩有時帶有教條主義的瑕疵，但是《失樂園》卻成功地把自由和暴政這樣的政治問題與這首詩歌所提出的關于人性的一些更加宏大的問題融為一體。美國浪漫主義的一個流派，可以說是尋求以詩歌方法駕馭政治激情最為成功的詩人。他們一般都能在政治詩歌中表明自己的責任、理想以及面對沖突的能力。18世紀和20世紀詩歌中的大量政治諷刺詩似乎為本身劃定了界限，因為這些政治詩歌在結尾時總試圖使讀者接受某種片面的論點。政治諷刺詩是否有力量、是否成熟，取決于詩人在抨擊某事的時候能否表達出一種感情或者一種感覺，即他所維護的是社會的和文明的價值，而不僅僅是某個事業或某個組織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看，蒲柏的政治詩歌寫得比德萊頓的政治詩歌更成功，奧登的政治詩歌寫得比阿拉貢的更成功。一般地說，當代的政治詩人，特別是那些“態度鮮明”的詩人，似乎是游移于上面舉出的華茲華斯的兩首詩所代表的兩個極端之間。像斯彭德、金斯堡、聶魯達、馬雅可夫斯基、葉甫圖申科和茲比格紐·赫爾伯特等詩人，他們創作的詩歌有時候是沒有經過想象洗煉的政治詞藻，有時候他們的詩歌卻具有非凡的力量，能夠穿透掩蓋現代政治生話的抽象迷障。

萊昂內爾·特里林說：就政治問題創作詩歌的詩人必須能夠把政治概念和詩意想象結合成一個整體;他要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達到深切關注那些超出政治領域之外的價值觀念的程度。歸根結底，政治本身還與“價值觀念那種有約束力的分配”(D·伊斯頓：《政治分析的框架》)有關;而詩人的任務就是要在具體的政治事實與政治為之服務的最終價值觀念之間進行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