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宗崩駕疑案新探

 

一 正名

乍讀本文題目，大家定以為這是一篇史學論文。本文固然從順宗時事入筆，其實，目的還在于探討若干篇描寫順宗時事的文學作品，重點是研究李賀《漢唐姬飲酒歌》的題旨，從而說明順宗李誦崩駕的前前后后及其原因，目的在以史證文，以文補史，溝通史學與文學。

二 問題的提出

唐順宗李誦是怎樣死的?
《順宗實錄》(舊題韓愈撰。張國光以為韓愈所撰之《順宗實錄》已佚，今存于韓愈集中的《順宗實錄》，乃是韋處厚所撰，誤為韓愈撰。見《文學評論叢刊》第七輯張國光《今本〈順宗實錄〉非韓愈所作辨》，其說欠妥。)是這樣記載的：
“永貞二年(按即元和元年)正月景戌朔(按《舊唐書·順宗紀》、《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七均作‘丙寅朔’，陳景云《韓集點勘》：‘按順宗之崩在正月甲申，則此月之朔，非景戌也，戌作寅為是’。當從之。)太上皇于興慶宮受朝賀。”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兩點：一，順宗受朝賀日到崩駕日，僅相去十九天;二，實錄僅言“崩”，未書原因，其他史書同此。
順宗崩駕的疑案，在史書中是找不到直接答案的，因為新舊《唐書》的《順宗紀》、《資治通鑒·唐紀》所記，大抵本于《順宗實錄》。韓愈所撰之《順宗實錄》，記及順宗朝禁中事宜，幾經修改、詳正刊去，見路隨《修定順宗實錄錯誤奏》及《舊唐書·路隨傳》。況且《順宗實錄》“未周悉”，記朝中事詳，記禁中事則略，所以，順宗死因，在《順宗實錄》里初未談及。
陳寅恪先生已經注意到李諒《續玄怪錄》與永貞時事有關系，他指出：“蓋其黨類(指閹宦)于永貞之末，脅迫順宗以擁立憲宗。”他從史書的字里行間，綜觀分析，得出這樣的結論，極是。但陳氏以為《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條，乃是假道家“兵解”之詞，以記憲宗被弒之實，(見《順宗實錄與續幽怪錄》，載《陳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館叢稿二編》)卻未為學界公認。卞孝萱同志的《劉禹錫年譜》：“憲宗元和元年正月改元，順宗卒。”附注云：“陳寅恪認為這(企按：指《續玄怪錄》卷一‘辛公平上仙’條)是影射憲宗被殺，誤。他(企按：指李諒)用傳奇表達順宗被殺的隱事，以抒其悲憤，留下珍貴的史料。”后來，章士釗先生《柳文指要》采用了卞孝萱同志的意見，于卷四《晉文公問守原議》的體要部分，確認李諒《續玄怪錄》卷一‘辛公平上仙’條，是記載順宗被弒的“幸存史跡”。
順宗被弒這一歷史疑案，真的成了“劍匣帷影”無可考索了嗎?是否除了《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條外，就沒有其他資料可以助證了嗎?筆者為此而綜采各種史料，旁及唐人文學作品，揆理而論，撰《順宗崩駕疑案新探》，證成近代學者的發見。

三 談談與順宗崩駕有密切關系的三個問題

要探討順宗死因，不能不回溯永貞時事。永貞時事極多，筆者在此先談三個與此密切相關的問題。
首先，誰是永貞政治改革運動的主導者?
封建史家都把永貞時事歸罪于王叔文其人。“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新唐書·柳宗元傳贊》)“惜乎寢疾踐祚，近習弄權。”(《舊唐書·順宗紀》附史臣韓愈言)韓愈《永貞行》也說：“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這實在是冤枉了王叔文的。平心而論，順宗李誦并不象乃父李適那樣剛愎自用，貪婪昏庸，乃是個英睿果斷、極有政治識見的君王。李誦在東宮時，已充分表現出他的政治才干來：
《順宗實錄》云：
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奸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侯顏色，輒言其不可。……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
《舊唐書·順宗紀》附“史臣韓愈曰”：
從幸奉天，賊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嘗侍宴魚藻宮，張水嬉，彩艦雕靡，宮人引舟為擢歌，絲竹間發，德宗歡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每于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
德宗晏駕后，李誦登位。他推行了許多改革弊政的有力措施，都是他當太子時早就想實施的政治主張：
《資治通鑒》卷二三七：
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
《順宗實錄》：
“(宮市之患)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
“(五坊小幾張捕鳥雀)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至于王叔文等人被信用，也是李誦在東宮時長期考察的結果。這個問題，前人述之詳矣。柳宗元《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志文》：“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八載，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先帝棄萬姓，嗣皇承大位，公居禁中，訏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銘曰：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這都是柳宗元稱贊王叔文具有輔弼良才的話。李誦對王叔文也是極為賞識，《舊唐書·韋執誼傳》記載李誦的話：“太子曰：學士知王叔文乎?彼偉才也。”劉禹錫《子劉子自傳》也說：“時有寒雋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新唐書·王叔文傳》：“王伾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即由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
順宗登位后，病喑不能語，但內外大事，還是出于他的旨意。“群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新唐書·王叔文傳》)“美人以帝旨傳忠言，忠言授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后下中書。”(《新唐書·劉貞亮傳》)《順宗實錄》載順宗任王叔文為度支鹽鐵副使時的制文云：“朕新委元臣，綜厘重務，爰求弍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為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盡管這個制文是辭臣所作的，然贊語之大旨亦當出于順宗。
由此可見，順宗李誦是永貞政治改革運動的主導者，王叔文則是許多進步政治人物中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才，順宗輔臣中的一個佼佼者。
其次，永貞政治改革運動主要打擊誰?
唐順宗即位后，針對唐德宗時代的腐敗政治，推行了許多有力的改革措施，諸如：召回被德宗貶黜的政治家，薦舉、訪擇“達于吏理，可使從政”的人才，一面安撫愿意服從中央的節度使，一面打擊有野心的藩鎮，悉罷鹽鐵使的進奉，貶斥京兆尹李實，釋放宮女和教坊女伎，禁除五坊小兒捕鳥雀等等，其中，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便是打擊宦官的勢力。擇其要者而言之：一，“詔停內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員官俸錢”。(此事未見于《順宗實錄》，載《冊府元龜》卷五○七邦記部“俸錄”)二，禁罷宮市。《順宗實錄》：“舊事宮中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官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于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名為宮市，而實奪之。”《新唐書·食貨志》：“有赍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估漿賣餅之家，皆撤肆塞門。”宮市弊政，直接受益者乃是宦官。可見，禁罷官市是打擊宦官勢力的重要措施。三，謀奪宦官兵權。《順宗實錄》：“(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檢校右仆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權，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為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為行軍司馬，專其事。”宦官專兵權，是德宗種下的禍根，順宗、叔文等深知其弊，因而果斷地采取了這個措施。王元美說：“而其所最要而最正者，用范希朝為神策行營節度使，而韓泰為司馬，奪宦官之兵權，而授之文武大臣。”(見《讀書記》卷三)王氏對此舉所作的“最要”、“最正”的評價，是極中肯綮的。
再次，永貞政治改革運動主要反對者是誰?
永貞政治改革運動觸及到宦官、藩鎮、貴族官僚集團的根本利益，因而他們瘋狂地勾結起來，先是惡毒地咒罵，繼之而來的是挾持順宗，擁立憲宗，貶斥二王，其勢洶洶。“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詆訶萬端，旁午抅扇，盡為敵仇。”(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最激烈的反對派還數宦黨。《舊唐書·王叔文傳》記載“內官俱文珍惡其(指王叔文)弄權，乃削去學士之職。”又：“初，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權為叔文所奪，中尉乃止諸鎮無以兵馬入。希朝、韓泰已至奉天，諸將不至，乃還。”改革措施時時遭到宦官的阻撓和破壞，接著，就出現了宦官們恣行脅迫順宗內禪，扶持憲宗登位的事件。這一件事，分兩步走：
第一步，七月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純勾當。
第二步，八月庚子，下詔云：“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勑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八月乙巳，皇帝即位于宣政殿。
內禪事，非出順宗自愿，乃是禁中、朝庭腐朽勢力勾結脅迫的結果，《順宗實錄》載此事云：
天下事皆專斷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為之內主，執誼行之于外。朋黨喧嘩，榮辱進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見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臯、裴垍(當為均)、嚴綬等箋表，而中官劉光奇(當為琦)、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啟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人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
這段文字，有些地方講了老實話，說明順宗內禪是宦官挾持、藩鎮脅迫的產物。有些地方，說的卻是假話，如“上固己厭倦萬機”、“惡叔文等”，掩蓋了宦官、藩鎮相互勾結、脅迫順宗的罪惡。事實上，順宗長期以來希圖改革弊政，豈能于推行新政之際“厭倦萬機”呢?順宗和王叔文等人相交十八載，情深誼長，配合默契，豈能“惡之”于一旦呢?這段史事，瞞不過后代史家的眼睛，王夫之曾為之發過議論，說：“憲宗儲位之定，雖出自鄭絪，而亦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諸內豎修奪兵之怨，以為誅逐諸人之地。”(見《讀通鑒論》卷二十五)真是一言破的。
綜上述三問題而觀之：順宗是永貞政治改革運動的主導者，革除宦官專權的弊政，是這場運動的重要目標，因此，政治改革必然遭致宦官的反對，順宗李誦必然遭到宦官的怨恨。王叔文等人是政治改革的具體執行者，固然成為宦黨的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宦官們心里很明白，王叔文等人是順宗起用的，因此，廢順宗、立憲宗，才是從根本上否定政治改革運動的重大決策。我們要研究順宗崩駕的疑案，這三個問題是必須首先弄清楚的。

四 斗爭的激化

憲宗既受宦官擁戴，即位后，自然竭力按照宦黨的要求行事，迅即打擊太上皇李誦信用過的人。首先，貶斥王叔文、王伾，憲宗《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參軍制》：“置馳驛發遣”，迫不及待地把他們兩人發送貶所。接著，貶逐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等人為遠州刺史。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起驚人的事件。今存之《順宗實錄》對于這件事，只字不提。兩《唐書》和《資治通鑒》卻記錄了這個事件的有關情況。
《舊唐書·劉澭傳》：
授秦州刺史，以普潤為理。及順宗傳位，稱太上皇，有山人羅令則詣澭言異端數百言，皆廢立之事。澭立命系之，令則又云，某之黨多矣，約以德宗山陵時，伺便而動。澭械令則送京師，杖殺之，后錄功賜其額曰保義。
《新唐書·劉澭傳》：
憲宗立。方士羅令則詣澭營妄言廢立，以動澭。命系之，辭曰：吾之黨甚眾，公無囚我，約大行梓宮發兵，無不濟。澭械送闕下，殺之，錄功，號其軍曰保義。
《資治通鑒》卷二三六：
(永貞元年)冬十月，舒王誼薨。山人羅令則自長安如普潤，矯太上皇誥，征兵于秦州刺史劉澭，且說澭以廢立。澭執送長安，并其黨杖殺之。
上述史料，比較可信。宦官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曾把涉及他們利害的大量永貞時事強行刪削，但是，刪削總不能盡凈。而那些被他們遺留下來的史料，卻為我們探求歷史真相，提供了線索。羅令則游說劉澭的史料，諸史所載，互有異同，卻又互為補充。它們明白告訴我們，在永貞元年十月時，山人羅令則到劉澭處進行游說，有五點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矯稱太上皇誥;(二)，向劉澭征兵;(三)，說廢立之事;(四)，聲稱其黨甚眾;(五)，約于李適歸葬時行動(企按：應劭《風俗通義》云：“皇帝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其時李適廟謚未定，當以《新唐書》所記為是。)這個案件表明：以順宗、王叔文為一方的要求改革政治的人物和以憲宗、宦官為一方的貴族官僚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并沒有隨著憲宗登位而緩和，也并不因貶斥兩王、劉、柳而告終。相反，斗爭還在繼續，擁護順宗的大有人在，他們還在四出活動，力圖挽救殘局。因此，這個案件既是永貞時代矛盾激化的具體表現，更是日后宦黨殘酷戕害進步人物的導火線。我們只要排出一個時間表，就可以從中窺見其秘奧。
永貞元年
十一月壬申，貶韋執誼為崖州司馬。憲宗《貶韋執誼崖州司馬制》：“朕初臨萬邦，務于宏大，每存容恕，冀有悛心，而乃不顧憲章，敢行欺罔，宜投荒服，以儆無良。”
十一月，改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程異等七人為遠州司馬。改貶的原因，見《資治通鑒》卷二三六：“朝議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輕。”
元和元年
正月，賜王叔文死。史書或云：“明年誅之”，或云“賜叔文死”。明年，即指元和元年。賜死日期，史載不明，筆者認為當在順宗崩駕之前后。
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
加重對王叔文、韋執誼、劉、柳等人的處置，是永貞元年十月羅令則案件促成的。李忠言、牛美人從此在史書上消失，當屬“某之黨多矣”而株連的。(兩人是被殺，還是遭貶斥，史書并未明言;在文學作品中，卻露出一些端倪。張國光同志在《今本〈順宗實錄〉非韓愈所作辨》一文中就認為柳宗元的《梁丘琚贊》是悼念李忠言之被殺害，可信;李賀《漢唐姬飲酒歌》借著對唐姬的贊美，似是歌頌牛美人，并暗示了她的去向，詳見下文“八”。)“矯太上皇誥”、“說廢立之事”，更是順宗遽死的原因。羅令則到秦州刺史劉澭處”說廢立之事”，約請劉澭發兵，這不僅威脅著憲宗的皇位，而且宦黨也將當作芟除的直接對象。因此，案發后，以俱文珍、劉光琦等人為代表的宦黨，在憲宗的支持下，必然采取一系列的嚴厲措施。于是，叔文命死，劉、柳等人遠斥，牛、李隔絕，李誦被幽閉在興慶宮，乃至最后被弒戮。
斗爭激化的結局，致使順宗慘遭不測。一張時間表，確實給人們以很多值得深思的啟示。

五 文學作品中的佐證(一)——李復言《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條

一手難以遮天。史書是官修的，固然可以憑借“王權”任意刪削史料，但歷史事實卻是無法改變的。宮闈雖秘，總得外傳，順宗崩駕的疑案，卻在同時代人的文學作品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用不同的方式，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來。中唐時代文人筆下涉及順宗崩駕的作品，有好幾篇，李復言的《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條，絕非孤文單證。這些文學作品，很值得我們認真加以研究。我們可以把它們和今存之史料，相互參證，互為補充，從而把那些已被宦官們刪削掉的歷史事實，或被封建史家歪曲掉的歷史真相，重新揭示出來。
陳寅恪、卞孝萱、章士釗諸人都認為李復言《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條，假傳奇以記唐代帝王被弒的事實，筆者贊同其說，不再贅述。另拈出兩點，補證此說。
(一) 李復言唯恐別人不明自己的文意，特地在行文中多次點明本文不是描寫奇誕古怪的鬼神故事，乃是表現人世間的“天子”死于非命。這些提示性的文字，分散各處，容易忽視，如果把它們集中在一起，用意十分顯明。如：
“王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測者也，辛(原為幸字，按上下文意，當為辛字)君能一觀。’”
“(臻)曰：‘固不識我，乃陰吏之迎駕者。’”
“將軍曰：‘升云之期，難違頃刻，上既命駕，何不遂行?’”
“秘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
文中一再點明這是“天子上仙”。“攀髯之泣”，用了《史記·封禪書》中的典故：“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后官從上者七十余人，龍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后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唐代詩人亦常用墮髯、號弓指帝王崩駕，如元稹《順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挽歌詞》：“號弓那獨切，曾感昔年招。”《憲宗章武孝皇帝挽歌詞》：“觸鱗曾在宥，偏哭墮髯前。”李復言作文妙在“卒章見義”，文末的“秘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畫龍點睛地說明唐宮中的這一場弒戮，是秘密地進行的，隔了一段時間，才公開發喪。
(二) 李復言即李諒，排行第六，與白居易同年中舉，極友好，常有詩歌往還。(說見卞孝萱《<續玄怪錄>作者及寫作年代探索》，載《江海學刊》總第三十二期)永貞元年三月，他受王叔文的賞識，任命為度支鹽鐵使巡官，五月，因王叔文的推薦，改任拾遺，直到元和元年春，尚在任上。卞孝萱同志引白居易詩，以為李諒于永貞元年春已任拾遺之職，時序有誤。按：王叔文于貞元二十一年(即永貞元年)三月丙戌，詔充度支鹽鐵副使，于永貞元年五月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柳宗元作《為王戶部薦李諒表》：“竊見新授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以有禮，敏而甚文，求之后來，略無其比。臣自任度支等副使，以諒為巡官，未及薦聞。至某月日，荊南奏官敕下赴本道。諒實國器，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冀它日公卿之任。”則李諒之任拾遺職，當在五月辛卯之后。然其時花事已過，白居易招“李六拾遺”至華陽觀賞花飲酒，是不可能的事。白居易于永貞元年任校書郎，直到元和元年冬調任周至縣尉以前，曾在華陽觀居住過。《自城東至以詩代書戲招李六拾遺、崔二十六先輩》：“應過唐昌玉蕊后，猶當崇敬牡丹時，暫游還憶崔先輩，欲醉先邀李拾遺。”《華陽觀桃花時招李六拾遺飲》：“華陽觀里桃花發，把酒看花心自知。”這兩首詩告訴人們：白居易于華陽觀招飲李諒，時當元和元年春，其時李諒還在京師任拾遺職。自此以后到元和六年任彭城宰以前，李諒的行蹤還不很清楚。唯《續玄怪錄》卷四“定婚店”云：“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歧，求婚必無成而畏。元和二年，將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見議者……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按照《續玄怪錄》的慣例，李諒往往于故事結尾處，記下自己的官職和行蹤，《定婚店》一文中題其店的“宋城宰”，或即李諒，這與白居易《李諒除泗州刺史……制》所云的“三宰劇縣”亦合。
從以上行蹤可以看出，李諒在永貞時代受知于王叔文，先任度支鹽鐵使巡官，后改任拾遺，直到元和元年春，尚在長安，后因坐叔文黨，出為地方官。元和二年，任宋城宰，六年，任彭城宰。在長安時期，曾風聞過順宗崩駕的消息，因而隔了一段時間(四、五年)，借用傳奇形式，在迷離恍惚的情節中，煞費苦心地把這個歷史事件記錄下來。

六 文學作品中的佐證(二)——柳宗元《晉文公問守原議》

世綵堂本《柳河東集·晉文公問守原議》題下注云：
唐自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公問守原于寺人尤甚。公此議雖曰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者之禍。逮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公之先見至是驗矣。
這段注文，鉤玄提要，確是道出了柳宗元《晉文公問守原議》的題旨。至于“公之先見至是驗矣”一語，卻很不的當。柳宗元這篇文章，寫于被竄逐南隅之后;他卒于元和十四年，當然是見不到陳弘志作亂事。《晉文公問守原議》并不是預言性的言論，乃是追言德宗、憲宗過失的文字，寓意深遠：
柳宗元云：“不宜謀及媟近”，意在追責德宗、憲宗謀及蝶近、委政宦官的政治錯誤。
柳宗元云：晉文公的行動，影響到后代，致使漢代出現“弘石得以殺望之”，意在追數德宗、憲宗寵信宦官的錯誤。永貞時，宦官領神策兵，掌軍權，釀成王叔文被殺、韋執誼被貶的惡果，這與“弘石得以殺望之”有什么兩樣呢?王鳴盛說過：“假令叔文計得行，則左右神策所統之內外八鎮兵自屬于六軍，天子可自命將帥，而宰相得以調度，亂何由生邪?”(見《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王氏的推想和柳文的用意，是一脈相承的，都指出宦官之亂的根源在于君王的縱容。
柳宗元云：“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這是文章結尾的兩句話，很不好理解。《春秋》許、趙之義，究竟是什么?章士劍《柳文指要》卷四云：“義猶有進，《左傳》宣公二年，趙穿弒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盾，宣子名也。”“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實。之二事者，皆赫然弒逆案也。”章氏并沒有對《春秋》原義加以探究，僅引述《左傳》的文字，直接指稱這二件事為逆案，并由此而涉想到永貞逆案，這顯然是誤解了《春秋》原義，誤解了柳宗元文意的。按《春秋》曰：“(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又云：“(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孔穎達疏曰：“經書趙盾弒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于例，此弒宜稱君也。弒非趙盾，而經不變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許止身為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弒。二者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為教之遠防也。”由此可知，《春秋》記趙盾、許世子止弒其君二事，并非“赫然弒逆案”;《春秋》許、趙之義，乃是良史秉筆直書，以深責執政之臣，垂教化于后世。那么，柳宗元為什么要在本文結尾提到這二件事呢?世彩堂本《柳河東集》的注者，固然看到宦官作亂的一面，但是，他們并不理解《春秋》許、趙之義，也未懂得柳宗元寫作本文時運用《春秋》大義的意圖。其實，柳宗元在這里反用了《春秋》許、趙之義，隱而不露地揭示中唐時代缺乏“良史”，沒有人敢于把永貞時代“君不君”、“臣不臣”的逆亂事件秉筆直書在史冊中。而造成“弒君”逆亂事件的主兇，恰恰正是那些“媟近”者，為此，柳宗元要在《晉文公問守原議》一文的結尾，著明“晉君之罪”，亦即著明釀成宦者之禍的唐德宗、憲宗的罪過。柳宗元于永貞時，參與樞機，親躬密近，后來雖遭貶斥，與友朋還時有往還，因此對宮禁秘事，時有所聞。然而憲宗登基，宦官專權，天下鉗口，柳宗元不能明言，因而藉《春秋》大義，痛心疾首地點出永貞時臣弒君、子弒父的現實，慨嘆“良史”之不存。

七 文學作品中的佐證(三)——劉禹錫《子劉子自傳》

劉禹錫遭貶以后，為避免政敵的讒毀，語多諱避。他在七十一歲時，多病，因自為銘傳，略述平生歷履出處，云：“東宮即皇帝位。是時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能召對。宮掖事秘，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于是叔文首貶渝州，后命終死。”臨近絕命，他可以說說心里話，因此，《子劉子自傳》一文，記事近真，評騭公允，是我們研究永貞時事的寶貴資料。
前人對于“宮掖事秘”這段文字，往往著眼于“內禪”事，但詳按史書，可知劉禹錫運用“建桓立順”的歷史事件是有深意的。
《后漢書·梁冀傳》：
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
《后漢書·質帝紀》：
(本初元年)閏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弒，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歲。
“建桓”即指此，“生殺予奪”之權，操之于外戚梁冀之手。
《后漢書·順帝紀》 ：
(延光四年)十一月丁巳，京師及十六郡國地震。是夜，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于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年十一。
“立順”即指此，廢立之權，全由宦官操縱。
綜觀這二個歷史事件，包含著這樣幾種意義：一，弄權者任意廢立皇帝;二，弒前帝，立后帝，三，弄權者為宦官和貴戚集團。“建桓立順”既然出于陰謀和暴力，可見劉禹錫運用這個歷史典故，就暗示著所謂的順宗“內禪”事件的背后有陰謀。這一場陰謀，既包括宦官勾結貴族官僚集團脅迫順宗內禪，也包括這些人弒戮順宗的事實，否則，劉禹錫運用這個歷史典故就很不確切。聯系上下文意看，劉禹錫是把“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和“于是叔文首貶渝州，后命終死”，當作因果關系來表現的，說明王叔文“首貶渝州”是脅迫順宗內禪的結果，王叔文“后命終死”是和順宗被害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劉禹錫的《子劉子自傳》，也為我們探索順宗崩駕疑案提供了重要線索。

八 文學作品中的佐證(四)——李賀《漢唐姬飲酒歌》

李長吉歌詩中，有一首《漢唐姬飲酒歌》頗費解。我們如果把它和順宗崩駕疑案聯系起來考察，則《漢唐姬飲酒歌》一詩的題旨，可以迎刃而解;同時，又可以為疑案之平質提供佐證。
《漢唐姬飲酒歌》詠漢代董卓廢弒少帝的故事。李賀決非僅僅在發思古之幽情，實際上是他借作詩以攄寫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產生的憤懣感情。詳考李賀一生，僅歷二帝崩駕。德宗于貞元二十一年病逝，史有明文;順宗于元和元年正月突然“崩駕”，死因不明。上文，我們已經根據今存之史料、近代學者的研究成果，推斷出順宗死于非命。那末，李賀《漢唐姬飲酒歌》一詩，也正好為我們提供順宗崩駕的證據，盡管這種佐證是通過詩歌藝術形象表現出來的。試看：
“御服沾霜露，天衢長蓁棘。”
這兩句詩，用的是漢代伍被諫淮南王的話：“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見《漢書、伍被傳》)御服沾露，喻帝位已失;天衢長棘，喻國是多艱。李賀時代，只有唐順宗在群兇脅迫下進行“內禪”，被幽居在興慶宮咸寧殿時，才過著這種“御服沾霜露，天衢長蓁棘”的生活。

仗劍明秋水，兇威屢脅逼。
強梟噬母心，犇厲索人魄。

這是一幅董卓、李儒威逼、殺害漢少帝的圖畫。然而，這里有一個問題不好解釋。按《說文解字》：“梟，不孝鳥是也。”張華《禽經注》：“梟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啄母目翔去也。”董卓、李儒威逼少帝，用“犇厲索人魄”形容之，很恰當;然而用“強梟噬母心”表現董、李的罪行，卻不合情理。筆者往日讀長吉詩至此，曾記下“必別有所指”的話。所指為何?只得付諸闕如，存疑俟考。現在，聯系永貞時事，重讀此詩時，才恍然大悟。李賀在詩里，確是借詠董卓廢弒少帝事，喻指當代生活。四句詩，分明是一幅憲宗、宦官和貴族官僚集團勾結起來威逼、殺害順宗的圖畫。作如是觀，《漢唐姬飲酒歌》的詩意，就豁然貫通。正因為憲宗李純有負于人子之情，很怕人觸及他的隱私。《舊唐書·崔群傳》載：“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加孝德二字。群曰：‘有睿圣則孝德在其中矣。’竟為鎛所構，憲宗不樂，出為湖南觀察都團練使。”將這段史料和李賀詩“強梟噬母心，犇厲索人魄”共讀，難道還不能悟出一些道理來嗎?

“金隱秋塵姿，無人為帶飾。
玉堂歌聲寢，芳林煙樹隔。”
“妾身晝團團，君魂夜寂寂。
蛾眉自覺長，頸粉誰憐白?”

這一位被喻作“唐姬”的女子是誰?她就是唐順宗即位后進行政治改革的得力助手牛美人。
《新唐書·鄭絪傳》：
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絪草立太子詔，絪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頷乃定。
《新唐書·劉貞亮傳》：
會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后下中書。
李肇《國史補》：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
這個女子后來命運如何?史載不明。根據永貞時斗爭激化的政治形勢推測，她在順宗被幽閉、殺害以后，失去政治上的倚托，宦黨一定不會放過她，定象王叔文等歷史人物一樣，遭罹厄難。李賀通過歷史典故，塑造了唐姬的藝術形象，表達了詩人對牛美人這個歷史人物的同情和贊頌。

九 結語

探討反映順宗時事的文學作品的意義，在于闡明這些作品的題旨、作者的用意和匠心，為順宗崩駕質疑提供線索，證成李誦死于非命的觀點。而探討順宗崩駕疑案的史學意義，在于深入揭示唐代宦官之禍的嚴重性。歷代史家都以為唐代帝王之廢立，受制于宦官，當始于穆宗。《新唐書·僖宗紀贊》首創其說，云：“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司馬光說得更為具體：“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歷狎暱群小，劉克明與蘇佐明為叛。其后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晦為之魁杰，至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見《資治通鑒》卷二六三)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采取此說，云：“宦官自從殺唐憲宗、立唐穆宗以后，對皇帝有廢立和生殺的權力。”撥開順宗崩駕的迷霧，可見唐代宦官對皇帝有廢置之權，早從廢弒順宗、翊戴憲宗就開始了的，種下這種惡果的人，當然是唐德宗。宦官握兵權，干預朝政，勾結地方藩鎮，這正是中唐以后政治濁亂、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永貞時代政治改革慘遭失敗，進步政治人物慘遭貶謫、殺戮，順宗的突然崩駕等一系列歷史事件，無一例外，都是由宦官專權所直接造成的。